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5 22: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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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简白论析来说明其从重商主义到古典工业资本主义、到福利化的资本主义、再到股市化与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借此来说明其如今的股市霸权的实质。这一切不能仅凭人们普遍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混合为同一事物的意识形态来认识和思考。我们需要拆开其三个方面,尤其需要将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对发展的动力从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单独拧出来认识。然后,对比中国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历史,说明中国近三个世纪中城乡不平等和国际不平等关系下的单向市场的历史背景,从此基点出发来认识中国新近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关于中国与后发展国家间的、更符合亚当·斯密原来设想的平等互利贸易关系的远瞻愿想和综合视野。最后,提出借助同一思路来设想振兴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福利国家、股市霸权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城乡单向贸易、振兴中国乡村的道路

  

  

  

  

   *本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2020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们相当普遍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混合为同一事物来认识和思考,三者甚至已经成为被相当普遍通用的词。但从中西方近三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实际来看,我们十分需要拆开这三者来认识和理解其间的不同关系和演变。

   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它的生产和交易主体不一定是简单的个人或私有资本主义企业单位,也可以是国家或某种半国家半企半业的组织。在所有权层面上,过去的左右之间的论争和分歧一直认为由于所有权决定分配,私有和公有只可能是对立的,非此即彼。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起源说明,重商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其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同样。再其后的福利化的历史实际还证明,国家更可以起到关键的再分配作用,可以抑制完全为私人资本营利的制度的极端倾向,能够拯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必一定会像纯粹的私有资本主义的那样无限逐利。而在其后兴起的由高度证券化和全球化的、由新信息产业支撑的和由新型股票市场支配的现今的资本主义,则又同样是一个国家推动的霸权事物,虽然其“游戏规则”和之前历史中的资本主义体系又有一定的不同。

   同时,中国的历史经验更证明,其帝国晚期、近代和现代的市场经体系并非平等互利的交易,而是不平等的输出和榨取,在城镇对农村榨取的市场经济和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市场经济便如此。而当前的中国经验更证明,平等互利的交易/交换可以不仅是由私有资本(公司)推动的,也可以是由国家(包括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推动的。

   坚决将目前中国的混合私有与公有体系称作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体系之一,只可能自我矛盾,因为中国的实际明显结合两者;同样,坚决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锁定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不同,只可能将中国目前公有+私有平分天下的实际所有制体系——在国内非农生产总值中,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占比约6:4——推向不符实际的单元化建构。我们需要的是,更为符合实际的概括和探索。

   经典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唯有以个别私人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推动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个原则似是而非,超个人范围的国家或不同组织间的平等交易也能够达到高效的资源配置,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在全球化的贸易中尤其如此。本文的目的在探寻一条既可以采纳平等互利的交换为动力的,又不是纯粹由私人资本逐利机制推动和控制的体系,更不是在股市霸权下的无限逐利或投机赌博体系。

  

   一、 资本主义的四大历史阶段

   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经历了四大主要阶段。首先是16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mercantilist capitalism时期。其主体是来自新兴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战争而来的重商主义:国家通过给予半官方的大公司垄断权力而积极支持其向海外发展,为的是争得更多金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来攫取更多的自然资源,来与其它民族国家竞争。

   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的兴起。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重点。它的主体是新兴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棉纺织工业、烟草业,橡胶业以及后来的汽车业等,从海外攫取原材料和输出制造业产品(大多仅为当地富裕阶层购买)来营利。同时,那样的资本主义是伴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而来的,两者密不可分。

   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了其福利化时期:在美国罗斯福总统领导的“新政”下,美国采纳了保护劳工的法律,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了富人的税率而重构了原来的纯逐利性资本主义,给予其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新兴的结合劳工福利与资本主义的体系。期间,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均衡,美国社会最富裕的1%所占的总财富从之前(1910年)的45%降到1970年的不到30%,在欧洲其同比则从63%降到不到20%。(Piketty, 2014: 349,图10.6)

   而后是在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滞涨危机之后,伴随后工业资本主义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而兴起的新金融化资本霸权的体系,逐渐占据到越来越大的比例。伴随信息产业的兴起,金融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完全转化了旧式资本主义,从以资本家为主体的体系,转化为以证券化和半衍生化、虚拟化的股票市场为主体的体系。同时,又悖论地比之前更完全地确立了基于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全球化贸易法规。由两者的悖论结合而形成了一个新颖的股票市场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期间,社会最富裕的1%的财富在美国从1970年的不到30% 扩增到2010年的34%,在欧洲同比则从不到20%扩增到24%。(同上)。

