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发现真实的“社会”——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本体论假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7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3: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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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如果说美国内战打出了一个真正统一的现代国家,而大危机即“进步主义”时期则催生了一个以食品药品管理局为代表的现代政府体制。到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意味着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政府的角色,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成为常态,以至于被美国保守派称为“共产主义政策”。到了二战之后,为解决复员军人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国家开始大规模修建公路和住房,“马歇尔计划”彰显政府之巨手。不管是否被称为“福利国家”,都意味着政府对国民的民生负有空前责任,这在西方历史上是全新的政治建制。凡此种种,都意味着西方国家治理应该是凯恩斯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以市场为主体的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学,更不是专注于公民的“社会学”。

   在国家(政府)作用越来越大时,在国家对公民的生活影响越来越直接的时候,美国政治学反其道而行之,不再研究国家,而将政治学下沉到社会研究,其典型理论范式就是阿尔蒙德所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该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统领了20多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败。此后,这一学派的继承者将之转型为理性选择主义的实证主义研究,量化模型开始兴起。而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是什么样的呢?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重重,因此才有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警示。欧洲的新马克思主义,如普朗查斯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以及美国的“回归国家学派”,似乎都是对当时政治危机的一种回应。但是,国家学派至多在政策科学那里得到体现,国家理论依然不是所谓“主流”学院派政治学关注的对象——他们更关注理论模型的精致完美性,关心能否在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因此,以关注公民个体为主题的理性选择主义学派依然置“国家”“政体”于不顾。甚至可以说,美国政治学除了关注美国的选举政治,宪政结构、国家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国政治学的关注焦点。美国政治学不再研究“美国”,或者说与美国的政治发展越来越背道而驰。美国的国家作用越来越大,但“国家”却淡出了美国政治学的视野。到了8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终于给美国政治学送来了一个现实性的新话题,尽管它不是事关“美国”的。推动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的民主化转型研究成了显学,治理理论也顺利诞生并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关键词。直到今天,自由主义民主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同时遭遇大危机。

   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到80年代之后的民主化研究,美国政治学的焦点基本上都集中在社会层面或民主化政治中的公民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国家—政府角色被技术化,变成了政策科学或者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政策科学的政府研究,主题就是怎么办,是程序性的研究,而不是解决冲突性的政治性议程。这样,在政策科学脱离了政治学而独立出来、政治学变成了事实上的“社会学”之后,“非政治性”的美国政治学必然进入死胡同;同时,“非政治性”的政治学所提出的以公民社会为假设的治理理论,也必然在各种非公民社会的异质性社会面前碰壁。治理理论导致无效治理,“发展学”不能促进发展。(50)

   “发展学”是二战后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领域,但总结下来,如果说美国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好制度”,那么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好政策”。“好制度”就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去国家化”的现代化研究和民主化研究,认为只要有一个公民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30多年来,“好政策”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一旦实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就指日可待。这样,国际社会科学“主流”所推广的就是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这也是西方发展学的方案。

   然而,这一“黄金组合”从来没有在西方国家自身发展中同时实施过。西方国家民主化历程漫长而渐进,其间政治冲突不断。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更是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经济学诞生后的大半个世纪,英国一直奉行重商主义,直到1846年废除象征着重商主义的《谷物法》。但是,在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实施半个世纪后,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在西方国家发展进程中,即使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组合,也是一种结果而非过程。即便是一种结果(模式),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组合,要知道自由民主早就嵌入宪政结构中,被各种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和法律死死套牢;自由市场更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放松管制而已,国家主义早已是自由市场的深层逻辑。从过程角度看,西方至多是单向性的政策,比如自由市场或者自由民主,而且在实施过程中都曾招致一个又一个大灾难。因此,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发展政治学,最终都没有将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

   在这个背景下,由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所组成的“黄金组合”被扩大为“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治理社会化”的“金三角”。然而,这个“金三角”却成为让发展中国家无法脱身的百慕大三角区。道理在于,历经殖民地历史而被碎片化的发展中国家,首要的挑战是如何组织起来,在国家组织不敌社会的前提下,“金三角”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旧社会结构上贴上所谓自由民主、治理等新标签,但“旧社会”依然故我。

