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8 19: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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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  
保护棉布商人的牌记商标。第二, 商人直接提及棉布商标案件已是“著有成案”。

   商人陈情状词中所谓的“成案”, 在当时司法体系中具有何种法律效力?当时职司审判官员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成案”?在总督、巡抚将该陈情案转发所属江苏布政使后, 该名布政使司查核处理后, 即对松江知府下达如下公文:

   本司查, 看得, 苏松等郡布业甚繁, 但货有精粗、长短之不齐, 惟各立字号以分别。故从前盛行之字号, 可以租价、顶售……乃有射利之徒, 并不自立字号, 觊觎他人字号盛行之时, 或以字音相同, 或以音同字异, 窃冒垄断, 以伪乱真, 起衅生非, 病累商民。是以顺治十六年间, 及康熙四十二年, 有假冒“三阳”……先后碑禁。今经三十余载, 日久禁弛。45

   这份公文有三个重要意义: (1) 棉布牌记商标在市场上的“租价、顶售”等经济行为, 已被政府公文书正式提及, 从而在司法体系中得到若干程度的“承认”。 (2) 地方政府对保护商标的实际做法也更趋细节:无论是“字音相同、音同字异”, 一律被司法审判实务视为是“窃冒垄断”。 (3) 这份公文证明这位江苏布政使司确实将顺治十六年 (1659年) 、康熙四十二年 (1703年) 两次假冒棉布商标讼案, 列为具有司法审判法律效力的“参考前案”。史料有阙, 限制我们对当时地方政府执行棉布牌记“立案制度”细节的认识, 但由这份乾隆元年松江府署所立碑文等现存史料看来, 苏、松地方长官在保护棉布商标过程中所累积的司法审判实务经验, 特别是相关“立案”制度的发展, 总是有利于棉布字号放料制生产的法律制度调整。

   特别是如李伯重指出商标牌记对棉布字号所起的“质检验收”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政府法律制度在商标“立案”等方面所做的调整, 以司法审判实务予以有效支撑, 则棉布放料制生产的发展必定困难更多。尽管清代前期棉布放料制生产对法律制度的冲击, 并未进入中央政府“每五年一小修, 每十年一大修”的《大清律例》法律条文中46, 然而, 透过“立案”等相关制度的建立, 以及部分司法官员在字号、踹坊讼案中表现的结合既有禁止“把持行市”律文与“类推”法律解释, 苏州棉布放料制生产仍然得到较好的产权保障, 并能有效降低长期契约所引发的交易成本问题。

   以上都可谓是政府对棉布“放料制生产”所提供的法律奥援, 也都透过法律制度的调整来进行。但是, 这些法律制度的调整, 其实并未表现在有利于集中更多劳动力一块工作的“工厂制生产”方面。当棉布字号在降低长期契约的执行成本过程中, 其实存在一些可能无法突破的限制, 特别是在产品监督问题上。尽管商人可以通过更撤换不适任踹坊、染坊等签约对象以及按件计酬等方式, 来确保工匠工作的积极性, 但是, 踹坊、染坊等加工工作场所的分散, 仍然增添了棉布字号商人在生产过程中有关“监督”部分的“执行成本”, 如何监督踹坊、染坊工人努力工作?诸如踹坊“领布积压、不能克期交号、灰黯不能行销”, 甚至偷窃或假称天灾人祸损失商人预发原料等问题。使用“按件计酬”方式激励工匠按时交货, 其有效性的关键前提是:工匠难以将原料或制成品私下转卖别人;使用换约方式撤除不适任工匠的关键前提是:换约所费的金钱与时间损失不能过高。

