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8 19: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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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  
作为是否续订契约的标准:“劣者, 黜;优者, 赏。此惟有益于号”。至于到踹坊收布, 《布经》则教学者“总要目力拿得稳, 亦要酌价取工, 不可自妄主意、变迁无常, 以致踹工不服”。37

   大体看来, 棉布字号的放料制生产, 则和上述《布经》情形不同。一方面是棉布字号贩卖的商品更为规格化, 为了打响自身商标品牌, 各字号彼此竞争颇为激烈, 连带这购入原料也要求规格化, 减少了测量与讯息成本。另一方面, 其与加工作坊间的契约也往长期稳固化发展, 可减少签订各种短契约时权衡彼此间“单次”利害得失的谈判成本。布号商人在康熙四十年 (1701年) 的碑文记录上说:“苏郡出产布货, 所用踹匠, 盈万成千, 俱责包头钤束。工价有例, 食用有条, 原自相安”。38和布号商人老板同时发生雇佣关系的作坊主人、工匠, 不仅数目增多, 而且双方关系是“工价有例, 食用有条”。这里面存在布号商人、踹坊“包头”与踹坊踹匠间的“三边关系”, 工人薪资与饮食问题已同时纳为三方长期契约的重点。这和《布经》所叙到踹坊收布“总要目力拿得稳, 亦要酌价取工, 不可自妄主意、变迁无常, 以致踹工不服”的情形不同, 两者正可理解为“短期契约”与“长期契约”间的差异。

   然而, 长期契约也为从事放料制生产的商人增加了某些“执行成本”, 商人开始面对不同性质的争议与冲突, 有时必须通过政府调处或是司法审判来解决。在棉布放料制生产上, 主要表现为布号是否有权撤换委托商人认为品质不佳的踹坊。这些执行成本方面的争议, 主要透过刊录当时相关司法讼案的碑刻文字而存留下来。

   以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苏州一些踹坊主人“私议随牌领踹”引发的讼案为例, 当时一些踹坊欲按委托加工的不同棉布字号商标 (“牌”) , 私自划分承踹契约的业务范围, 这种举措随即引来布号商人上告官府, 经受理后判决:“督粮厅讯断, 禁革”。这是字号商人透过司法途径阻止踹坊私相协议而维持商人自认合理长期契约的典型例子。道光十二年 (1832年) 又发生类似讼案, 苏州府与江苏布政司、按察司照样判决布号商人胜诉:“布匹应听布号自行择坊发踹”。39道光十四年 (1834年) 碑文, 则对此类争议有更具体的描述:踹坊“坊户, 领踹布匹, 先由同业互保, 写立承揽交号, 然后立折领踹。其所立经折, 不过登记布数, 稽查坊号;并非一经立折, 即应认定随牌、不准另换”。文中的“互保”, 主要是防止踹坊工匠私自偷卖商人委托加工棉布而设计的契约内容。不过本次冲突的主要争议仍是:布号商人坚持可依棉布加工品质而撤换不适任的踹坊。政府判决是:“自示之后, 务各遵现定章程, 听号择坊发踹。择其踹踏光明, 又无勒借情弊, 即行照旧交踹, 不得无端更换……设有领布积压、不能克期交号, 及灰黯不能行销, 准号另择发踹, 不准借折把持。”40判决书中的“现定章程”, 固然指的是字号、踹坊双方签订的商业契约, 但是所谓的“不准借折把持”, 则直接援用《大清律例》中的“把持行市”律条41, 这是政府明令公布的成文法典。

   道光十四年的字号诉讼踹坊判决, 对棉布放料制生产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特别是对民间商业契约如何可有法律效力的明确界定。这份政府判决等于重新为布号、踹坊双方明确界定原先签订商业契约 (写立“承揽”) 与商业文件 (立“褶”经存) 的法律效力:“褶”的效力是“并非一经立折, 即应认定随牌、不准另换”。“承揽”的效力则是:踹坊若“踹踏光明, 又无勒借情弊”, 则不得被布号片面毁约“无端更换”;若发生踹坊“领布积压、不能克期交号, 及灰黯不能行销”两种情形, 则准许布号合法自行换约“另择发踹”。这种法律判决具有重要的经济效果, 增加了棉布字号放料制生产所需相关长期契约的合法保障。

