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七虎:毕生铸坚盾 壮志报祖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0-09-14 18:31:34

钱七虎  

   2020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然而,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心急如焚,也想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便在第一时间向武汉抗疫一线捐赠了人民币650万元。多难兴邦!我坚信,在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

   “耄耋之年自有狂,固北疆,战南洋。磨剑数载,建万里国防……”这是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进步奖后,我的一个学生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词。奋斗一甲子,铸盾六十年。自从选择了科学防护事业,我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立志为祖国铸就一座打不烂、炸不毁的“地下钢铁长城”。我想,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志气、一位科技工作者的豪气,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心系家国 毕生铸盾

   1937年,我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家中排行老七,父母便给我取名“七虎”。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一次逃难途中,父亲因怕我啼哭而被日本兵发现,差点把我捂死。从小目睹侵略者戕害同胞残暴行径的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祖国和军队,人民就过不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中学时代,我就读于著名的上海中学。毕业时,学校本来要选送我到苏联留学,这样的机会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梦寐以求的。可这时,我得知一个消息: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在中学招收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还是在本国读军校?面临抉择,我心想:祖国更需要我,军队更需要我。于是我毅然决定放弃到苏联留学的机会,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

   进入“哈军工”以后,因整天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所以当时报考防护工程专业的人不多,我就带头选择了这个专业,从此与防护工程结了缘。1960年,我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继续深造。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到了苏联后,我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最终获得了工学副博士学位。留学归国后,我克服各种困难,一门心思做学问、搞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敌人先打了我们,我们要保存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击,靠什么?靠防护工程。我当时就想,只有铸牢防护工程这面坚固的盾牌,才能确保我国首脑指挥工程和重要战略武器工程的安全。从那时起,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奉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门设计。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我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收集数据。在现场发现,虽然核爆后的飞机洞库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出现严重变形,致使无法开启。门打不开,飞机出不来,就无法反击和追击敌人。当时飞机洞库门设计通常采用简单的手算方式,计算精度差。我率先引入世界上刚兴起的有限元计算理论,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

   大国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体现在综合国力上。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既要关注如何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也要关心如何提升综合国力、谋求人民幸福。1992年初,珠海特区建设机场,要炸平一座山,爆破总量1085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数万发雷管不能有哑爆,一半的土石方定向投入大海,一半必须松动破碎,而且要确保邻近1000米内的两处村庄安全。我带领团队六下珠海,与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和施工环节,当年12月成功实施爆破,创造了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录。

   这些年,我还在长江隧道、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等方面,贡献了我的学识和才智。在我心中,这都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所系,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幸福所在。

   一路走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我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也不会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常对老伴和身边同志说,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一切,爱党信党跟党走,是我一生中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  

心无旁骛 潜心钻研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一点马虎和心浮气躁。根据我的人生体验,科技的成就或者人生的成功,有时候看来好像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但实际上,机遇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天才出自勤奋。我就读“哈军工”期间,哈尔滨松花江畔很漂亮,特别是冬天的雪景很美。但那时,我一次都没去看过,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六年假期只回过一次家,利用假期主动留校学习。所以,我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也成了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虽然没有达到顶点,但也克服困难登上了科技高地。我记得在我设计飞机洞库大门时,没有学过有限元理论、计算机语言,没有编过电子计算机程序。由于当时国内只有七机部五院、中科院计算机所等少数单位有大型计算机,我只能利用人家午饭和休息时间上机计算,饮食不规律加之劳累过度,导致我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但这些困难,最终都被我征服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人不寒而栗。为此,我带领团队通过刻苦钻研和攻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抗爆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有人曾在某地下防护工程内当面表达对钻地弹的担忧,我当即告诉他们:“我们的防护工程不仅能防当代的,也能防未来可能的敌战略武器打击,什么钻地弹来了都不怕!”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如果说核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我和团队时刻跟踪新型进攻武器的发展,只要是进攻性武器这个“矛”发展一步,就琢磨和研究让我们的“盾”如何更坚固一层。从核空爆到核触地爆、再到核钻地爆,从普通爆炸弹到钻地弹,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研究,我们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

   2019年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亲自为我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和证书。我深知,这份荣誉和褒奖,不属于我个人,它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们科技人员的热忱关心,归功于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的充分尊重,归功于军队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组织的培养,我不可能获得今天这些成就。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我决定把国家奖给我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主要资助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学生。后来,江苏省又配套奖给我800万元,我捐出100万设立了“钱七虎奖学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拿出50万捐给了我的母校——上海中学,剩余650万这次全部捐给了疫情防控。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我还有什么不能贡献的呢?我能尽我的一份力量,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又幸福的事。  

甘为人梯 提携后人

   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我这辈子有个最大的课题就是:培养优秀人才、打造优秀团队。

   每年,我都要组织团队举办一场“学术民主生活会”,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齐集一堂,开展“头脑风暴”。团队成员都说:“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视野都要开阔一分。”“以老带新”的知识碰撞,学术争鸣的思维交融,激发了团队创新活力,促进了团队快速发展。

   在我的团队里,70%的科研项目由年轻人担纲完成,实现了完成一个课题、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取得一项成果、带出一批创新能手。数十年来,我们团队先后建成了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军队创新研究群体,涌现出长江学者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军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对象1人,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原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4人,团队也成了实力雄厚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

   2009年,我主动放弃被提名竞选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机会,举荐中国年轻学者冯夏庭,我的理由很简单:“世界岩石力学研究中心在中国,冯夏庭人年轻、有能力、敢担当。”后来,冯夏庭成了有史以来唯一担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中国专家。

   我觉得,任何事业都是集体的事业,不是个人单打独斗就能成功的。一个人没有大家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研究,更是集体和团队的集体智慧。只要大家在吃苦担当的时候能勇于往前冲,排名报奖的时候学会往后靠,就一定能获得他人的支持。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团队精神,把助人为乐作为人生准则,处理好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团结力量干大事。

   我今年83岁了,虽然已经退休,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想做、能做。在我有生之年,我将始终做到毋须扬鞭自奋蹄,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研究,带好学生、培养人才,关心团队建设,为国家铸就钢铁强盾,为我国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钱七虎,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13年被中央军委荣记一等功,2019年1月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9月被评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新冠疫情期间先后两次共向武汉捐款6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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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建》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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