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20-09-12 2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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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瑞平  
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三大拓展方向。就当前日本的出口市场分 布看,美国、中国和 “亚洲四小龙”大致均衡,2019 年分别占到 19. 8%、19. 1% 和 20. 4% ,合在一起,已占到日本出口总额的 60% 。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必须契合新时代日本对外开放新布局的这一重大变化。

  

   五、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大局已定,摆在中日双方决策层、战略 界及相关各界面前的首要任务是: 如何顺利开局? 经济关系是基础,是 “压 舱石”和 “推进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也要契合新时代 中日关系实现良好开局的新要求。从既往历史进程、当前现实问题和未来总 体走势看,应将重心放在如下三大层面。

   1、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

   从一般原理或基本常识看,经济关系是基础,决定政治关系; 经济互利 促成政治互信,政治互信反过来推进经济关系发展,强化经济互利基础,二 者形成良性互动。但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互动态势,又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直接干扰,出现明显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的互动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当处于良性互动态势时,中日关系发展就比较平稳和顺畅; 反之,当处于恶性互动态势时,中日关系就会出现波折,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若 以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互动态势为标志,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为“政热 经冷”阶段; 80 年代为 “政经双热”阶段,史称中日关系 “蜜月期”; 90 年代 为 “政冷经热”阶段; 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在小泉执政时期和野田政府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则陷入严重的 “政经双冷”状态。以 2017 年 5 月日本派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中日政治关系开始转圜,经济关系也随之回暖,逐步形成所谓 “政暖经温”态势。当前中日经济关系的回暖态势,可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得到明证。统计数据表明,中日双边贸易在经历连续五年的负增长后,2017 年开始转为 10. 1% 的正增长,2018 年仍 然保持这一势头,增长率达 8. 1%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结束连续四年的负增长,2017 年增长了 5. 3% ,2018 年更增长了 16. 5% 。

   为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良好开局,必须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良性互动,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如前文所述,在两国领导人达 成的十点重要共识中,之所以专设两条 ( 第四条和第九条) 从多层面强化双边经济合作,夯实两国政治互信的经济基础也是应有之意。但在进入 2019 年 后,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贸易投资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中日经济关系转暖的势头也受到严重冲击。中日双边贸易到 2019 年又转为 3. 9% 的负增长,其中中国对日出口为 - 2. 6% ,自日进口为 - 4. 9% 。进入 2020 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剧烈冲击,1—4 月,中日双边贸 易的降幅进一步扩大至 4. 9% 。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在中日经济关系的传统领域,相互依存和互利关系长期呈明显的弱化态势,从而导致中日关系中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逐步趋于弱化。从中国方面看,无论是对日贸易依存度 ( 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 ,还是对日外资依存度 ( 日资占引进外资比 重) ,都呈显著下降态势。如图 7 所示,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在 1985 年曾高达 27. 2% ,而到 2019 年已降至 6. 9% ,下降 20 个百分点以上,目前仅及当时的 1 /4。中国的对日外资依存度,在 1990 年曾高达 14. 4% ,目前已不足3% 。从日本方面看,其对外贸易投资对华依存度的提升势头近年也有明显变 化。如图 8 所示,其对华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到 2009 年超过对美出口占比,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1 年该比值升至高点 19. 68% ,比第 二位的美国高出 4. 37 个百分点,之后即开始出现波动,到 2013 年第一出口对象国又让位于美国,到 2015 年占比降至 17. 49% ,比第一位的美国低了2. 65 个百分点,2018 年一度稍超美国,2019 年为 19. 09% ,而对美出口占比为 19. 82% 。另外,在日本对外投资布局中,中国的地位近年也呈显著下降之 势。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5 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分别仅相当于其为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良好开局,摆 在双方政府、战略界及有关各方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一方面应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扭转或延缓在上述传统领域的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弱化趋势,另一方面更应积极拓展中日经济合作新领域、新空间,在节能环保、现代农业、老龄康养、财政金融、科技创新、对日投资等新领域加强合作。