   综合来看, 字号的出现改变了棉布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成本, 而其中交易成本的变动又有区别:交易成本中的“测量与讯息成本”与“谈判成本”往下降, 而“执行成本”则在某些方面有所提高, 其关键都是因为出现更有经济效率的长期契约后, 所同时带来的利益与损失。值得注意的是, 在执行成本方面, 苏州当地司法体系也随棉布字号的放料制生产而不断被卷入, 由现有案例看来, 清代前期苏州地区的司法体系是能适时提供法律支持, 不仅提供产权上的合法保障, 也能建立某种涉及“毁约、换约”的相关法律规则, 有助于降低包含执行成本在内的各种交易成本。

   可以这么说, 苏州棉布字号放料制生产, 不仅反映商人如何“改造”产销组织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 而且地方政府既有的法律制度也连带受到冲击与调整。下节将对法律制度如何调整多做说明。

   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二) :法律制度的调整

   从现有案例看, 棉布字号商人在试图降低执行成本的过程中, 明显诉诸政府公布的禁止“把持行市”法令以及现行司法体系的保障。其直接结果是:不仅苏州本地官员能在各种商业讼案中学习到恰当的调处经验, 在审判实务上也能在既有法条如何适用特殊案件等法律解释难题上, 发展出更能变通的法律技术, 有效地调整现有的法律制度。然而, 政府对法律制度的调整, 背后其实也反映某些特殊的法律原则在持续运作。大体说来, 这些法律原则虽然有利于“放料制生产”, 但却看不出适合扩大集中生产规模“工厂制生产”的发展契机。本节将说明其中缘故。

   我认为, 在解决字号与踹坊、染坊的长期契约争议, 以及不同棉布商人之间侵犯牌记商标等方面, 政府的法律调整方式有利于字号商人的放料制生产。然而, 在处理字号与踹匠的“劳资纠纷”方面, 政府在调整法律制度时则面临较大“困境”, 这种困境很不利于工厂制生产的发展。

   以前举道光十四年的字号诉踹坊判决为例, 在那次涉及契约问题的司法讼案中, 政府法律的调整方式其实具有“两面性”:基本上支持商人自由“择坊发踹”的立场, 但也同时为踹坊保留维持“生计”的权利:

   查, 坊户向号揽踹布匹, 是犹佃户向业揽种田亩。佃户拖欠租籽, 尚得退佃另召;坊户踹不光明, 岂竟不能更换。任其把持垄断, 殊非平允……自示之后, 务各遵现定章程, 听号择坊发踹。择其踹踏光明, 又无勒借情弊, 即行照旧交踹, 不得无端更换, 致力作平民, 失其生计。42

   可见“任其把持垄断”与“致力作平民, 失其生计”两者, 同时是承审司法官员考虑的两个关键判准:一是市场交易不能任人垄断的“平允”, 一是保障经济条件弱势当事人不能“失其生计”, 这里其实反映了司法体系运作过程中的两种不同“正义”观念。假设真有一个踹坊已然经营不善、面临关闭解散, 但其加工棉布品质却又因为不能“光明”, 甚至还“勒借”字号商人的原料、金钱, 那么, 承审官员究竟应该依不得“任其把持垄断”, 还是不能“失其生计”哪一种判准做裁决呢?虽然这可能只是纯然假设性的问题, 不见得真曾在当时司法实务上发生, 但是, 无可否认地, 这里面确实反映一种处于紧张关系中的“正义”观念, 成为可能影响棉布字号与踹坊, 染坊经营人之间权益的重要变素。

   另外, 这份判决书也反映了当时司法体系中一种以“类推”补充“法条适用”的法律推理方式43, 承审官员特别将“商号、踹户”关系, 比附为“地主、佃农”关系, 强调:“佃户拖欠租籽, 尚得退佃另召;坊户踹不光明, 岂竟不能更换”, 这其实是用农田租佃关系中的地主、佃农权益界定模式, 来类推字号、踹户间的契约界定模式, 承审官员可谓是使用时人较为熟悉的对“退佃另召”既有判决原则, 来推论当时社会较不确定的踹布契约争议究该如何处理, 也可算是一种增强司法判决正当性的特殊法律推理。

