张红:《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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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与人格尊严直接相关,对其的限制应采取法律保留原则,仅狭义的法律才能对其限制作出规定,防止行政机关过多限制人格权。法律明确人格权的限制可直接指导民事主体的行为,给予明确预期。合理使用制度属于权利限制中的一种,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9条规定了人格权合理使用制度,第1020条细化了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规则。

   合理使用制度发轫于著作权法,指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对他人的著作权加以使用,无须取得权利人的同意,也无须支付报酬。该制度属于对权利的限制。所有权利都有所限制,不存在无限制的权利。独创性作品之创作是以作者所处时代及其之前的文化财富为基础,作者不可避免地接触既有文化资源展开创作,本身即具有天然合理性及正当性,而创作之产出亦可丰富文化资源,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即“接近”以“激励”。若无合理使用制度,学术研究对现有成果的引用将耗费巨大的征询成本,阻碍文化发展,直接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行为本来就包含着对人格权的合理使用,如在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或其他艺术作品中使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仅仅是简单的引用,那么被告可援引“合理使用”作为抗辩。同著作权一样,人格权亦受一定限制。人格权的范围如果过度扩张将会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个人合法权益,限制他人行为自由。只有社会公共利益才可以成为民法中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根据[33](P113)。《民法典》第999条直言合理使用行为的目标在于公共利益。

   具体而言,限制人格权之“公共利益”的理由在于合理使用中可类型化为社会交往的必要性需要以及言论自由的需要。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共同构成人格的同一性。在权利人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人格标识不可避免地被使用,其特性和功能决定了必须为其他社会成员所用,以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他人禁止呼人姓名,或必经本人同意方能称呼,这是难以想象的[34](P13)。此外,自社会成本而言,凡有涉及他人人格标识使用都必须经本人同意,社会运转成本将无比巨大,效率极其低下。是故,权利人之外的民事主体有使用人格标识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反映的是权利人专有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平衡。对于人格权限制的正当性系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

   据《民法典》第999条的规定,合理使用行为应是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言论自由为《宪法》第35条确认的基本权利,具有个人实现自我、沟通意见、促进民主政治、实现多元意见等多重功能。广义上的言论自由是综合性权利体系,包含新闻、出版、著作等形式。在我国,宪法并非直接的裁判依据,民法上的言论保护常表现为人格权侵权诉讼中被告的抗辩事由。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具体体现,包括报道事实和公正评论。新闻的及时报道和传播保障社会主体充分知晓信息,进而展开社会实践,促进社会进步。舆论监督亦有关言论自由,同时还是监督公权力的有效方式。人格权在宪法上对应人格尊严之基本权利,与言论自由同属基本权利范畴,两者的冲突是基本权利冲突[35](P109-110)。法律的倾斜保护绝非固定僵化的,在《民法典》第999条、第1020条所规定的情形中,言论自由得到优先保护。换言之,若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超出合理界限,滑向失当的新闻报道或非正当舆论监督,就不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就构成侵权行为。就此而言,必须是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若该行为非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目的,则不能构成合理使用。若基于商业目的的使用,则不能构成合理使用[36](P281)。具体行为要求上,“合理使用”一词本意包含行为程度的合理性,即在必要的范围内使用他人的姓名、肖像等,如《民法典》第1020条第1项规定: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使用他人已公开肖像的,必须限定在必要范围内。此外,部分合理使用行为应劣后实施,如《民法典》第1020条第2项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使用他人肖像,应是“不可避免地”。这就是说,新闻报道若有其他呈现方式来达到新闻报道目的,应采取其他方式。

   就合理使用对象而言,《民法典》第999条所列均为人格标识,并有“等”之兜底。依循同类解释,精神性人格要素应是合理使用的对象。物质性人格要素在社会实践中没有被人使用的必要性,也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言论自由需要无关,且其事关人之生存,对其限制最为严格,故非合理使用对象。

   (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近现代合同法又称“交易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安排的载体,承载合同当事人对将来合同履行后利益结构的期待。侵权法保护所有固有利益,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由此推论,侵权责任中的损害不包括纯粹的经济损失,而违约责任中损害不包括精神损害。但不无疑问的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分别因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而生,而损害系法律保护权益所遭受之不利,二者分属行为与后果的范畴。传统理论之所以认定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所覆盖的“损害”有所限制,不过是通常情况归纳之结果。但“侵权、合同这些范畴只不过是一种便利的、能将那些在受保护利益和制裁行为和制裁措施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诉因集中在一起的阐释性工具”,他们不应被赋予任何处置性的意义[37](P225)。故侵权责任并不全然排除纯粹的经济损失,违约责任也非不可容纳精神损害赔偿。

   但自司法实践层面来看,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8期),还是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就客运合同纠纷案件中,对无过错承运人如何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请示的答复》及201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都一以贯之地否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虽然《民法典》第99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本条表述并未直接表明受损害方可在违约责任中一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可能延续之前的做法,即受损害方可另行提起侵权之诉[38](P58)。

