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0-09-15 2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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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  
而是合法参与国家政权的政党和执政党的合作党,是影响政治过程的独特政党类型。

   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并非主观构建的怪异之物,而是历史逻辑的产物:中国政党政治是国家危机和近代政治秩序发展的共同结果,在功能上体现的是政治资源整合优先的状态,这与西方政党制度围绕选举制和公民权利展开是不同的。(34)中国政党制度坚持和谐的政党关系,“政党间基于共同的政治基础,彼此承认和尊重矛盾与差异,并保留各自的特点与差异为边界,形成的权威与自由、平衡与效率、多元与一元、秩序与活力的统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动力”(35)。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逻辑中提炼理论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是: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了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性质和联盟特点也决定了各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地位,从而为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多党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目标,并决定了各政党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和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36)

   (三)关于中国协商民主的研究

   新中国是通过政治协商诞生的,协商因素自建国始便融入了新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但是,中国协商民主,这一理论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就阐明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这是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37)直到2006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才首次在党的政策文件正式引用这一论断(38),正式提出了协商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之一;2007年11月,《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首次从国家重要文献层面提出“协商民主”概念。

   不少中国政治学者秉持民主不可或缺竞争性选举的观念,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突破口和必需品是竞选制度,积极主张在党内民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引入竞争性选举,不认可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国家正式提出“协商民主”概念之后,2009年全国政协组织关于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术观点的碰撞,支持优先发展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代表性学者各执一词。在当时政治学界进一步推动选举民主的主张明显占优的形势下,有学者公开撰文指出:“着眼于当今中国的形势与任务,我们应当选择协商民主作为发展的重点。”(39)这一观点更实质的意义在于其“潜台词”,即发展“选举民主”不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

   关于协商民主“中国性”的质疑,本质上也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之争。一些跟踪研究西方民主理论的中国政治学者,曾经大量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成果。在中国官方正式提出和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之后,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政治学界从西方引入的协商民主概念得到了官方认同和接受。2014年,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40)的论断。但是,仍有学者对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的特有形式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应该学习西方协商民主的机制,如参与式预算等,更重要的是不能否定“协商民主依然是在选举民主这个宏观制度框架下运行的”(41)。

   由此可见,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质,还没有被很好地总结提炼出来,从而为中国政治学者普遍接受和理解。中国协商民主贯穿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方方面面,理解中国协商民主,是深入认识中国民主政治精髓的钥匙。

   中国协商民主的地位和制度载体,都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协商。一是协商民主的地位,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二是协商民主的原则,是要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三是协商的基本内容,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四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基层组织都要开展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政协一家的事情;五是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有五个渠道和五种形式。(42)

   中国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不是政治主张之间的票决模式,而是在各种观点看法之间的交流协商基础上形成更成熟更全面的认识。不把握这一实质,就不能理解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也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国协商民主能够更好地达成为各方接受的“共识”,是因为制度机制形式坚持贯彻了这一实质:一是主体多元,包括社会各政党、各阶级、各团体和人民群众;二是议题重要集中,协商主体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以及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均要协商;三是协商方式理性,包括对话、讨论、沟通、辩论、协调和妥协;四是协商达成共识优先于投票定输赢,在投票表决之前尽可能形成共识,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一般延迟投票,继续协商,争取较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这些制度规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使得中国的政治决策具有“共识”的基础,这样的决策有利于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共同目标最优化。

   从政治学界的观点演变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实践成果,许多学者没有真正理解,他们认为只有学习了西方的做法,才是中国民主的进步,这一倾向伤害了他们的“眼力”。许多国家的政治运行中也有协商机制,有一些好的做法值得参考,但是从事实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直接来源于东西方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民主形式,也不等同于现代西方学者研究的任何一种民主理论……这种制度不是外来的,是从中国政治生活的逻辑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其政治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43)“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源于西方,其根基在中国自身,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有所不同……它强调民主需要确立在各方协商基础之上,这与强调通过强化民主过程中的公民商议的西方协商民主显然不同。前者将协商视为民主本身,既是对所有民主主体的要求,又是对整个民主过程的要求;后者将协商视为达成民主的一种形式或手段,是否实行协商,不取决于民主运行本身,而取决于民主所要解决的问题。”(44)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深植于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有着自身的历史积淀、理论渊源,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民主道路和建构民主制度的创造性成果。

   (四)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有自治法规,但是从学术史看,中外政治学界对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远远多于对城市居民自治的研究,一个主观原因是村民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是竞争性选举。