   工匠是否真的难以私下转卖棉布原料或制成品?这当然需要更多实证研究, 然而, 由前引假冒棉布商标讼案的例证看来, 各种棉布商人之间的商业竞争其实是很激烈的。政府对商标的保障固然增加了假冒牌记商人的风险, 但是, 这总是保护程度的多寡问题, 而不可能是禁绝任何假冒事件, 更不用说是其他不直接涉及假冒牌记棉布商人, 当然也都成为工匠可以私下转卖的对象。至于换约的金钱与时间损失, 前引字号与踹坊间的“择踹”争讼, 我已点出, 尽管现有案例的判决结果显示政府对字号商人契约自由的支持, 然而, 其中潜藏的禁止“把持”与保护“生计”两种“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 仍是踹坊可以在换约过程中据以抗争的“法理”基础。就算是字号商人可以诉讼成功, 这里面仍然涉及无论合法、非法或是介于灰色地带的各种司法较劲47, 这些司法较劲, 不仅考验字号、踹坊的诉讼能力, 也考验官员对字号换约自由的支持程度。合而论之, 尽管政府在法律制度调整方面已能大致提供对棉布放料制生产的合法保障, 但是, 若真出现偷卖、违约的工匠, 字号商人仍有不少具体的诉讼问题要克服。在这个层面, 与其靠“法律制度”解决, 何不靠“产业组织”解决?因此, 从理论上看, “工厂制生产”确是从“产业组织”改变以降低监督“执行成本”的重要选项, 然而, 何以清代前期苏州“放料制生产”并不往这方面演变?

   我认为, 这里其实涉及当时法律制度调整上的一种“限制”, 其关键在于政府法律如何处理“工厂制生产”在改造产业组织方面所需要的“集中生产”问题。可以这么说, 由清代前期政府处理踹匠罢工事件看来, 无法清楚划分罢工事件中的“责任归属”问题, 此点将会严重制约商人转向“工厂制生产”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

   由康熙到道光年间, 苏州四类产业至少发生19次工匠罢工事件, 48棉布加工业中的踹布业即占了10次, 是苏州发生罢工事件频率最高、规模最大的行业。以康熙三十九年 (1700年) 四月苏州踹匠大罢工为例, 罢工发起人被布号老板骂为“流棍”, 但这些“流棍”却对工人很有影响力:“流棍之令一出, 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 抄打竟无虚日, 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 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 比诸昔年尤甚。商民受害, 将及一载”。这次棉布字号与踹匠工人冲突事件, 也以司法判决暂告结束, 政府不仅为67家布号商人判决禁止踹匠随意罢工, 规定踹匠的“工价伙食, 悉照旧议, 不许包头多克 (克) ”;更对踹坊实施保甲法, “将包头编甲, 责其互相稽察”, 并于踹坊包头中选择“老成者, 充任坊长”, “一家有事, 九家连坐”, 对于各踹坊雇用的踹匠, 则“设循环簿, 着令登填何处籍贯、何人保引、何日进坊、何日出坊, 分列旧管、新收、开除三页。每逢朔望, 必与坊长倒换”。同时, 因为顾虑“踹匠伙而强, 包头寡而弱, 若尽责包头, 势难弹压”, 于是更仿照松江府已经采行的政府协助弹压办法, “委文、武弁员专董”, 由“城守营与典史, 互相稽查”。49试想, 若是担任“坊长”连带保证踹坊工匠不致罢工的包头, 换做了布号商人, 那种法律责任会有多大!

   为了缓和罢工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 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 更由苏州知县公布《踹匠条约》, 将踹匠的日常作息, 纳入保甲连坐与驻防军队的管理:不仅在踹坊附近“多拨兵校巡察, 如有酗酒、奸盗等事, 指名报官严究”, 更规定:“踹匠五人连环互保, 取结册报, 一人犯事, 四人同罪, 日则做工, 夜则关闭在坊。如有拐布盗逃、赌博行奸、斗殴、聚众插盟、停工科敛、闲闯花鼓、纠众不法者, 坊长报明包头, 会同甲长, 填簿交坊总, 申明拿究。如有徇隐发觉, 互结保人、本坊坊长, 一体同罪”。50表面上看, 政府可谓是站在商人立场间接帮助管理 (或“镇压”) 踹匠, 但由后来实际发展看, 踹匠则找到突破封锁的有效管道, 使政府保甲与“军管”措施难以奏效, 这可证诸日后乾隆年间至少5次的踹匠罢工与联名控告字号商人。51

   由现有讼案记录看来, 政府在处理字号商人和踹匠间的工资争议时, 尽管可以用“流棍敛钱肥己, 久居局外”等各种恶名诬害, 甚或是未审先抓强制手段, 对付那些倡率罢工与讼案的踹匠。52但是一旦事件闹大, 政府官员绝不敢公然做成独厚商人利益的判决, 至少要在表面上做到公平调停的立场, 最常见的情形即是将提起讼案或倡议罢工的踹匠“枷责递回各原籍, 严行管束”, 然后再由政府介入调高工价或是改善工资发放方式;最典型的判决书则如:“每布千匹, 加贴银二钱四分, 既符向例, 又于众匠中暗寓加增, 使沾实惠”53;或是在判决书中添入:“各商不得轻平短色, 踹匠亦不得再有停工观望”54, 这些都是展示政府“公平”调停的模样。

