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德性的暴政”是如何炼成的?——勒庞《革命心理学》导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1 次 更新时间:2020-09-15 16: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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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也明确地认为,大革命新宗教的根本指向,不在制度,而在人。确切地说,雅各宾专政的精神底蕴是改换和重建人的灵魂。“恐怖统治的原因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众灵魂的运作。”“那些无法被证明的信仰却常常为历朝开一代风气的精神领袖所确信不疑。……当任何一个问题在观点上引起激烈冲突时,我们都可以确信,它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pp.5-7)

   而要人的灵魂改造,雅各宾主义的路径是通过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建立“最高主宰崇拜”的国家政治仪式。罗伯斯比尔解释说,“最高主宰是大自然。他的殿堂是宇宙;对他的崇拜是美德;他的节日是聚在他眼前的、以普遍的友爱之情紧密团结的伟大人民的欢乐,并以纯洁和激动心灵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17]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内纪念日的1794年5月7日(花月18日),罗伯斯庇尔发表了《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著名讲演中说:“道德败坏是专制的基础,正像共和国的本质是美德一样。”而同时发放的《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规定:第一条“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灭论”;第二条“法国人民认为,完成每一个人的应尽责任,是崇拜最高主宰的最好的方法”;第三条“法国人民认为,在那些应尽的责任中,最重要的是痛恨背信弃义和专制统治,惩罚暴君和叛徒,帮助不幸者,尊重弱者,保护被压迫者,为自己的邻人尽力做好事,并以正直态度对待所有人。”[18]当时就有人称他是一位思想传播者、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一个除了自己具备纯洁政治信仰外还能唤起人类内心深处的感情的人。“您把人类的尊严还给了他们,您是强大的创造者,您使人类在人间重获新生,您的美德是我生活的支柱,只有您的友爱能够满足我全部的欲望”,赞美罗伯斯比尔是革命新宗教的“伟大教主”。[19]

   在笔者看来,区区罗伯斯比尔何能承载“教主”重负?卢梭,只有卢梭才可堪称现代革命政治宗教的精神象征和创始教主。

   这里,我们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再次引证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关于“改造人性”的经典论述,以此印证被罗伯斯比尔尊崇为“伟大导师”的现代革命思想轨迹。

   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改变”在《日内瓦手稿》作“抽出”。——译注)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从而每个公民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如果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完美程度了。[20]

   在宏观理念的原则角度,雅各宾主义是卢梭“公民宗教”的直接继承和实践者,罗伯斯比尔所宣传的“最高主宰教”既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又是一种政治的宗教。它正是意欲以尘世俗人充当超越神明的僭越野心,实际上是人的神化,是至圣革命领袖的神化,是其意志的教义化,通过教义宣传,规定思想准则,培养教士和信徒群体,进而统制唯一意志和纯净灵魂,最终实现革命主义所渴望的《启示录》式的人间天堂。

   因此,勒庞自信的指出,大革命“恐怖统治”混乱现象的背后,其精神灵魂则是直指“人性”,意欲“用一个真正的宗教来代替过去的宗教”。(p.242)

  

   疯狂的虔诚和真诚的残暴

  

   在1794年5月7日(花月18日)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讲演中说:“道德败坏是专制的基础,正像共和国的本质是美德一样。”[21]在被学术界称之为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重要的这次演讲中,他充满激情地勾勒出来共和国未来“德性统治”的美好前景:

   在我们国家,我们希望以美德代替自私,以诚实代替名声,以原则代替习俗,用坚强的责任代替僵化的礼仪,用理性思维代替时髦的风尚,以对恶习的憎恶代替平庸的恐惧;我希望用尊严代替傲慢,用慷慨代替虚荣,用荣誉感代替贪婪心;我们希望把良好的品德当作最好的伙伴,注重美德而不是阴谋诡计,注重天才而不是一时的机智,追求真理而不是外表的华丽,体味普通的幸福而不是沉酒于低俗的趣味。我们希望用真实的人性取代那些曾被人们误认为伟大实际上琐碎无聊的观念;我们希望培养出快乐、坚毅、勇敢的公民,而不是软弱、轻浮、只会抱怨的小市民;我们将用共和国的美德和伟大成就取代君王制的愚蠢和罪恶。

   总之,我们希望实现自然的愿望,完成人类的使命,履行哲学的诺言,证实在犯罪和暴政的长期统治下将来的必然归宿。要使曾在奴隶国家中占显著地位的法兰西胜过任何时期所有存在过的自由人民的荣誉,成为各民族仿效的榜样,成为压迫者的灾难和被压迫者的安慰,成为宇宙的装饰品,并使我们在用自己鲜血巩固我们的事业以后,至少能够看见普遍幸福的曙光……这就是我们的野心,这就是我们的目的。[22]

   罗伯斯庇尔宣称,如此纯粹的美德,决不允许遭到“敌人”的破坏,必须用“恐怖”予以捍卫。在他看来,“恐怖”是把双刃剑,在暴君手中,恐怖是压迫人民的武器,而一旦恐怖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它便将成为穷人的救星。

   “如果在和平时期,人民管理的工具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这个工具就同时既是美德又是恐怖:没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与其说它是特殊原则,毋宁说它是从祖国在极端困难时期所采用的民主一般原则得出的结论。”[23]

  

   从“讲演台”直通“断头台”

  

