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2 2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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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瑞平  

  

   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十点重要共识,明确宣示“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半年之后,习近平主席会见访华的安倍首相,再次确认要 “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同开辟两国关系新未来”。此后,有关各方都在期待 习近平主席 2020 年春季正式访日,两国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进一步达成共识。但进入 2020 年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肆意蔓延,原本有望取得重大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国事访问未能成行,有可能对双方构 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带来一些变数,尤其是伴随疫情进展与国际社会多方互动,中日关系似乎显现出与疫情初期不同的 “温度差”,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 “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 “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因此,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也由双方领导人界定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事实上,双方领导人在2019 年 6 月达成的十点重要共识中,已在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总体框架之下,就经济关系设定了明确目标和丰富内涵。其中第四点明确指出: “两国领导人同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利益交融,加强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经贸投资、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日方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是联结多样化地区的富有潜力的构想。中方欢迎日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双方将继续着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果。双方支持两国企业扩大相互投资,确认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第九点进一步强 调: “两国领导人认为,中日同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双方同意,发挥二十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 定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的是,这一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到底要契合新时代哪些重要层面的要求? 或曰,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必须 契合的新时代要求,需要从哪些重要层面来界定和把握? 十点重要共识的第一点是这样表述的: “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认为,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再结合上述第四和第九点 的相关表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应该主要从如下几大层面来界定和把握: 第一,世界百年变局尤其是世界经济新变局给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第二,区域合作新态势尤其是东亚合作新棋局给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第三,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对外开放新格局给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第四,日本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对外开放新布局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第五,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目前正处在十分关键的开局阶段,因而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也要契合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提出的新要求。

  

   一、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

   如前所述,中日领导人在达成 “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重要共识时,高度重视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 全球大格局和时代大趋势。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而言,首先要契合这一世界百年大变局在经济层面的体现,即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 变局。在共识的第九点中,双方领导人也有明确表述,可见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这一方面是因为中日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各自发展不可能离开稳 定、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必须顺应和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提出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还因为,中日都是经济大国,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对维护全球经济和国际多边经济治理体系的顺利运行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应主要从构成这一新变局的如下四大趋势来考察。

   1、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

   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始终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总量或规模上构成世界经济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迄今世界经济的 基本运行规则也由西方发达国家来制定和主导。如在世界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和体系,就主要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世界银行行长一定来自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总裁一定来自欧洲大国,即是这种主导和控制的集中体现。与之相对,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从属或 “边缘”地位,甚至在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还不得不遭受剥削或向 “中心”国家的 “价值转移”。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只能在 “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很难彻底摆脱其 “依附”身份、扭转其 “边缘”地位。

   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抓住 “百年未见”之大机遇,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经济分工,推动自身发展,开启了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进入 21 世纪,这一进程进一步提速,崛起势头更加迅猛。1990—2019 年,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仅增长 1. 82 倍,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增长达 5. 73 倍,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 3. 15 倍。结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 2000 年尚仅为 20. 9% ,而到 2019 年已提升至 40. 2% ,意即进入新世纪不到 20 年间攀升了一倍! IMF 的数据还表明,同一时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由 30% 左右攀升至 60% 左右,也整整攀升了一倍,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 60% 要由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来支撑。直接受此影响,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国际投资以及世界经 济运行的其他重要层面,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快速提升。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作为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的重要趋向,必然会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由此而提出的新要求。后文论述表明,新兴市场战略将越来越成为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中国,不仅本身就是全球最大 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且新时代中国的开放新格局,也将越来越以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这势必会从多层面对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2、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

   在上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位居前列,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也成为崛起势头最为强劲的典范。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世界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 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进入 21 世纪,这一态势更加显著,影响更加深广,其突出表现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急剧变化。而位居其后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地位虽也有所调整,但变化并不明显,可以不必重点讨论。进入新世纪的头 19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 ( GDP) 增长了 10. 6 倍,而美国仅增长 1. 1 倍,日本几乎没有变化。结果是,中国相当于美国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11. 8% 急剧攀升至 2019 年的 66% ,不到 20 年间攀升了 54. 2 个百分点; 而中国相当于日本的比重在 2000 年尚仅24. 9% ,到 2010 年即超过日本,2019 年已攀升至日本的 2. 74 倍!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还体现在中国 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以 及最大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等多个重要层面。

   作为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的主要趋势之一,大国经济实力的如此急剧 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攀升,势必要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深广影响。中日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变化 均深刻影响着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后文将进行专题讨论。概言之,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正视和顺应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 的这种变化态势。其中最应予以关注的是,无论在中美日三国之间是否存在 一种学理意义上的 “三角关系”,中国作为越来越接近老大的 “老二”,日本作为越来越被 “老二”落下的 “老三”,都势必会对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对日本而言,作为越来越小的“老三”,面对 “老大”与 “老二”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冲突,如何 “选边站 队” 势必直接影响乃至决定其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的战略定位。最新动向 是,刚刚因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出现松动迹象的中美冲突,又因疫情对 抗、南海局势,尤其是涉港涉疆等问题显现急剧恶化之势。美方不仅利用这 些问题加大了对华战略遏制的力度,还加大力度引导甚至逼迫其盟友强化反 华联盟,日本更是其主要拉拢对象。与此相关,安倍政府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再度凸显,势必会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造成直接影响。对 中方而言,应正视中美日三边互动的新特点与安倍外交的两面性,将发展与 强化中日经济关系作为应对中美战略冲突的必要选择,这更应是中国发展新 时代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的迫切要求。

   3、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

   经济全球化需要强化全球经济治理。二战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全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美国占据核心和支配地位。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战后很长时期基本保障了全球经济运行的有序展开和稳定推进,但存有严重缺陷,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新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引发全球性贫困问题的恶化,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严重失衡等。这是近来全球化遭遇反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陷困境、世界贸易组织 ( WTO) 新一轮谈判停滞不前、仲裁机制被迫停摆的主要背景和深刻原因。特朗普上台后肆意推行 “美国优先”、单边主义,进一步暴露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存在的矛盾和缺陷,更加恶化了 业已存在的全球性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在四大赤字,而治理赤字位列四大赤字之首。他呼吁国际社会要 “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后文所述,日本是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受益者,捍卫国际多边主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也是其目前和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中日两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 “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然要契合这一要求,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的协调合作。

   4、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

近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一开始是以西欧为地缘中心的,英国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随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快速崛起,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世界经济中心开始由西欧扩大到北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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