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8 19: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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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  
不再兼营收购缎匹, 这是因为各家帐房均有自己的牌号与固定的规格品种”。24李伯重析论了这类共同特征在产销上的关键作用:“机头、牌号”反映着江南字号对棉布品质的“鉴择尤精”, 以及帐房对丝织品进行“雠货”, 这对棉、丝织商品的生产流程起了“严格的质检验收”作用。李伯重认为, 江南布号与账房的放料制生产, 不仅将“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而将手工作坊、个体劳动者、家庭妇女、小生产者、各种手艺人”的“各种工序都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更通过上述“质检验收”作用, 而使这种制度对纺织工业能做出以下的贡献:“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费用、更有效的规划产销组织内部设备与人员的利用效率”, 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并降低了成本”。因此, 李氏强调这种放料制生产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 并造成“那种集中生产的手工工场并不具有经济上的优势”;这和徐新吾强调放料制生产使生产组织“长期固定维持在分散个体经营的落后状态”, 并且“抑制着集中手工工场出现”25, 两种评价差异甚大。

   棉布字号与丝织账房在放料制生产中有何贡献?徐氏与李氏依据同样的“史实”, 但却做出不同的评价。其中关键, 基本上不是对材料的掌握程度, 而其实可以说是“经济史观”的不同:在“放料制生产”与“工厂制生产”之间, 究竟是否存在一种“进步演化”的历史必然性?目前学界对此问题仍以“单线演化”为主流, 强调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经验”为正宗标准:生产技术是演化的关键, 只要能发明动力机器、并将动力机器应用到工业生产流程, 则“小作坊生产、家庭副业生产、放料制生产”等“前近代”的组织方式, 必然会演进到“工厂制生产”, 这其实是包含徐新吾在内的许多现代史家的“经济演化”共识。李伯重在此方面的观点则基本不同, 这是差异的关键。

   李伯重从“工业结构”做比较, 全面检视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轻工业、重工业”及工业中的“动力、燃料、设备材料”等问题, 质疑那种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普遍性经济演化模式。李氏捻出明清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特点:江南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因为当地劳动人口相对来说具有“数量大、素质高”, 以及江南棉花、蚕丝等原材料供应充足等特点, 做为轻工业首要部门的棉、丝纺织业乃能在“生产规模上迅速扩大”;但江南地区却“基本上没有矿冶业”的发展条件;江南水利条件与木材资源都相对缺乏, 不仅难以发展重工业, 也使各种工业生产基本上都以人力为主要动力、生产机具与工场建材也都只能以价格渐趋高昂的木材为主要来源, 工业发展不得不走向“节能省材型结构”。与江南强烈对比, 16世纪到18世纪间的英国工业发展过程中, 不仅煤、铁矿冶业与毛、棉纺织业同时快速成长, 在水力、煤、铁、木材等自然资源都比江南相对丰厚的条件, 不仅重工业远比江南能够发展, 各种燃料、非人力动力、工业设备与建材价格都较低廉, 从而使包含轻工业在内的各种工业都逐步走向“煤铁主义”的道路。李氏的结论是:以明清江南与同时期英国相比, “两地在轻、重工业的发展上, 各自具有特殊有利条件, 无怪乎二者在工业发展方面各行其是, 各走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26既是“各行其是”, 何必将焦点过度摆在经济组织的“进步演化”问题上?

   有关清代前期江南棉、丝工业何以不能出现“工厂制生产”的问题, 学界其实早已累积众多流行成说, 并且深入人心。诸如:明清科学知识停滞、没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或是以农村人口过剩而使机会成本太低立论, 强调农村劳力众多而导致城市工业无法竞争, 并妨碍发明节省人力机械的需要。李伯重分别挑战这些成说:“人口变化与机器使用之间, 关系十分复杂”27;江南并非“缺乏制造和使用机械和机器的技术知识”, 也不缺少“具有技术创新精神之人, 对外来技术知识也并未采取抵制或排斥的态度”。李氏认为:江南之所以未能将这些知识用于工业生产,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能源、材料方面”的限制。28

   分析江南棉、丝纺织中心的苏州生产组织变迁过程, 当然要面对上述争议。但限于研究水平, 本文将暂略科学发明与生产技术问题, 而集中由“交易成本、法律制度”两层面, 考察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加工业的放料制生产。

