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德性的暴政”是如何炼成的?——勒庞《革命心理学》导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1 次 更新时间:2020-09-15 16: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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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大革命“这座伟大的纪念碑应该被视为一种新宗教的奠基”:

   “[大革命]与其说归功于它所建立的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不如说归功于它所建立的一个新的宗教。…… 像所有使徒一样,革命者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p.8)

   “大革命最为重要的要素或许就是其神秘主义成分,因此,我们只有把大革命视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构成,才能清晰地理解它,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信仰可以迫使人们与理性相分离,并且能够将人的思想和情感推向一个极端。纯粹的理性从未有过这样的力量,因为人们从来不会对理性充满热情。”(p.176)

   勒庞认为,大革命的原生动力与其说发端于对权力的心理欲望,也并非对经济利益的直接需求,因为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国势并非处于最为糟糕的低谷,不如说来源于去实现神召真理的命定追求。这些被 “真理”之光揭示出来是种种丑相,诸如王权专制,贵族骄横,等级林立,贫富不均等等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公,归根结底发端于人性自身的“堕落”和“罪性”,这些重大的问题绝非是法国的个案,而是一种“人类通病”。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旨在铲除此类“人间罪恶”,与污秽的旧灵魂和黑暗的旧社会一刀两断、彻底决裂。用克蓝?布林顿(Crane Brinton)在《革命的解剖学》中的话说,大革命就是要摧毁“过去的所有污浊之物”,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5]大革命是对真理召唤的回应,是一项跨民族,超国界的神圣使命,具有普世意义。因此,勒庞说,“更准确地讲,这些革命人物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所以,尽管他们是当事人,然而,对于这一进程,他们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他们甚至从未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鬼使神差地左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狂怒无以自制,弱智不能自持,皆源于此。他们以理性标榜,声称受理性的支配,但实际上,推动他们行为的却根本不是理性”。(p.6-7)

   进一步说,既然宗教植根于人性本身,便能为所有的人同样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最大光谱效应的普世关怀。因此,政治宗教的根本关怀与其说在政治变革,不如说在于拯救人类。所以托克维尔强调,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宗教的惯常特征是把人本身作为考虑对象,而不去注意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在人们的共同本性上加人了什么特殊成分。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而不顾社会的形式。

   那么,这个新世界的新图景,或者说,这一革命新宗教的“新教义”又是些什么呢?勒庞说:

   革命新宗教的“教义由一些不那么协调的要素揉合而成,自然、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憎恨以及人民主权等等,构成了在它的信徒们看来是不证自明的福音书。新的真理俘获了这样一些使徒: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并最终和世界上所有的信徒一样,试图通过武力推行这些真理;异教徒的观点和意见不必加以考虑,他们被消灭乃是罪有应得。……新的使徒对布道充满热情。为了使外省皈依,在铡刀的护卫下,他们往那里派遣了热诚的使徒。新信仰的检察官对谬误丝毫不含糊,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共和国就是摧毁一切反对它的事物’。如果国家拒绝获得新生又有什么要紧呢,无论它愿意与否,它必须再生,卡里埃说:‘如果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改造法兰西,我们将成为它的掘墓人。’”(p.203)

   勒庞在本书各处反复提到,诸如“人类平等”、“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通过法律手段重建社会”等等“空洞的幻想”,就是“神秘主义的信仰”的主要内容。对这些未来美景的幻想、渴望、钦慕与追求,将大大超过“理性的无声力量”,而这正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有力的行为动机。”所以勒庞说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假设理性的无声力量可以胜过神秘主义的信仰,那么,讨论革命思想或政治思想的理性价值就毫无意义了。”换言之,正是理性战胜不了人们的心理幻觉,人们才需要对追求理性滔滔不绝。勒庞的这本书在很强的意义上,正是要解释大革命之强悍冲击力的信仰动力源泉。正是“那些无法被证明的信仰却常常为历朝开一代风气的精神领袖所确信不疑。”“现在,历史业已向我们证明,一个坚定的信仰是何等地强悍有力:战无不胜的罗马人不得不拜倒在游牧部落的军队面前,那是因为这些牧羊人为穆罕默德的信仰所指引;同样的原因,欧洲的君主们无法抵抗法国国民公会派出的装备极差的军队。”(p. 5)

   当然,此处我们无意绝对否定大革命政治宗教之真诚性的一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意识”的深渊;甚至我们也不能轻率地绝对认定大革命的操刀手们自身就直接试图替代神的角色,因为在他们的意念中,自身只是某种神圣志业的渺小工具。如罗伯斯庇尔就曾真诚地信奉某种“永恒的理性”,试图以革命的超验性信仰救赎普遍腐败的现实政治。他时时念兹在兹的是:“最高主宰和灵魂不灭的思想,是对正义的一种持续的召唤,因此,它是社会的和共和主义的。”“如果神的存在、灵魂不灭只是一些幻想,它们将仍然比人类智慧的一切概念会更加卓越。”[6]