   由常理推测当时字号与踹匠争议与诉讼过程, 商人多半都会暗中打点或贿赂各级官员;但事件闹大后, 承审官员总是要维持表面的公平调停。然而, 这种法律执行方式却势必使字号商人添增很多不确定的经商风险。当时司法体系的确受到放料制生产下罢工与劳资讼案加剧的冲击, 尽管商人可私下利用的诉讼手段不少, 但在公开的法律判决书上, 商人从来不能借助诸如“发展实业、促进经济成长”之类的“公共利益”相关口号, 得到司法体系镇压工匠的公开承诺与帮助。因此, 由这方面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看, 商人在罢工事件中的法律责任其实一直很难被清楚划开, 只要事件闹大, 扰乱地方治安, 连带威胁地方官仕途时, 则较富资产的商人总会被要求“息事宁人, 花钱了事”;更何况罢工事件本来就难免因为商人在工资发放过程中引人争议, 或是不能顾全物价波动下劳工生活问题而引爆。因此无论对错是非, 只要发生罢工事件, 从事放料制生产的商人确实很难在政府处理罢工过程中逃避法律甚或是政治责任, 更不用说那些随之而来不肖胥吏、闲杂人等的借机勒索。

   政府对新兴棉布加工业的政策其实有不同面向, 一方面协助棉布商人解决包含契约、商标在内的各类经营问题, 另一方面则要维护因为劳工聚集而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 棉布字号商人维持放料生产, 不由自己出面召募工匠集中生产, 其实等于是将这种法律责任交给踹坊, 把包头当做“白手套”一般, 这种好处绝对比在当时进行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大的多, 相较之下, 放料制生产造成的品质监督困难与执行成本支出, 其实可能微不足道。放料制生产尚且如此, 工厂制生产要聚集更多劳工一处生产, 商人老板将更难划清法律与政治责任。法律体系既然无法明确划分罢工事件中的商人责任归属问题, 势必影响“工厂制生产”出现。

   李伯重分析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 强调燃料、动力、场房建材等成本相对高昂, 固然有其道理;但其实“法律制度”的调整方式也是其中重要因素。政府对苏州棉布字号商人并非采取一味打压的态度, 这在相关碑文中看的很清楚, 因此, 当时法律制度对商人产销组织的主要作用, 并非某些学者刻板印象中的“抑商、反商”问题, 这在前文讨论相关商业讼案时, 可充分由地方政府如何协助商人保障长期契约做验证。然而, 若说当时政府对商人介入生产组织有“负面”影响, 则也有其道理, 只是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在于法律制度对新兴经济现象的调整方式, 特别是在当时处理罢工事件中, 政府基本采取的是“公平调停”政策, 而不是压制工人以配合商人承担起诸如“增加国家财富、发展实业经济”等口号。

   在城镇中的放料制生产, 布号商人固然可以改造生产组织, 降低各类不同的交易成本;但若真要将这些每年领取自己原料、薪资的无数劳工进一步集中在同一场所生产棉布, 这种由“放料”到“工厂”的生产组织变动, 其中涉及的绝非仅是动力机器等科技发明的问题, 而至少还要考虑当时传统法律制度因应经济生产变化而采行的特殊调整方式, 特别是法律制度调整中的罢工责任归属问题, 一直未能给商人更大的合法“卸责”空间。更不用说商人如何约束工人积极投入生产的“工厂纪律”问题, 又不是政府法律所能轻易管制的。商人若真花钱扩建场房、加派专任管理人监工, 众多任务人齐聚一堂, 可能反而更易“偷懒”, 商人恐怕损失更大。综合来看, 工厂制生产对商人老板而言其实仍是弊大于利。

   结 论

总结本文主旨:在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加工业中, “放料制生产”是否能被“工厂制生产”取代?是否能像英国工业革命发展趋势般走向以动力金属机器设备集中生产的大规模棉布工厂?这里面除了涉及动力机器用于经济生产的科技发明能力、能源与材料的资源限制等问题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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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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