   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一) :交易成本的变动

   我认为从事棉布字号“放料制生产”的商人老板, 其实对生产组织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其意义则主要不是商人如何用资本“支配”劳动力, 而是商人在当时既有“交易成本”变动与“法律制度”调整等问题的限制下, 透过改变产销组织以及利用司法诉讼等手段, 从而“改造”了棉布加工业的产销结构。

   在商人改造产销组织的过程中, 有些交易成本得到有效降低, 提升了经济效率;有些交易成本则有所增加, 商人必需面对当时特殊法律制度背景所能提供的奥援与制约。

   本文讨论的“交易成本”, 主要指的是经济组织将原料变为产品的过程中, 在能顺利透过市场购买所需原料、劳力之前, 所必需支付的成本;或者这么说:交易成本, 即是交易者权衡使用“市场”或是使用“组织”所必需花费的成本, 前者使用市场上的“价格机制”, 后者则是暂不使用市场而改由可听命自己经济决策行事的“组织僚属”来进行生产活动。虽然各种产业会因本身特殊性而有不同的交易成本, 但仍可粗略区分三类:一是预先探询与发现质优、价低商品的“测量与讯息成本”;二是现场比价、讲价与签订买卖契约的“谈判成本”;三是预测、评估如何签订、监督与修改长期契约的“执行成本”。29以棉业商品市场中的商人为例, 无论城市或镇集市场上, 都因棉花、棉布种类繁多以及产地的分散, 而存在各类杂乱无章的品质、价格讯息;也都在每笔交易过程中不断上演讲价、谈判的场面;而且, 也间或发生如何监督、修改与对方签订长期契约的决策考量。这些林林总总的测量与讯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 都要花费商人大量的金钱与时间, 才能使各种棉业商品在市场上成功交易。

   从这个角度看, 棉布字号的出现与运作, 则使上述交易成本逐渐发生两种主要转变:第一种转变是长期契约关系的增加, 减少了讯息成本与谈判成本, 特别是商人与各种承包加工作坊之间的关系, 能够在各种长期契约的制订过程中, 透过一体放料与预先确立品质规格这些双方认可的长期契约, 既能减少商人每次与对手价格谈判时尔虞我诈的损失, 也能减少品质检验时双方对棉布原料与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猜疑与争议。这对字号商人应较有利, 也能提升商品产销的效率。比起第一种, 交易成本的第二种转变则不一定对字号商人有利:字号出现后, 有关长期契约的执行、修改与监督, 变得需要更有效的“治理” (governance) 机制, 才能有效降低商人时间与金钱的支出。这个不利转变的关键, 则是因为放料生产的组织形式, 主要藉由分散各处作坊的工匠来完成最终的棉布加工程序, 这极易增加商人发放原料遭受侵吞, 设备与成品遭到盗卖等风险。

   江南棉布种类很多, 徐新吾将其生产流程概括如下:从棉花到成布, 须经“轧棉、弹絮、搓条、纺纱、摇筒纡、刷经、盘轴、穿筘和上机等工序”;徐氏并按一般劳动水平估计:其中, 纺纱需四个劳动日, 织布需一个劳动日, 织前一切准备工作需要一个劳动日, 故织成一匹棉布, 需要六个劳动日。30这些工序都尚不包括棉布的加工制程。棉布市场可分农村集镇与城市两层次, 在农村家庭中生产出来的大量棉花、棉纱与棉布, 主要都在农村集镇上交易, 各地棉市上的棉布种类繁多而且“主要是素色”;其性质则“主要转向为市场而生产”, 各种小贩与牙行中间商下乡进入市集中与农民进行买卖, 农民固然因此加深直接面对季节性价格波动之苦31;但从另一角度看, 这也反映棉业市场上充满着无数农民与商贩之间的短期契约谈判与签订过程。