   质言之,只有当把政治变革上升到追求真理的高度,只有当把建构制度深化到改换人心(洗涤灵魂)的层次,只有当用新世界的灿烂光明彻底替代旧社会的黑暗污浊的时候,所谓“政治宗教”才能成立。这里,“政治”是指途径和手段,而“宗教”则是指真理的目的;在这其中,“上帝”被“超人”所替代,超越的天国要被具体地落实到世俗的人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逆反人性常识的所作所为才能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大行其道,并以追求真理,创造美好大和谐之新世界(the good Cosmos)的缘由,而把人间的“残忍”视为神圣的“义举”,把践踏世俗的“道德”(出卖、陷害、杀戮)转化为实现超越的“准则”(无私、忠诚、奉献),以至于“像所有使徒一样,革命者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p.8)正如米兰·昆德拉后来所说的那句有名的政治格言:“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7]

  

   占有真理的自负、狂妄与霸蛮

  

   对于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宗教的法国大革命,其独占真理的内在气质决定了其自身具有某种一神教(monotheism,belief in a single God)的突出特征,而这一特质又决定了其一神教规则之下的残酷性和不宽容。

   “这些狂热的宗派主义者以使徒自居,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且同所有的信徒一样,他们无法容忍异端的见解。神秘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信念总是伴随着一种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的需要,它不可能被说服,而一旦大权在握,大屠杀就有如同箭在弦上。”(p79)

   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宗教的伴生物。因此,大革命必然要导致暴力和不宽容,这是取得胜利的神灵对其信徒发出的指令。大革命在整个欧洲肆虐了 20 年,它使法兰西成了一片废墟,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国家也多次遭到侵犯;但是作为一项铁律,不付出灾难性的代价就不足以改变人们的信仰。(p177)

   “这些狂热的宗派主义者以使徒自居,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且同所有的信徒一样,他们无法容忍异端的见解。神秘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信念总是伴随着一种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的需要,它不可能被说服,而一旦大权在握,大屠杀就有如同箭在弦上。”(p79)

   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宗教的伴生物。因此,大革命必然要导致暴力和不宽容,这是取得胜利的神灵对其信徒发出的指令。大革命在整个欧洲肆虐了 20 年,它使法兰西成了一片废墟,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国家也多次遭到侵犯;但是作为一项铁律,不付出灾难性的代价就不足以改变人们的信仰。(p177)

   勒庞分析道: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它的极端、绝对之不宽容,对异教徒所实施迫害乃至无情的杀戮,“决不是出于他们对异教徒的恐惧,首先源自于心灵产生的义愤”,“信徒们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些真理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它们的胜利必然会使人类实现再生。”既然信徒们“深信自己掌握着最确凿无疑的真理,对于那些否认这些真理,因而必定不会根据良善的信仰行事的人,怎么能保持宽容呢?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剪除谬误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容忍谬误呢?”(p.223)因此,恐怖是所有信徒都视为必然的一种手段,因为历代的宗教法典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之上,为了强迫人们遵守他们的规定,信徒们试图用永恒的炼狱来威吓他们。(223)

   大革命的政治宗教实践表明:

   “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精微的无意识信仰行为,不管其外表如何,理性对这种信仰无从施加控制;我同时也证明了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对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坚信不移它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以至于它竟可以完全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它的力量也只有时光的流逝才会使它发生改变。”

   “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精微的无意识信仰行为,不管其外表如何,理性对这种信仰无从施加控制;我同时也证明了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对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坚信不移它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以至于它竟可以完全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它的力量也只有时光的流逝才会使它发生改变。”

   正是由于信仰被视为绝对真理这一事实,使它必然变得不宽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暴力、仇恨和迫害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最为典型。

   “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或是政治信仰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非但理性对它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它会寻找理由来迫使理性为这种信仰做出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并企图把它强加于人。”“在其信仰的催眠作用下,信徒们可以变得完全无所畏惧。”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恐怖是“胜利的信徒用来消灭其可恶对手的普遍做法。”即使可能容忍“思想上分歧”的人,也不能容忍“信仰上的差异。”(p. 80)。勒庞指出,加尔文的心理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并不是没有亲缘性,同后者一样,加尔文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对于那些拒不接受其教条的人,他毫不怜悯地把他们处死,对此,加尔文声称:上帝要求“我们在捍卫上帝的荣光时,哪怕毁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p30)

容忍荒谬就是一种犯罪,而且所犯的是“欺骗真理”的弥天大罪。勒庞举例,在古代,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概也会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大谈特谈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这与其它时代的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以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p39)而到大革命时期的现代,从割断两百多罗马元老院议员喉管、屠戮了五六千罗马人的苏拉,到镇压巴黎公社之后,枪毙了两万多人的暴徒。为了阻止异端的“敌人”向人群布道,他们在被烧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头;为了加强对他们折磨,在行刑时还给他们缚上一条铁链,这样在把他们投人烈火中之后,行刑的人可以再把他们拖出来,反复施虐。…… 这些血腥的法则屡试不爽。过去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法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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