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辉元: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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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辉元  
蔡氏将社会形态论纳入到这种框架下,而张氏则将这种框架纳入社会形态论中。廖划平虽受张伯简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分期方式,即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的自然经济社会、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大阶段,具体而言又可分为原始共产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城市手工业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七个阶段。董亦湘、蔡和森、张伯简、廖划平等人,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他们的上述认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稚嫩时期所存在的唯物史观认知的多元性。

   1927年后,国内社会发展史撰述受苏联哲学影响日深,而后者在社会发展史问题上的认识渐趋一元,五种社会形态论被写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金科玉律。接受此种理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历史认知也趋向一致。其时“社会进化史”的相关著作很多都承认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尽管其名称可能不同,如邓初民将其分别称之为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的古代社会、农奴制的中世纪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马哲民则依次称之为原始的共产社会、古代的奴隶社会、中世的农奴社会、近代的资本社会、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李达称之为前阶级社会(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至于抗战时期出现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则把五种社会形态论提得更加鲜明了,华岗、沈志远、艾思奇等人的分期便都是按照原始共产、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序列展开的。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政治因素影响的增强,部分“社会发展史”著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又新增了过渡形态的介绍。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就表示,除五个成为独立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外,“在某些国家还要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和新民主主义这两种过渡型的社会形态”。解放社编的《社会发展简史》则以第六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介绍了苏联的情况。

   当然,对于五种社会形态论的普遍认同只是在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实现的,在托派、新生命派等其他派别的唯物史观论者那里,认识并不统一。一方面,原始共产社会没有呈现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陆一远、刘炳藜、王子云等人将史前期分为“原始社会”(或原始共产社会)、“氏族社会”两个前后相继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论述。其理由如李麦麦(即托派学者刘治平)所言:“原始共产社会与氏族社会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形式:前者使用粗糙的石器;后者金石并用……如何能把原始共产社会与氏族社会混为一谈?”而邓初民、李达、沈志远等与中共保持更多思想同调的学者,则常用“原始共产社会”或“前阶级社会”描述整个史前期,在此基础上再作“原始社会”“氏族社会”(或“原始群”“氏族共产制”)的阶段划分。这样既突出了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所共有的共产性质,也实现了社会形态论的化约。另一面,出现了否定奴隶社会,肯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如王子云的分期是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全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刘炳藜的分期则是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商业、工业与金融三期)、社会主义社会,两者都没有奴隶社会一期,对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极力铺陈。他们与此前的张伯简、廖划平一样,多是受到了苏联学者波格丹诺夫、拉狄克、库斯聂等人的影响,夸大了商业资本力量的同时,否认奴隶社会的普适性,对原始社会共产性质的重视也不够。

   上述分歧一方面是苏联学界的理论分歧在国内理论界的投射,另一方面更是中国社会内部不同政治群体和阵营有关中国革命前景的认识分歧的写照。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中国革命现实的和历史的必然性,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遵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所以更多地认同象征着这种历史普遍性的五种社会形态论。而托派和新生命派学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尤其是现实必然性持怀疑态度,所以更多地强调中国社会和历史所具有的特殊性,考察中国历史时对社会形态论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造,如认为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社会,认为中国历史曾长期停滞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而这种认识不但影响到他们对社会发展史的判断,也最终反映到社会史论战之中。

   那与此相应,社会形态分期又是从何时开始被运用到中国史研究中的呢?在原始共产社会问题上,如前所述,早在1920年李大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就探讨过中国远古“原人社会”。他们曾论及氏族生活和共产制度的问题,但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缺乏关注。此后,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论及中国远古的“村落集产制”问题,并以之为原始氏族共产社会的派生社会形态、宗法社会的母体,指出在有着最老的宗法封建社会的中国,原始母权氏族的共产社会虽久已湮没无痕,但村落集产社会的痕迹则还多少可耐寻索,而遍存各地的同姓村落和三代“井田制”,及后来的“授田”“均田”等制度都是“远古集产制度之遗影”。这算是拿原始共产社会概念分析中国古史的努力,然而多是间接论证。