   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升温,始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村委会选举出现了激烈性的竞争。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有:村委会选举的具体程序和方式的设计、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村委会与政府的关系等,对于选举后村委会成员的日常实际工作情况,则很少有深入持续的关注。对于村委会选举略显畸形的研究热情,源于研究者认为“基层选举和自治可能是中国‘渐进式民主化’的一个部分”(45),“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能够使农村率先实现政治民主化,在全国起到一个‘示范效应’”(46),“成为现阶段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47)。研究者们期待村委会的选举能够培养和提高百姓的“民主素质”,“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正在民主实践中得到提高”(48),“广大民众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不仅提高了民主管理能力,学会了现代民主技术,认识了现代民主制度,而且逐渐培养了宽容、理性的现代民主精神,民主和法制意识都得到了强化,民主、平等、公正的观念开始在基层群众中形成”,有了村民自治的成功经验,“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对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了直接的示范效应……已广泛运用于村委会选举的各种选举规则和方法,如‘海选’、设立秘密划票间、候选人竞选演讲并现场回答选民提问等等,将有可能为人大特别是县乡两级人大选举时所采用”(49)。“村民自治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将会有更多的人能享受到直接的民主权利,直接民主的比重将不断扩大”(50)。

   然而,村民自治的现实,与政治学者的美好愿望相去甚远。“这些学者的观点大都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意义,而没有或很少注意到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效能。”(51)村民自治制度设计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方面的措施,事实上,真实落实的就是村委会选举,在绝大多数村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长期有名无实,村居治理问题日益严重。据多地基层干部评估,只有不到30%的村庄治理有效;30%左右的“村两委”维持基本运转,没有发挥建设性作用;其余的村庄则秩序混乱,具体表现有“村民选举过程中的黑金化和宗族化使选举处于低层次、高烈度的常态;利益纠纷引起的派系斗争使村民自治常常举步维艰;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因权力争夺产生矛盾和冲突;村干部腐败问题”(52),有部分村庄被家族势力和黑恶势力长期把控基层政权和村集体资产、欺压村民,甚至组织村民谋求不正当利益。自21世纪初国家实施“反哺”农村的惠农政策之后,不少地方农村能人、涉农企业、社会非健康力量和基层政府形成闭合结构垄断惠农政策实施,导致农村政策在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中的效果有所下降。(53)

   对于村民自治存在的诸多问题,一些政治学者归结为“浓厚的国家主导性限制了其发展”(54),“村民自治困境的根源在于,它仍是一项国家主导的制度,国家是其中的核心行动者”(55),“现有的‘村民自治委员会’由于在权力和利益上受到乡镇政权的有力牵制,并没有完全发挥自身的作用”(56),“国家虽然赋予了村委会自治的地位,但这些自治要素无法形成对于既定制度格局的挑战。在案例中,伴随着征地的过程,村民在实质权力有限的情况下,其抗议行动往往流产,政府可以借‘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这种‘排他性权力’来对抗‘村民自治性’,结果是政府加强了对村庄的控制,陷入了内卷化处境”,为此,“要改善村民自治实践就必须进行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制调整和相应的配套改革”(57),中国应当培养“一个由多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形成社会多元治理结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58)。

   中国政治实践的实际走向,没有采用继续弱化甚至排斥基层治理中党政因素、提高社会“自治”程度的思路。2012年之后,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基于对村民自治问题的长期思考,进行了新的探索,基本思路是“三元统一”:基层党组织负责党务服务,上级政府负责政务服务,村委会负责自治事务,厘清了基层政府、党支部、村委会三者之间的职权关系,有效化解了领导权与自治权、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紧张;有的地方组建以群众为主体的“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的社会自治体系,构建“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服务形式强化社会管理,群众以自下而上的理事形式参与社会管理”的互动式社会管理网络,这有助于补充现有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自治单位造成的底层权力真空,将国家政权与村民自治单位相互联系,形成“纵向到底”的贯通结构,从而达成基层政权由悬浮型向渗透型的转变,在保证基层活力的同时确保政府公共服务的畅通。(59)

新的实践探索显著改善了村庄的治理效果,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一批学者受其启发并进行了理论总结,“村民自治最主要的和有强大生命力的方面恰恰是决策、管理和监督三种权利的落实。因为民主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内容,村民自治能否顺利运行关键在于选举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大权利能否落到实处……‘四权同步’有助于改变村民自治以选举为中心的局面,因为过分注重选举可能导致乡村派系争斗、选举中的黑金政治,更可能导致在选举期外的村干部腐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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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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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0年第2020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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