   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的治理理论悲剧,再次验证了40年前亨廷顿的洞见:“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这一历史经验的差距特别使他们看不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奠定有效权威方面的问题。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如果要他设计一个政府,他马上会想到要制定一部成文宪法,想到还要有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制约和平衡、联邦制、定期选举、党派竞争——一整套限制政府的绝妙手段。信奉洛克哲学的美国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以至于将政府本身和对政府的限制混为一谈。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51)

   基于当时很多非西方国家因实行美式现代化方案而导致的政治衰败,亨廷顿认为,传统的基于代议制理论而演绎的合法性理论需要得到更新。也就是说,选举授权带来的不是所谓的合法性政治,而是政治失序,而能够提供秩序的自主性权力本身就是合法性政治的来源。(52)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针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政治泛滥导致的政治危机,亨廷顿和罗马俱乐部的同事一道,提出统治能力问题。(53)此后,亨廷顿的学生米格代尔基于对非洲国家的研究,提出解决“强社会”的应对之道——国家能力问题,一种将意志变为公共政策的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的“国家观”绝不是美国政治学、更不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思维方式。

   自主性国家、统治能力和国家能力,其实都是如何实现有序政治秩序这一人类难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很多国家并非无序,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政府拥有统治能力或者国家能力,比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但为什么国家依然得不到有效发展,为什么不能摆脱贫困而走向健康的经济增长?这就不能不追问国家治理能力或者说发展能力问题。

   发展中国家如何组织起来,即如何解决“组织性”问题,并不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能胜任的。这需要引进中国思想和中国经验。就治理的思想渊源而言,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了发达的政治经济学,如管仲的《轻重篇》,因此民本思想下的“致治”之道特别值得研究。就中国经验而言,中国也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过碎片化,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但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并对象征着不平等的土地制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因此才有后来的平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建设。如何维持组织性,比如把权力关系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制度、旨在提升政策执行力的以党校为核心的干部培训系统、具有产业链意义的工业园区制度,都是极为丰富的中国经验。

   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围绕“分权”“自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或者说发展理论,应对碎片化社会的“组织性”方案就是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西方发展过程中,英国和美国依靠商业组织解决组织性问题,如1977年哈佛大学管理学家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讲的是以大型公司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组织化问题,这套经验被总结为社会中心主义社会科学脉络;法国、德国、日本等靠的是官僚机器组织国家的过程,这套经验形成为社会科学上的国家中心主义;俄国、中国等则是靠政党来重新组织国家,这套经验可称为政党中心主义。(54)无论什么“主义”,都是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但是,西方以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科学,提供的治理方案却是“去国家化”进而“去组织化”,而组织性正是现代性政治的最根本特征,去组织化的治理理论必然是无效治理,所谓的“自发秩序”事实上是一种返祖理论—— 一种前现代社会的状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很难学习、更不能移植,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经验与思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然有更多的相近性乃至亲缘性,因此“中国方案”也有更多可资借鉴的因素。

   注释:

   ①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9页。

   ②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③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3-64页。

   ④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67页,第213页。

   ⑤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80页。

   ⑥Sheri Berman,"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vol.49,no.3(Apr.,1997),pp.401-429.

   ⑦Chris Hann,"Introduction: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Anthropology," in Chris Hann and Elizabeth Dunn,eds.,Civil Society:Challenging Western Models,London:Routledge,1996,pp.7-9.

   ⑧Robert Fine,"Civil Society Theory,Enlightenment and Critique," Democratization,vol.4,no.1,p.8.

   ⑨Pawel Stefan Zaleski,"English Summary," Neoliberalizm I Spoleczestwo Obywatelskie(Neoliberalism and Civil Society),Torun:Wydawnictwo UMK,2012,pp.253-254.

   ⑩Larry Diamond,"Rethinking Civil Society: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Plattner,ed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7-240.

   (11)Michael McFaul,"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6,no.3(July 2005),pp.5-19.

(12)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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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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