   (一)从重商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中,相当规模的国际贸易起码可以追溯到重商时期。从16到18世纪,由于新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其间的竞争与战争,国家给予选定的商业公司垄断经营的权力,借以与之结合来积累金银,用于国家军力的建设。由大英帝国1600年给予垄断贸易权力的东印度公司便是典型,成为一个半国家型(一度拥有26万人的军队)半企业型的实体,在1757年占领了印度次大陆。那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起始阶段,当然也是其后来的帝国主义的先声。1858年,大英帝国政府直接接管了东印度公司的管辖地。

   相对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极其关键的两个洞见。首先,加以形式化的表达来说明的话,如果甲地由于其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能够以乙地的一半的成本来生产A产品,而乙地则同样可以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乙产品,双方自由交易对双方都有利。多边的贸易更加如此。借此洞见,斯密针对之前的“重商主义”提出犀利的批评,呼吁要建立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包括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城乡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Smith 1976 [1776]) 而重商主义理论则认为,贸易逆差的国家会受损,而顺差的国家受益(由于获得更多金银,能够建立强大的军队),因此必须凭借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促使贸易逆差最小化、顺差最大化——亦即如今在美国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反全球化的新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那无疑是失之片面的。

   斯密进而构建了其第二洞见:那样的自由贸易会促进经济整体中的分工,进而导致生产效率的巨大增长。他开宗明义地举例说明:由单一个人来生产,可能一天都完成不了一根针。但如果由十个人来对其18个生产环节进行分工生产,一天能够制造足足48 000枚。这是对后来全面兴起的现代制造业的原始实例和表达。(Smith 1976: 8-9)

   此上,斯密更构建了一整套将资本主义理想化和单元化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他针对重商主义而争论,真正的“国家的财富”必定来自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造业企业。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不可让国家的干预混淆之。(Smith 1976) 这套思路由后来的经济学形式化成为:唯有自由市场中的价格主导下的私有企业的竞争才可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斯密当时的目的是凭借这样的理想化建构来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从国王和贵族争得更多的权利,摆脱其对贸易和经济的霸权,将自由市场经济来取代重商主义市场经济。这套理想化建构和意识形态成为之后占据到霸权地位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斯密没有认真考虑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将会在19世纪伴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面推广而蓬勃“发展”,两者实际上成为不可分割的孪生体系。在那样的历史实际下,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再成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借口。对此,中国便在其近代历史中有切身的体会。鸦片战争的起源来自英国商团(从印度)走私偷运鸦片进入中国,被林则徐搜集焚烧,而英国则用卫护自由平等贸易的说辞来惩罚、侵略中国。其自由贸易的借口是如此地崇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主导着美国被认为是最好的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例见“哈佛(费正清)学派”的张馨保(Chang 1964)的研究,将鸦片战争的起源追溯到“文明的冲突”而不是鸦片的偷运和禁止;亦见同一思路的徐中约(Hsü 1960)的专著,将总理衙门的建立论析为“中国之进入国际大家庭”,以之为全书的标题。在这方面,在西方19世纪中期的论析中,马克思至为清晰地认识到“自由贸易”背后的帝国主义丑恶面。(Marx: 1858)写作于其前的18世纪后期的斯密则基本没有考虑到工业资本主义之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紧密结合。当然,也没有考虑到制造业中的雇主和工人间几乎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后者毋庸说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洞见的核心。

   也就是说,工业资本主义虽然被自由主义建构为一个国家“干预”最小化,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个凭借国家的权力和对外的侵略和占据来获得超等利益来发展的体系。这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其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所说明的历史实际。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认识的话,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两者是密不可划分的统一体。它的实际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将一切贸易设定为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的自我建构。

   (二)从福利化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

   其后,在1929到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后,为了重新振兴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相当普遍采纳了将资本主义经济福利化的制度。美国在罗斯福总统“新政”的领导下,采纳了新的劳动法律,给予工人组织工会,保证其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法律权利。同时,国家设定了新的福利制度,给予职工们退休福利和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亦即所谓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兴起。那些福利国家的作为是古典资本主义在危急情况下对工人做出的妥协、让步,也导致私营企业设立职工福利的体系。当然,还导致了相对比较公平的社会分配。它给予了资本主义新的生命力,并给予了英语“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新的福利化含义,与其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福利化的大历史潮流进而促使在1980年代之后的新保守主义极盛时期中,美国广泛将“自由主义的”liberal (“the L word”)一词当作批评“左派的”民主党的福利化主张的贬词来使用。(因此才会有卷土重来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词的兴起。)

除了坚决拼合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之外,人们还相当普遍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设定为私有产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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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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