   在封建社会问题上,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及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曾以“封建”描述古代和前近代中国。由于这种论断与革命理论相挂钩,因而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1922年6月,在中共对时局的主张中,又作出了如下论断:“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这意味着社会形态论影响下的中国历史评断被写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而带有更多学术意味的认识随后也开始出现,其中,李达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所作的评断具有重要意义。他曾于1923年论断中国自周秦至清末长期处于“封建的专制政治”之下,到1926年在《现代社会学》中他又认为周代政制属“高级封建社会”。

   张伯简是拿完整的社会形态论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分期的先行者,其《社会进化简史》将包犠氏以前视为原始社会,自包犠氏至尧舜为族长血族社会,自禹至秦为纯粹封建社会,秦以后至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为特别封建社会。只可惜他并未结合史实对此予以说明。

   1927年以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互印证,以揭示中国革命的前景,成为中国革命者的迫切任务。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社会形态论真正与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实现了高度融合。1928年,身处莫斯科的吴玉章、林伯渠写作了长文《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对秦至鸦片战争期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以“家族封建社会”描述之,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整体历史的开拓性著述。而熊得山于次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论著的形式从土地、阶级、产业等角度多方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历史。该书指出神农以前的社会为原始共产社会,此后到陶唐止为村落共产社会,夏代以后封建社会发轫,并在周秦时由盛转衰乃至结束,秦汉以后的历史则基本停顿,因土地资本阶级当权而封建余孽仍在,故演至近代还是封建社会。这些著述还没有完全依照五种社会形态论考察中国历史,直到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严格依据五形态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作出新划分,即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到春秋为奴隶制,春秋以后到近代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同时还以新颖厚实的材料对殷周时代社会制度及其转移进行了论证。此后,中国社会史论战兴起,以五种社会形态论考察中国历史逐渐成为新思潮派等有中共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声音。

  

   结语

   自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学界便开始出现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尝试。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诞生。这是社会因素与学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作为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它自觉地回答着中国革命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凭借富于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研究成果指导实践,它所尝试建构的中国历史学体系和革命史观都是在总结中国历史和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革命需要服务的。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中西学术交流和互鉴的结晶。它以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遗产,吸收了近代新史学的营养,也受到了西方其他史学的影响,并在不断的探索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追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观念及其撰述模式的源起过程,会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形成是在扬弃进化史观历史叙述模式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一面经历着进化史观历史叙事影响的逐渐消退,而进化史观有关进化、因果律等的历史理念,有关自然史、史前史的叙事前提,有关野蛮向文明演进的历史分期,也逐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收;一面则经历了唯物史观历史叙事的逐渐成形,社会形态分期起初因进化史观和域外哲学影响而呈现出多元性,嗣后在复杂的政治和学术局面下逐渐统一于五种社会形态论,中国史分期观点也从无到有,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核心议题。

   在史观转向过程中,存在两个关键性人物,即李大钊和郭沫若,前者可谓站在进化史观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向起点上的人物,后者则可视作站在这种转向终点上的人物。在史学史上,人们常将他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点相联系。自李大钊时代起,马克思主义者就陆续开始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但由于人们对唯物史观的初期理解,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自苏联逐渐传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较大差别,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中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斯大林式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如以进化史观的历史撰述模式为主界定或划分中国史的时代,过多注意经济分析而对阶级分析重视不够,中国史分期中忽略了奴隶制存在,商业资本主义被当作独立社会形态进行论述等,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格格不入。许冠三谓李大钊因为唯物史观称述不够纯正,因而长期以来不为内地学者视为正宗,只是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而非开山,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也算是切中肯綮的。

   而在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引发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创作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史学作品,除被部分研究者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之作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年)外,还有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和《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吴玉章、林伯渠的《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1928年),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29年),等等。它们或许由于各种原因而达不到学术路标的意义,但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重要学术增长点。故此,应当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的历程与节点之间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与发展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人、两人就能完成的,它是许多人共同努力下的事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点的认定,或许因个人对史学真正价值的评判而有异,但学术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则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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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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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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