   2、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

   尤其重要的是,在努力夯实中日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的同时,还必须正视和顺应在经济互利层面上双方实力对比与相对地位的巨大变化。恢复邦交正常化后的 20 世纪 70—80 年代,是中日政治关系的 “蜜月期”。此时的中日经济实力与相互依存地位,最显著特征是 “日强中弱”。尤其是恢复邦交正常化的 70 年代初,日本刚刚经历经济高速增长 “奇迹”,加之在 1968 年明 治维新 100 周年之际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谓国富民强、志得意满。而当时中国正值 “文革”期间,连年的政治动乱导致国 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日方国富民强而中方积贫积弱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构成了当时中日政治互信的经济 基础。然而,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日两国经济却显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 日本经济因泡沫破灭深陷长期萧条,而中国经济则步入持续高速增长。此后很长时期,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 1% 上下,陷入所谓“1% 增长时代”,而中国在近 30 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 10% 左右。30 年反差巨大的经济发展态势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与相对地位发生颠覆性变化: 越来越由 “日强中弱”转变为 “中强日弱”。中日关系 “蜜月期”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双方尤其是日方能否正视和顺 应,即成为现实而重大的议题。在 1990 年,中国的 GDP 规模仅相当于日本的 1 /8 ( 12. 7% ) ,2010 年超过日本,2019 年已达日本的 2. 7 倍。直接受此影响,中日经济仍然是高度相互依存的,但相互依存地位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进入 21 世纪后变化更加显著。根据日本计算,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5. 6% 降至 2019 年的 6. 9% ,而对 华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重,同期则从 8. 8% 升至 21. 3% 。尤其是与 20 世纪 80年代中国更加依赖日本相比,现在早已是日本更加依赖中国。目前日本对华 贸易依存度相当于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的近三倍!

   中日双方都必须正视和适应这一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层面的相应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方面要发自内心地 “乐见”和 “欢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不能把这一态势视为 “威胁”,甚至试图予以遏制。中国方面也不应忘记,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日本曾从多层面给予帮助,尤 其不能忘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段 “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重要时期。那时的中日政治关系,仍延续着 70 年代末 “蜜月期” 的良好发 展势头。面对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曾将日本作为学习的主要榜样; 中国在开启对外经济开放之路的很长时期,也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经贸伙伴。20 世纪 70—80 年代,中日老一代政治家以极大政治勇气和战略智慧,在实力对比关系明显 “日强 中弱”的基础上,开启了中日关系史上政治互信的 “蜜月期”; 目前双方的决 策层和战略界更应正视和顺应实力对比关系的 “中强日弱”,在此基础上重新 构筑新时代政治互信的经济基础,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良好开局。

   3、消解疫情冲击,引领疫后合作

   作为 “压舱石” 和 “推进器”,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实现良好开局的 新要求,中日经济关系所面临的局势并非十分有利,甚至可谓 “流年不利”。进入 2020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突如其来,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剧烈冲 击。截至目前,疫情还在继续,其造成的剧烈冲击尚难最终判定。就迄今可 以看到的影响而言,集中体现在如下几大层面: 第一,由于疫情造成人流阻 隔、物流中断、( 产业、价值) 链条破裂、合作停滞,直接导致中日经贸关系 出现严重萎缩。2020 年 1—4 月,双边贸易降幅进一步拉大,达 4. 9% 。第 二,疫情对中日两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从供给和需求两大层面严重影响中 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双边基础。据 IMF 2020 年 6 月 24 日的最新预测,受疫情影 响,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 1% ,而日本经济更将出现 5. 8% 的负增 长。第三,疫情导致外部整体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经济停滞、贸易萎缩、投资波动、金融震荡,从多层面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据 IMF最新预测,2020 年全球实际 GDP 增长率将出现 4. 9% 的负增长,其中发达经 济体下降 8. 0%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 3. 0% 。第四,疫情导致全 球经济出现更大不确定性,重要产业回归本土、贸易投资保护加剧等动向,将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如有报道 称,日本政府已拨出专款,鼓励和资助日本企业撤出中国。

   如何消解疫情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严重冲击,尤其是引领后疫情时代的中日 经济关系行稳致远,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实现良好开局的新要求,尚需中日双 方付出巨大努力。第一,为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氛围。在疫情期间,中日双方相互声援、无私相助,谱写出一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时代新曲,在后疫情时代仍须发扬光大。第二,顺应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重组的大趋势,改善、充实和强化中日产业链、价值链合作。疫情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推进 “去中国化”逆流,势必会对中日产业链、价值链合作造 成一定冲击和影响。但中日产业合作已有基础十分扎实,在以往依靠低工资、低地价吸引日资的外资优惠政策不合时宜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优化引资政 策,积极改善营商环境,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条例,正在为后疫情时代中日产业链、价值链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第三,顺应后疫情时代的 产业发展新趋势,加强在公共卫生、医疗保健、老龄康养、绿色发展、现代农业、金融稳定、产业安全、数字贸易等领域的中日合作。第四,继续推进围绕“一带一路” 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我们看到,在疫情对中国对外贸易投资总体造 成严重冲击的同时,对 “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合作却在逆势增长,后疫情 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应乘势而上。第五,疫情进一步凸显出全球多边治理存在的严重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全球治理之争还将持续甚至进一步激化,作为国际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受益者乃至维护者,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必须加强合作。第六,协调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力争早日签署 RCEP,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推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抓手。

  

   江瑞平,男,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院长,外交部东亚合作专家组成员,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商务部咨询委。

   来源:全文刊载于《日本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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