   尽管农村市镇中也存在可为农民加工棉布的染坊, 但较有规模的各种棉布加工作坊则集中城市, 特别是苏州城的染坊、踹坊, 无论规模或技术都是其中佼佼者。布号出现后, 使苏州城染坊与踹坊更多地接受商人大量的棉布委托加工;而随着各类棉布商人资本的拥入市场, 即使是聚集在江南其他城镇中的染、踹坊, 也变成“一般早已都是为商人进行加工”。在商人资本的控制下, 这些棉布加工作坊“受着商人的全盘支配, 或者, 他们沦为商人直接和间接建立作坊中的雇佣劳动者”。32“支配”有些模糊, 若由委托生产的契约关系看, 加工作坊与棉布商人间存在的, 其实是各种短、长期加工契约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界定、确认、监督、修改与执行等问题。相对而言无论是收购原料或是委托加工, 棉布字号商人都在其中发展出较为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

   为了进一步理解字号商人在棉布市场上面对哪些测量与讯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 可举为一般棉布商人编写的《布经》为例证。乾隆十六年 (1751年) , 松江、苏州地区又出现一部新版的《布经》, 作者是来自山西的布商范铜。他在《自叙》中写道:“松之所产, 衣被天下, 价直 (值) 低昂悬绝, 商贾安不疏其源哉!旧经叙事甚详, 而繁文屡出, 使初学者不知其所从来, 几茫然莫识其指归也。然历年久远, 人更物变, 其中讹舛, 难辨真赝。偶于长交余闲, 潜心旧典, 访诸里老, 乡落产布优劣, 地里、桥梁方向, 有革有因, 或增或损, 皆有据依, 纤悉条纲, 具载于篇”。《布经》依“地里、桥梁方向”, 详细记录松江各处棉布产区的不同棉布品质特性等讯息, 这些棉布商品讯息都经常变动 (所谓“有革有因, 或增或损”) , 需要商人不断学习与掌握。在比较新版《布经》和“旧经”有何不同时, 范铜姻亲张伸在书中叙文对旧版《布经》内容做了说明:“《布经》一册, 备载产布之地, 与夫织布、染布、踹布之道, 相沿已久。凡从事于布之业者, 罔不奉为楷式焉”;张伸随即在同文中转颂“新版”《布经》的长处:“吾友西山范子, 颖悟夙成, 胸藏经济, 于书无所不览……取《布经》而细阅之, 见夫产布之不一其地、织布之不一其类, 与染布之不一其色, 踹布之不一其弊。因为之究源探本, 而斟酌增损之, 汰其繁而使简, 补其缺而无遗, 详审精密, 较诸前人, 见愈广、识愈精矣。此书一出, 凡后之学者, 一览了然, 有所依据, 庶不至昧昧以从事, 则范子之为功, 固非浅鲜矣”。33从这种新旧《布经》的编写传统看来34, 其实即是一种流传在棉布商业内部的商业手册, 兼具训练教育与商人著述之目的。

   除了介绍各种不同棉布品质外, 范铜《布经》又依“白布经、染色经、光布经”卷目, 记录了各种与乡民、染坊、踹坊等交易“对手”临场谈判时如何防止受骗、如何检查品质高下, 以及如何讲价、杀价, 何时施予小惠等实用技巧。最后并传授范铜观察各地民众对不同棉布消费偏好的心得, 其总结是:“大都北方惟色是尚, 南方青蓝为贵”。35

《布经》记录各种训练与教育棉布商人及其所属伙计的商业知识, 同时也反映棉布市场上经常发生的各种契约谈判、签订、执行、修改与监督过程。《布经·择友》告诫棉布商人要慎选“贾师”36, 既能在外以合理价格购入未加工的“白布”, 又能凭借本身精通棉布知识而有效配购质好、易销、利卖的不同棉布。和各类小生产者、加工者、中间商、大小买家谈判各种买卖契约, 总是“贾师”的主要工作。《布经·染色论》强调:“染色者, 乃白布之辅弼也。夫色染周到, 兼之白胚细洁, 另有一番华彩。若经承之人不敏, 立即败北, 岂儿戏哉!”故此篇教人如何用各色“样布”比对染坊制品, 只要发现品质不佳, 则要立即“令匠覆染”。书中强调这种本领可使染匠不敢再犯:“彼见吾井井有条, 自不敢欺, 而吾亦当其任矣”;同时, 作者也建议要对染坊管理人 (“染司”) 进行考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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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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