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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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  
1997年) 。

   34 范铜:《布经》, 第110页。

   35 范铜:《布经》, 第102页。

   36 范铜:《布经》, 第106、107页。

   37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63页。

   38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80页。

   39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81—82页。

   40 有关明清“把持行市”律例的演变, 可参见拙文《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 (台湾大学历史系编《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湾大学历史系, 1998年, 第291—334页) 。直至清末, 苏州仍有“把持行市”律例的商业争讼个案, 可参见朱英《苏州商会的司法职能与影响——个案分析之三》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第379—391页;马敏《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 (《马敏自选集》,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281—303页;邱澎生《禁止把持与保护专利:试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苏州金箔业讼案》 (《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 。

   41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81—82页。

   42 Fu-Mei Chang Chen (陈张富美) , On Analogy in Ch'ing Law.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30(1970) , pp.223—224.邱澎生:《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 收入熊秉真编《让证据说话——中国篇》 ( (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 2001年) 第135—198页。现代法学著述常将“类推”称为“类推适用”, 其作为法律推理的基本特色, 在于“相类似者, 应为相同之处理” (王泽鉴:《举重明轻、衡平原则与类推适用》,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8册, (台北) 自印本, 1996年, 第68页) , 它是以“类似性” (likeness) 作为法律推理时藉以比附援引的基础, 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由个别到个别”的推理方式, 既非“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 也非“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 (王文字:《论类推适用与法律解释》, 《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 2000年, 第280—281页;吴家麟:《法律逻辑学》, (台北) 五南图书公司, 1993年, 第263—265页) 。

   43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第84—85页。

   44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第86页。

   45 清代律、例体系的一般性修法程序与制度演变, 详情可见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 。至于经济事务的律例体系变动, 则可参考经君健《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46 明清苏松地区开设棉布店或字号的商人, 许多都原籍徽州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第192—193页) , 而徽州商人在明清时代则又是以集体打官司出名, 王士性在晚明即已观察到“ (休歙) 商贾在外, 遇乡里之讼, 不啻身尝之, 醵金出死力, 则又以众帮众, 无非亦为己身地也”, 参见《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卷2 (周振鹤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校本, 1993年) 第276页。徽商不畏诉讼甚至主动透过诉讼争取权益的习惯至清代依然, 可见卞利《论明清徽商的法制观念》 (《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另一方面, 明清以来苏州司法诉讼过程也成为“讼师、打行 (或称打降) ”活跃的场域 (如乾隆《元和县志》卷10所载:“吴中有三大蠹, 一为讼师, 民间凡有狱讼, 出为谋主……一为奸胥……一为打降, 言威胁人使降也, 凡两造讦讼, 对薄乍毕, ■伺伏狙击”) 。讼师、打行两类人物都能成为字号商人与踹匠雇请利用的诉讼资源。苏州讼师活跃情形, 可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 (王亚新译, 收入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法律出版社, 1998年, 第406页) 。苏州打行情形, 则见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都市“无赖”社会关系——打行脚行》 (《史学杂志》1981年第11期) , 郝秉键《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 (《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47 关于清代前中期苏州踹布业、丝织业、染纸业、印书业等手工业工人的19次罢工事件, 有简表可供参照 (许涤新、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719页) 。

   48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63—65页。

   49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68—69页。

   50 如乾隆二年 (1737年) 十月苏州城内即发生所谓“踹匠王言亨等妄控店商赵信义等不遵旧例, 扣克工价”讼案, 该案是踹匠王言亨等人直接“越诉”向总督衙署提出诉讼;而同年二月间, 则先有踹匠殷裕公等人“以米价昂贵”向布政使司陈情, 要求官府出面命令字号商人提高工价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74页) 。

   51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74、75页。而如乾隆六十年 (1795年) 的苏州踹匠罢工, 几位鼓动“停工观望”的为首踹匠, 即被“县主拘拿”。同上书, 第78—79页。

   52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75页。

   53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79页。

   54 这场辩论基本上是由下文所引发:S.A. Marglin, What Do Bosses do?Review of RadicalPolitical Economy, no.6 (1974) and no.7 (1975) 。该文后来收入A. Gorz (ed.) ,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ssocks:Harvester Press, 1976。对此辩论的简要介绍, 可见Joe Mokyr, Editor'sIntroduction: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JoelMokyr (ed.) ,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3, pp.110—118。

   55 Francesca Bray (白馥兰) 由对明清家庭纺织工业的研究经验, 提醒大家重视近代欧洲工厂制发展的特殊性:“近代社会科学所建构的各种理性考量, 如同现代科技的设计一般, 其实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近代西方人假想了一套可用来满足消费数量扩增的偏好模式, 将生产规模由小变大视为进步, 预设了一套所谓的笛卡儿式 (Cartesian) 身、心分离思考习惯, 以及来自道德经验的特殊美学观念” (Towards aCritical History of Non-Western Technology.In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eds.) ,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p.207) 。

   56 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英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殊”, 并非必然导向某种欧洲文明“独特性”甚或是“优越性”的论证方式, 有些欧洲史家对其中问题已有如下反省:“史家必需扬弃那种旧有研究习惯, 那种习惯总是致力找寻独存于欧洲的特殊因子, 以为那些特殊因子使我们欧洲文明变得与其他文明在本质上不同, 甚至于优于其他文明, 诸如所谓欧洲思考方式中的独特理性、基督教传统等等远源于类似罗马财产法以来的欧洲古典遗产”。而之所以必需扬弃旧有研究习惯的关键, 不仅在于以“欧洲”对比其他地区文明的习惯, 本来即是17世纪以后欧洲知识分子特殊意识形态陆续作用的结果;也在于:“就目前所知, 凡属那些导致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其他种种相关的操作手法 (modus operandi) , 没有什么是真正独属‘欧洲’或是‘西方’的” (Eric Hobsbawm, 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Idem (ed.) , On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225—227) 。因此, 即使17世纪以后欧洲历史确有其特殊性, 但对Hobsbawn而言, 那绝非是“优越”与否的问题。然而, 言者谆谆, 在可见的未来, 种种试图论证“欧洲”文明优越性以及刻意以中国为“反面教材”的做法, 仍不会停息。

   57 (1)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李伯重、连玲玲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56-57页。

   58 (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第37-38页。

   59 (3) 另可参考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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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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