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巨变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 次 更新时间:2020-09-17 08: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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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在80年代以现代化研究为主,90年代之后开始研究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问题。其实,无论是现代化研究还是民主化研究,都是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这是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总概括。

   当然,在现代化研究的浪潮中,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以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为代表的典型的制度学派,其表现形式就是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无论什么类型的国家,只要具备了从美国政治制度中提炼出的7大功能以及相应的结构,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成功了,这一学科史的最大教条主义之作就是1959年出版的《发展地区的政治》,以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分析所有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美国流行到20世纪70年代,其中的大多数学者适时地转型到理性选择主义。可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至上特征显著,或者说方法论就是为了验证某种制度的合理性,这也算是对方法论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点新认识。现代化研究中的另一大流派就是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意在发掘现代国家是怎么发生的,或者称之为国家建设学派,70 年代后走红的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一大批学者,都在研究这个主题。相对而言,从历史出发的历史社会学,意识形态色彩相对少些,因此其留下的知识遗产更为丰富,其知识体系所造就的话语体系至今仍然影响着国际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基本走向。这两个流派的不同命运给中国政治学的重大启示是,政治学的知识来自历史,源自历史研究的政治理论研究是有历史意义的,当然,投身历史研究的工程更为艰巨;相反,用概念或工具丈量现实的方法论至上的制度学派,其研究成果少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多为昙花一现型。

   由于周知的原因,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的“第三波浪潮”使得上述两大流派合流了,都致力于民主化研究或者说转型学研究,曾经如日中天的历史社会学的大历史研究走向式微,只有极少数学者在苦苦挣扎。民主化研究变成了典型的意识形态推广,致力于国家之“善”的政治学变成了概念修辞学,民主化、国家转型等概念成为政治正确。在民主化研究盛行30 年后(1980 年代到2010 年代),终于有美国学者呼唤“转型学的终结”,福山也承认“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国家出现的“无效的民主”。

   二战后兴起的比较政治学一开始就是为美国国家战略服务的,因此具有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现代化研究和民主化研究的共同之处。但是,二者仍旧存在不同。第一,民主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鲜明。因为现代化研究中至少还有以知识贡献为使命的历史社会学及国家建设学派,而民主化研究甚至包括晚年的罗伯特·达尔这样受人尊重的大师级学者,已经没有了知识社会学意义的追求。第二,研究维度的差异。民主化研究以有无多党制竞争性选举为标准,维度单一。这是民主化研究受挫的根本原因,因为政治制度的多维度性决定了,竞争性选举只是民主的纵向民主形式,民主还有其他形式比如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即使研究多种形式的民主,民主也只不过是政治的一个维度,怎么可以以一个维度而取代多维度的政治?比较而言,现代化研究虽然也是意识形态导向的,但至少是多维度的研究,比如政治人的培养与塑造,精英吸纳的渠道、政治沟通的方法,等等,而且还如李普塞特等人,他们念念不忘民主的社会条件,认为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

   现代化研究成为历史,民主化研究或转型学范式也正在式微,那么取而代之的研究议程或研究范式应该是什么呢?笔者曾经主张,比较政治研究应该是“国家建设?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的三位一体的知识体系,当然研究各有侧重。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体做比拟,国家建设是整体性的躯体,政治制度是支撑躯体的骨骼,而公共政策则是躯体内流动的血液。这是对流行的以转型学为范式的制度比较的一种反思,力图寻找比较政治研究的新出路。

   今天看来,这个反思依然有需要补充之处。比如比较国家建设,事实上不仅是西方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战争与国家的诞生的关系。战争所制造的“民族国家”是欧美人的事,因此查尔斯·梯利等开辟了“战争制造国家”研究范式。许多海外华人的有关研究,比如许田波、赵鼎新对古代中国的分析,其实都是在与梯利对话,并最终以中国作为案例来丰富这个命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战争制造国家发生于两千多年前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两千年来这个国家为什么能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中华帝国”显然不能以民族主体性即不能以“民族国家”来衡量,因为不同民族的统治者都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部分,不存在“新清史”所说的满族非中国性的臆想,“新清史”完全是“民族国家”的话术。那么,如果不能用“民族国家”来套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或者说中国性是什么呢?“文教国家”大概是一个好的概括,只要信奉这个儒家之“文教”,不管是什么宗教的人和什么民族的人,都是中国人。这样,“国家建设”在中国语境的意义就是“文教国家”的传承与延续问题,“文教国家”的当代意义,而非“战争制造国家”。可见,比较国家建设研究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路径,不同的历史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理论意义,抽象的国家建设历程,一个抽象出的是“民族国家”概念,另一个则归纳出“文教国家”概念。

   关于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我在《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指出,几乎没有不同制度之间的比较了,都是不同国家如何走向“历史的终结”。因此我主张,不但要研究代议制民主政体,还要把民主集中制政体放在与代议制民主政体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比较研究。不但如此,即使做政体比较,也要弄清楚政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不能把竞争性选举当做政体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转型为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国家依然是无效治理甚至国家失败。政治学是用来搞建设的,即实现共同体的善。把共同体组织起来的维度是多方面的,只顾一个维度的政治学肯定不是求治的政治学,或者说达不到“善”之终极目标。