   综合来看, 这份判决书同时采用了两种法律解释方式, 一是将“把持行市”律例条文适用到具体个案的“法条适用”, 一是将租佃关系类推到棉布生产契约关系的“类推”, 成为一套综合“法条适用”与“类推”的法律解释方式。从经济与法律互动关系来看, 这是棉布放料制生产对当时司法判决的冲击, 也是既有法律制度如何因应经济变化而做的调整。在这个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 并存着司法官员结合“法条适用”与“类推”维护字号的正当换约权利, 以及潜藏的“禁止把持”与“维持生计”不同正义观念间的紧张性。

   棉布放料制生产对地方政府司法判决的冲击, 不仅在空间上冲击到苏州以外的松江地区, 更在苏、松两地产生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性“立案”制度, 这在涉及棉布行销的商标讼案方面, 表现的最为明显。早在清初顺治十六年 (1659年) 的《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字号告示碑》上, 即有“苏、松布商”37人 (家) 联名将官府判决文书刊石立碑, 该碑文同时记载一件讼案与一件陈情案, 讼案是苏州“奸牙”沈青臣假冒金姓布商“三阳”号记行销棉布, 陈情案则是“苏、松两府布商”朱嘉义、朱金兰、查弘义等“联名禀为虎牙恣伪乱真等事”, 两案都起因于布商之间冒用“机头、牌号”的商业纠纷。这些也有“字号”牌记的布商, 不见得即是康熙年间以后那些深涉“支配、改造”棉布加工生产组织的“字号”放料制生产组织, 但明显已以“本记字号印刷贸易”棉布。这些将本号牌记“印刷”棉布之上的布商, 其经销方式有许多是“布店在松, 发卖在苏”, 当他们的棉布牌记有利行销时, 那些被称为“奸牙、虎牙”的其他棉布商人即“勾同别商, 射利假冒”。这次联名立碑的37家棉布商, 在陈情状词中指控:“奸牙”沈青臣“敢于垄断居奇, 私翻摹刻, 以伪乱真, 丑布射利”, 而且“迩来奸徒险效尤者, 藏奸叵测”。看来, 原告商人主要运用的仍是以“把持行市, 专取其利;通同牙行, 共为奸计”为重点处罚罪行的“把持行市”法律。同时, 原告商人还在同份陈情词中写道:“众商各立号记, 上供朝廷之取办, 下便关津之稽查, 取信远商, 历年已久, 向有定例, 不容混冒”, 而他们向官府陈请的具体目标则是:“为此, 奉宪给帖众商, 永为遵守, 勒石通衡, 志为定例”44。商人表现在陈情状词中的诉讼技巧, 即是将自己的经商行为与向政府供应棉布采买、向棉布行销沿路税关缴纳税款两相连系起来, 也可谓是让自己的经商“私利”与满足政府消费与税赋需求的“公利”, 互相产生关系。很可注意的是商人使用的“定例”, 究竟是商业经营中的“取信远商”市场惯例, 还是明清政府行之经年“律、例”体系中的成文法律“定例”?因为没有相关“江苏省例”等史料可对比, 无法确知碑文中“定例”与地方政府“省例”间的关联。

然而, 随着棉布放料制生产的发展, 牌记商标在棉布市场上的作用愈来愈为政府官员注意, 商标讼案也成为苏、松地区官员经常碰到的法律案件, 相关处理程序也愈来愈明确。乾隆元年 (1736年) 一份由松江府22家“布记店名”联名刊立的陈情案件碑文, 记录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制度变化。这份碑文基本上是松江府棉布字号的“请申碑禁”陈请案, 在22家“布记店名”末尾, 还列有“各字号董事”的程姓棉布商人。陈情案主旨即是向江苏布政使要求发文下令松江府“统于府署前汇立一碑”, 将地方政府历年来禁止假冒棉布商标的法律判决全部择要刊碑立于松江府署前面, 以使商标禁令更有传播效果。陈情商人写道:“祖遗店名图记, 价平货实……但远商相信, 全在布记确切为凭, (国) 朝定鼎以来, 历奉 (总) 督、 (巡) 抚各宪批批饬, 勒石永禁, 苏、松两府字号布记, 不许假冒雷同, 著有成案。今因法久渐弛, 苏郡又有布商冒字号招牌, 呈请藩宪饬禁, 随蒙详奉督、抚两部院严批, 檄行苏、松两府查禁, 并饬勒石永遵”。这里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点:第一, 商人陈情官府的层级很高, 是地方最高长官的总督、巡抚, 而这些地方长官也在陈情案中裁示:“檄行苏、松两府查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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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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