   于是,“美德”就与“恐怖”合乎逻辑地勾连在一起,“以美德引导人民、用恐怖震慑敌人”,[24]构成了一种超越常识之革命理论的思想根基。正如加尔文的那句残酷的名言所说:“我们在捍卫上帝的荣光时,哪怕毁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25]

   罗伯斯庇尔强调,“共和国是在所有反共和主义者的尸体上建成的”,凡是触犯:一、同情政治犯;二、反对美德的统治;三、反对恐怖政策的,均可罗之以“反对共和的重罪”绳而法之,立送断头台。[26]有过之而无不及,罗伯斯庇尔甚至发起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诛心”连罪,认为,“仅仅鼓励爱国热情是不够的,还应彻底消除人们对国家的麻木态度;仅仅发展正确的道德是不够的,还需要铲除所有的随落行为。因此,在他看来,欢乐的至高无上者节和可怕的牧月法令是并行不悖的。这两者都是为了实现罗伯斯庇尔理想中的道德共和国。”

   为彻底地实现“革命美德”,进一步强化革命法庭的法律,罗伯斯庇尔制定了代表着恐怖统治顶峰的“牧月22日法令”,把“那些企图以任何方式妨碍革命的进步事业以及阻碍共和国壮大的人——不管他们以怎样的面具伪装自己”的统统定义为“人民的敌人”,其罪名包括试图重建君主制、攻击国民公会、背叛共和国、勾结外敌、妨碍粮食供应、包庇阴谋者、诋毁爱国主义、贪污腐化、误导民众、传播虚假消息、辱骂美德、败坏公众的良知、盗取公共财产、滥用公职、隐瞒反对自由以及国家团结和安全等等。对于“人民的敌人”的审判,不再允许拥有律师,仅凭“道德证据”就可处决。这项法令甚至规定,发生过诸如生产了发酸的葡萄酒、囤积居奇、甚至是试图用英语写信等等行为的人,就被认作是一个“对国家毫无价值”的东西,可随时直接处以死刑。[27]

   据研究者统计,在雅各宾统治时期,巴黎的死亡人数是2639人,整个法国是16594人。这些人为何死,何时死,如何死等等历史信息,都在雅各宾派保存的死刑记录里留有详细记载。

   历史的悖谬在于,鉴于以往宗教惩罚的残酷性,诸如在被烧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头;行刑时还给罪人缚上一条铁链,把他们投人烈火中之后,再将其拖出,反复施虐,更好地体现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1791年6月的议会宣布以后所有的死囚一律执行斩首。据学者考证,斩首设备“断头台”的设计,实际出于国王路易十六的“智慧”之手。这一被“敬称”为“国家剃刀”的断头台,砍掉一个人的脑袋只需百分之二秒,而被砍下的人头大约需要30秒钟才完全失去知觉。出于“迅速而免痛苦”的人道考虑,新断头台很快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并立刻成为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象征。历史的无情恰恰在于:最后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全都和路易十六一样上了断头台。而把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人是同一个人:刽子手夏尔·桑松。[28]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让你死得更爽!”竟成为“恐怖统治”期间革命人道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顶点。

   勒庞关于大革命风暴从“演讲台”和“断头台”的论述,精彩、醒目、深刻,入木三分地展现出了雅各宾主义革命精神的巨大分裂:

   一方面,雅各宾主义者怀有一种拯救人类出水火的崇高道德责任感,他们为自己能成为推动这一道德进程的实施者而自豪,凭借同时占据真理与道义双重优势的新先知,他们理直气壮,他们发号施令,他们趾高气扬。在政治布道的“演讲台”上,他们演绎推理,他们真诚呼吁,他们声泪俱下。他们要用真理的理论唤醒人,用逻辑的推理说服人,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要用殉道的范例激励人。在一般意义上讲,他们为自己“弘道”与“救赎”之信仰付出的是真诚。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雅各宾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真理,且代表得太确定;自己拥有道德,但拥有得太崇高;自己关切“救赎”意识,但关切得太真诚;自己宁肯奉献生命,但奉献得太悲悯,“他们借助语言和口号的魔力,用新的神祗取代了旧有的上帝。”于是,凭据真理和道德的名义,他们对于愚昧、自私、亵渎、背叛等等黑暗的“魔鬼”,就义无反顾、理所当然地下狠手,就必须彻底肃清,严惩不怠,暴力压迫,斩尽杀绝。残酷的血洗杀戮承载和成就的恰恰正是高尚的道德责任!罗伯斯庇尔墓志铭被刻上据说来自裴多菲《自由与爱情》的诗句:“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别想活!”(Passant, ne pleure pas sur ma mort : Si je vivais, tu serais mort.),也真是恰如其分地令人唏嘘深思。

   雅各宾派所建立的这种从“演讲台”到“断头台”的“革命直通车”,其逻辑轨迹跟其情感态度一样的悖谬,以至于丹东、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革命者在断头台上,都一样的慷慨激昂,死不瞑目。可怜的是,他们始终不清楚其逻辑和道义方面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

   勒庞在本书中曾不止一次地预言,雅各宾信仰的“使徒逻辑”,不仅与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如果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明天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采用类似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的布道方式。”(pp.224-225)

   “人的智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取得进步,从而也就为人类开拓了一个光明的前景;然而,人的性格、精神的真实基础及其行为的真实动机却很少发生变化。虽然可以暂时将它压制住,但它很快又会再次出现。我们必须接受人类本性原来的样子。

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不甘心接受人类本性的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试图以理性的名义来改造人和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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