   比较公共政策置换为比较国家治理能力更为恰当,这不但是因为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治理能力的核心指标,更重要的是治理能力能直接衡量政治制度的效能,即我们常说的制度的优劣需要依靠治理绩效去衡量。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不同国家的同样一个政策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政策与效果之间的中介机制就可能是因为治理能力的差异。因此,治理能力不但是比公共政策更能揭示政策背后的条件性因素,同时也满足了因果关系的解释。

   将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心从制度研究转移到国家治理能力上来,不但是理论和概念层面的推演,更是大时代的呼唤。2020 年初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一次大检验,一个百年不遇的比较研究大案例,因为这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性质的主题,最具可比性,而之前的很多案例比较,牵强附会的成分很大。比如,制度转型之比较,对“制度”本身的理解就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同样是选举式民主,有的被称为“竞争性威权主义”。再比如,反贫困的比较研究,事实性拥有土地和不动产的中国农村贫困户,和南亚、南美的贫困户的内涵有很大不同,不同含义上的“贫困”难以比较。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标准是确定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也是确定的,对经济的威胁程度也是确定的,对教学的影响程度也是确定的。面对共同敌人的共同威胁,感染率、死亡率、经济复苏能力、替代线下教学的线上教学的普及率,都是衡量制度效能即治理能力的直观标准。在这些意义上,我们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百年不遇的大案例,它将根本性地终结以制度为中心的“转型学”。如果说此前的“转型学的终结”是因为转型国家的乏善可陈而发出的理性声音,那么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则直接冲击了被视为历史终点的西方国家的制度自信。当疫情在武汉爆发时,西方主流媒体归之为非自由的制度,而自由民主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制度优越论背后是“白人优越论”,甚至认为这是黄种人才会染上的病毒,白种人不会被传染。现实无情地打击了西方的制度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不是形式上的制度而是实质性的治理能力决定了不同的结局。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以下几种现象:第一,不同的制度,比如中国和美国意大利之间,有着不同的治理能力;第二,不同的制度,比如中国和韩国之间,有着类似的治理能力;第三,相同的制度,既有相同的治理能力比如韩国和德国,也有完全不同的治理能力比如韩国日本和意大利美国。这几个现象告诉我们,简单的制度比较未必有效,政策分析也没有说服力,因为相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只能用终端性的结果即治理能力作为最大公约数变量去进行比较研究,用治理能力比较反向解释制度差异、文化差异,这样对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更有落地感。我认为,制度分析相当于演绎法,用一个一般性概念为分析变量而研究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福祉到底如何,不是比较制度研究的重点;而治理能力比较相当于归纳法,用事实说话,从结果性事实去比较制度的差异、文化的作用和政治领导力的差异。

   观察发现,不同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与国家的合作能力。国家?社会关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路径,但往往以“二元对立”世界观来服务于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强调的是社会独立于乃至于对抗国家的程度,因此属于比较制度分析的一种从属性方法。本文所指称的社会与国家合作能力,不但是一种宏观制度,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基础性结构的社会制度直接反映在政治制度乃至经济制度上。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有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能力或者合作传统,治理能力就强,相反则弱甚至会变成无可奈何的“群体免疫”。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欧洲的德国,历史上均存在强大的社会与国家的合作传统,这种政治传统被称为“国家统合主义”,德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制度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制度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在强调政治与市场的协调性。相反,英美属于典型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传统,其政治制度被称为“社会统合主义”,经济制度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见,这些异同的根源,都来自作为深层结构或者基础性结构的社会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的变量不但有社会制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还有政治制度上的权力关系与政治过程中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政治制度是由权力关系构成的,不但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即政体,政体还通过央地关系、政治经济关系、民族关系、政党关系等方面而表现出来,如此复杂的、多维度的权力关系随时、到处可能出现“否决点”而让制度运行陷入僵局,形同行尸走肉,荒废了国家治理。因此,要使复杂的权力关系运转有序有效,就需要制度整合能力。在理想类型学的意义上,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大政体类型?民主集中制和代议制民主,其各自的制度整合能力又受制于特定的基础性社会结构,比如同样是代议制民主的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英国意大利的制度整合能力完全不同。

   制度整合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策执行力。我们看到,同样的“抗疫”政策,在各国的落地程度差异很大,其中有前述的国家?社会的合作能力,也有政治制度的整合能力,联邦制的美国很难由一个联邦政府下达一个统一的政策;由于市场观念深入骨髓,抗疫物资的配置也是按照竞价方式进行。除此之外,我认为政策执行主体即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与使命感,是决定政策制定程度的一个关键变量。

这样,国家治理能力就不再是一个宏大的、不可测量的概念,而是一组变量组合,其中关键者包括衡量国家?社会关系的合作能力、政治制度的整合能力以及政治过程中的政策执行力,这一变量组合堪称“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也许可以称之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路径或者研究范式。关于这个研究范式的一般特征,在以前的研究中有详细讨论,不再赘述。总的发现是,按照这个变量组合去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具有相对性,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是强有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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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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