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0-09-15 2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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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  
”而推动“四权同步”的动力和保障是“党政机构的介入与指导、党政干部包片挂村、建立党建指导员和部门驻村负责人,村民在民主选举之外的自治权利得到保障与发展”。可以预见,未来村民自治的发展思路是“实现政党执政的权威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村民自治的参与性的有机统一”。(60)这种改革思路,遵循了中国民主“三统一”的原则,体现了中国民主的本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三、中国政治学自主探索的前景

   中国政治学自主探索在不利的国际大环境下,守正创新,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展,相关理论成果在国内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有所提升,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仍处于起步阶段。政治学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政治实践,“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61)。

   上述学术历程具体展现了西方政治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持续而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破解这一局面的关键,即提高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水平。

   (一)中国政治学亟待突破“核心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存在着“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当代中国发展的期望……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变化、解读当代中国发展奇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62)的短板,中国政治学的这一短板则更为突出。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对国家发展产生积极的政治和社会效果的理论成果,有增量提质的趋势,但是理论供需之间差距仍是巨大的。在国内,政治学研究成果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于国家重大政治问题、重要政策的影响力仍然较低;在国际上,中国政治学的话语没有解决“说得清、听得懂”的问题,没有形成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理论观点。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经验,中国政治学却尚未突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状态。

   当前中国政治学的最大短板是研究成果理论系统化不足,缺乏有创见性的成果,缺少基础理论这一“核心技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严重制约着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的理论高度。“中国政治学产出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影响还不够大,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导致中国政治学产出的成果影响不够大的原因并不是论文的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创新性理论成果较少,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少,因而无法对国际学术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63)

   例如,国家理论是政治学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但是“与政治学的其他大部分主题一样,国家理论研究也深受西方知识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虽已出现大量有关国家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主要体现为对西方理论的引介,真正原创性的成果并不多……当基于西方社会历史背景的概念和理论被横移到中国,并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时,这不仅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国家理论研究的议题设置,而且还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国家理论研究的价值选择”。(64)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此类似。“中国学者一直有着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派的意识。但大都是在考量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少意识到核心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很难产生理论硬核,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学派。”(65)“中国是一个由大一统的国家理想和大同社会的世界理想而生成的国家,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逻辑和历史经验。纵观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尽管有诸多清醒和冷静的学者在呼唤和探索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依旧被笼罩在西方理论范式之下,还没有深入挖掘和自发弘扬中国的文化理念,反而有丢失文化传统之虞。”(66)

   中国政治学没有突破基础理论“核心技术”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学科结构上看,“基础性理论研究边缘化,研究的精细分工导致学科离散化”(67),基础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缺乏有机结合;从研究人员的思想倾向看,还没有把握好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民族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在选题和研究方式上注重接轨“西方规范”,包括对于中国政治实践的一些经验研究仍在不自觉地向西方看齐和对标,受到西方政治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束缚;从学科特性上看,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舆论敏感性都较强,尚未成熟的探讨性理论观点不适于像一般学术问题那样公开争论,这是导致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一个重要的制约条件。

   (二)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有利条件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

   其一,人民立场为中国政治学实现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提供了前提条件。政治学是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学科,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追求认识的科学性,二者能否有机统一,取决于其依据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西方政治学的局限性在于其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基础。“从抽象的个体主体出发,从认识论看,肯定没有客观规律,即便有也不可知。因而历史的创造源泉最终只能诉诸抽象的人性,或所谓的‘重叠共识’。而从政治实践看,把抽象的个人当作历史活动的主体,无论多么冠冕堂皇,最终必定是维护少数特殊个人的统治……有了人民主体,历史才有客观规律可循,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才成为可能……作为剥削阶级的革命阶级代表人民是暂时的,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68)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人口规模和国际地位都决定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不能采用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发展模式,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开辟道路。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这一理论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思想‘独立’必须高于思想‘包容’”(69),才能对西方政治学的优秀成果“去伪存真”,超越西方政治学的局限性。

   其二,中国政治实践的优秀品格和丰富成果,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政治实践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探索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政治学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学科资源和历史机遇。

   本国政治实践的良好效果及其内容领域的丰富,给政治学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和理论发现的源泉,而本国的政治失误和挫折,往往诱发政治学者的“外源性”思考,瓦解“理论自信”,阻滞学科自主探索的进程。从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实践高于理论。政治实践需要理论指导,政治学成果能够给政治实践提供智力支持,但是,如同医学对于人体的了解一样,政治实践中有大量复杂的内容,是政治学尚未知晓的。特别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深化改革、急剧转型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70),中国政治学者应在充分尊重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提升理论观点的全面性、系统性、前瞻性。“官方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政治团结’等,而不是什么竞争性选举、党争民主等,恰恰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论。当然,这种理论要更有活力、更有空间,必须汲取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其理论论述能力和表达能力。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需要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方案,主动地、自觉地回归中国历史,研读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智慧,以此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71)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更为广阔的中国政治实践及其现实需求,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有利的时代环境,将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探索进入新阶段。

   从政治学科史看,一个国家政治学的发展与该国国内国际条件及其政治实践,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72)中国政治发展业已展现并在继续展开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73)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生动实践的理论逻辑,是中国政治学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和任务。

   总之,中国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使得中国政治学具有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优势。“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74)

   中国政治实践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空间和资源、提出了研究对象和命题,政治学研究积极回应、参与回答时代主题,努力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学理根基、智力支持和解决方案。当前中国政治学者要担负起学术使命,树立“四个自信”,秉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抓住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地走自主探索的学术道路,加快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①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②乔恩·泰勒:《学科去霸权化:中国对政治学多元化发展的贡献》,《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5—326页。

   ④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⑤王向民:《学科与学术:中国20世纪30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⑥房宁主编:《中国政治学70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第6页。

   ⑦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⑨参见李普塞特中国之行备忘录:Martin Lipset,“China in Transition:A Travel Memoir,May-June,1984”,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17,No.4,1984,pp.765-777。叶维钧:《我国政治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1期。

   ⑩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1978-201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1)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2)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瞭望周刊》,1994年第20期。

   (13)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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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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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0年第2020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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