   民法以人为名,在现代社会着重强调对人本身的保护,民事主体财产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亦应得到周全的保护。精神利益不同于财产利益,不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安排,而是满足自然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集合,如生命、身体和尊严等。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人身权益遭受不法侵害而使精神利益严重受损。人格权益关乎人格利益的存在与完整,相对其他财产权益而言,它是最重要和首位的权益。人格权益受到侵害,意味着人之完整性和人格的自由与尊严遭受侵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进而产生非财产损害。人格权益受到侵害与非财产损害的发生存在必然性。因此,世界各国均将非财产损害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首要客体,精神损害赔偿在20世纪急剧发展,不仅使人格权获得了极大的充实,而且为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提供了充分的抚慰。违约行为是行为的下位概念,精神损害是损害的一种,存有违约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可能,如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委托保管的骨灰盒未尽注意义务导致委托人父母的骨灰毁损灭失,造成委托人内心巨大的痛苦。本着“有损害必有救济”的理念,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有获赔偿的正当性。绝对地将精神损害赔偿从违约责任中排除可能已在现实中造成了不正义:实践中曾有案例,受损害人接受医疗服务时因违约方的过错导致自己遭受人身损害,甚至通过鉴定等方式证明违约方的过错,在构成要件上符合侵权责任更为严苛的条件,但仅因诉由选择不同而使精神损害无法获赔(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申字第0259号民事裁定书;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法院[2015]五民初字第3173号民事判决书),民众恐怕难以掌握另案提起侵权之诉的操作。既已认肯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可通过另案起诉获得救济,不必再在程序上徒增一次诉讼,形成讼累而浪费各方资源。

   除必要性外,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还具有正当性,并不会产生有违可预见性规则、增加交易成本的担心。首先,合同完全可能嵌入精神利益并导致精神损害。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常见的协商工具,交易内容和目的有赖当事人的约定,因而并不限于财产色彩。如果说涉及精神目的的合同,如婚庆服务、旅游合同,交易相对人不过是提供满足精神利益的“物品”而非精神利益本身的话,那么对此类合同履行的理解同样可解读为“物品不过是承载精神利益的躯壳而已”。此类合同目的为精神上的满足系双方默认的共识,甚至有社会普遍共识,抛却这些精神目的,合同便丧失存在意义。其次,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符合可预见性。合同当事人在订约前难以预料到精神损害的发生,且精神损害的计算困难,如此便可能破坏当事人的预期,不利于交易的达成。但可预见标准客观化后,即以一个抽象的“理性人”“常人”“善良家父”等客观标准进行判断[39](P796)。这与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判断的主流观点——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基本一致,只是描述角度不同,判断基础应是相同的。因果关系相当性与可预见标准只是从客观角度和主观角度描述,当可预见标准客观化,它们便发生了重合。可预见性是从一般理性人视角观察某种违约行为是否通常、很可能的造成某种损害。就此,典型以精神享受、安宁为合同目的的特殊服务合同包含共同认可的精神性目的,合同中权利义务已确定且相对人已然知晓,债权人对给付之权利类似于人格权,违约可能导致合同的精神目的无法实现,产生精神损害。此外,人身损害通常也会引起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即精神损害。当合同负有维护、增进对方人身权的义务,债务人即应预见其违约可能造成人身伤亡并产生精神损害。最后,不属于典型为精神目的的合同也可能承载精神利益,但必须能为合同相对方清晰知晓,蕴含的人格利益保护目的应当固定在合同中。如冲印仅存的一张与已故亲人的合影,若无特别说明,相对人只会将此作为普通照片理解,无法预料精神损害的可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似乎常出现在某几类合同中,但并不代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例外,无精神损害风险的合同自然不会有这个问题。

   理论不能脱离实际,更不可无视实定法规范。《民法典》第179条之民事责任“工具箱”中有“赔偿损失”的责任承担方式,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可适用于合同领域。《民法典》第186条表明合同保护人身权益,而精神损害赔偿是保护人身权益不可或缺的方式。对于《民法典》第996条,有理由也应当理解为,受害人选择违约责任不影响其直接在违约责任中请求对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最后,侵权责任编作为保护民事权益的兜底性规范群,关注损害后果的救济,在其他责任规范不足时可提供参照。该编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是精神损害,不论是侵权行为还是违约行为所致,赔偿的内容不会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了身份权的保护准用人格权保护的规则,故因违约侵害身份权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同样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传统民法以物权、债权等非人身权为核心构建民法典体系。人的保护观念随着社会变迁以及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愈发得到重视[40](P17)。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已是发展趋势。德国法以诚信原则为基础派生出非财产性利益的保护义务,最终对违约损害赔偿予以肯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争议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损害概念的未一般化,将损害计算方法与损害概念本身混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一般化,并且这种一般化实质上是一种理念的转变,并不会导致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泛滥,而是拓展了我国损害赔偿法的新空间。《民法典》第996条通过立法首次明确违约损害人格权益的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弥补了受害人原先必须放弃主张合同之诉的种种实益,如举证责任和时效上的便利,而必须通过侵权之诉保障自身权益的不足,实则贯彻了“无救济则无权利”理念,加强了对人格权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现出人文关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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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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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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