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辉元: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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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辉元  
这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和民国政府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直接影响的结果,也是史地分科过程中出现的“史地合一”现象的反映。上述社会进化史著作都曾作为讲义或教材使用,存在类似趋向并不奇怪。刘叔琴和马哲民的著作编译自日本史书《无产阶级世界史》,而后者与国内流行的众多日本历史教科书一样,开篇即重视自然和地理的介绍。邓著第一编所论之“先史时代”,则与1929年政府颁布的高中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教材大纲的引论要求相近。这种体裁安排虽说继承了中国史学重视史地关系的传统,但也反映了进化史观的某些理念,即如顾颉刚所言:“社会的形成,不问行国与住国,必有附着的地盘,才得有所托迹。又必有环境的驱迫,才得交流迁变,逐渐构成更新的境界。”

   其次,在人和社会起源问题上,生物进化论阐明了人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观点,为自然史向人类史的过渡指明了认识方向,这也成为社会进化史著述开篇难以回避的问题。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起首便说,自生物学昌明后,吾人始知“人类不过为哺乳动物之一种,和猿类同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类发展至今“完全由于过去无虑亿兆年载之历史的演进”。此后众多社会进化史著述在其开篇也都或多或少述及该问题。不过,由于进化论者对从猿到人进化过程的认知存在许多误区,唯物史观论者对人和社会起源的认识也因此受到影响。李大钊将人的直立进化归因于女性为避孩子被兽残杀而习用前足抱子而奔。陈翰笙将以两足行走和人足形成作为人兽的区别。蔡和森相信生存竞争是包括人类的一切生物都不能逃过的原则。刘叔琴认为人类靠着生物进化的法则才会有直立步行和使用武器。他们虽然不像唯生论、互助论、行为主义等其他类型的社会进化论者那样,常常从本能、兴趣、互助、感情、心理出发来讨论人和社会起源,但仍然受到进化史观有关历史的直观、感性思维倾向的影响,从自然环境、先天欲求的角度思考问题。

   1927年以后,社会进化史著述受恩格斯“劳动创造人”观点的影响越来越大。1928年,春潮书局出版了陆一远的《马克斯主义的人种由来说》,此即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之一节)的首个中译本。成嵩的《从猿到人》(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杜畏之的《自然辩证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也相继出版。这些译著阐明了“劳动创造人”的观点,推动了进化史观某些不合理观念的清除。论者指出,陆氏译作的影响在于,此前人们在论及猿何以变为人时,大多归为环境变迁、生存所迫等,而此后人们的论述才皈于马列之正统。所谓“马列正统”,就是强调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对比刘炳藜、王子云、马哲民、邓初民的著作,乃至20世纪40年代解放社、艾思奇等的编著,对恩格斯著作和劳动作用的论述越来越突出。艾思奇更是指出,学习社会发展史“就要首先研究猿如何变成人的历史”,“劳动创造世界的问题”是学社会发展史应着重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只谈劳动,完全不提自然选择、生存竞争的相关认识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仍有人尝试在两者间进行调和。邓初民就表示:恩格斯算是“补充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很郑重的告诉我们,劳动、自然淘汰,同为有机体进化的要素。有机体,尤其是人类,在劳动(习练)和环境的影响之下产生了新的特性;新的特性,因了自然淘汰的帮助,便愈加坚强。劳动与自然淘汰是互相辅助,决不是互相冲突的”。

   最后,进化史观有关史前时期的认识也曾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吸收。对于人和社会诞生以后、文明出现以前的史前史演进历程,进化论者曾提出过多样的分期标准和图式。20世纪初叶国内流行的进化史观历史分期图式主要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行国、居国;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源自梁启超);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源自甄克思)等。这其中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状态、产业形式等的演进问题。它们所讲述的实际也是人类社会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发展历程(或译作蒙昧、野蛮和文明三期),而这恰是19世纪西方流行的观点,以基佐、巴克尔的文明史撰述为代表。相关进化图式为人类社会史前史的认知提供了叙事框架,得到了唯物史观创立者的某种程度的认可。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提到的野蛮—半开化—文明的人类社会发展图式(其中包含生产工具等的进化)就曾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确认。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自然沿用下来。如李达就承认古代社会经历了由蒙昧时代进为野蛮时代,再进为文明时代的变迁。蔡和森将有史以前人类之演进程序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时代,张伯简也承认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的对立。此后众多社会进化史著作也都认可这种分期。

   唯物史观论者在吸收进化史观分期论的同时,还尝试将它整合进社会形态论中,这带动了原始社会史的考察。时人相信,漫长的原始时代可依据生产、生活的进步划分为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包括母系和父系)两个时期,它们与生产水平、产业形式的进化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对应关系,即认为在整个史前期生产力水平低弱、生产和分配关系共有共劳共享的情况下,原始社会发展到氏族社会的过程中,大体经历了由野蛮时代到半开化时代,由旧石器到新石器乃至铜、铁等金属器,由采集、渔猎为主的采拾经济到畜牧、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由以生理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简单协作到以技术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协作,由穴居漂泊的生活形式到定居的生活形式,由群体婚姻到对偶婚姻乃至一夫一妻制的进化历程。当然,论者在具体问题上还是存在认识差异的。如图腾制度的出现与流行,王子云认为是在狩猎经济时代,李达则认为是在生产经济时代;多数人相信原始畜牧和农业处于新石器时代,刘炳藜却认为:“石器相当于狩猎,青铜相当于畜牧,铁器相当于农业。”

   上述认知也自然而然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一方面,中国史撰述开始注重对自然史和人类起源问题的描述。受史书开篇以地球起源、民族疆域等为论述惯例的影响,毛泽东等人撰述的作为延安学校教育课本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其开篇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就是从地理环境与民族起源发展的角度切入说明中国社会情况的。后来的诸多中国通史撰述也秉承了这种模式。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其第一章“中国人种的起源与历史的序幕”中,就花费了相当笔墨来描述远古地球的面貌及物种演变,尤其注意于自然环境演变与猿人出现的关系。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同样在绪论中以两节的内容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疆域与人种起源问题,尤其是在人种起源上,作者强调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过程”,即“从猿人到人的社会过程”。可见,进化史观在晚清民国时期确立起来的以自然史为人类史的叙述前提的撰述模式,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近现代史学流派这里得到了延续。

   另一面,中国史撰述也吸纳了进化论者的史前史分期观,由此开拓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李大钊考察中国“原人社会”后认为,神农时代为渔猎时代,黄帝时代为农业经济时代;殷代为石器时代,周秦为铜器时代;母系时代也曾经历过。杨明斋则认为中国古时的燧人、伏羲、神农分别代表了渔猎、畜牧和农业时代,黄帝以后五千年间都是家族农业经济。在此前后,部分国民党人也开展过类似研究,如胡汉民将经济进化的行程分为下等渔猎、上等渔猎、牧畜、下等农耕、上等农耕五个时代,认为周初井田制度正行,恰是下等农耕时代;廖仲恺则将井田制假定为上古民族由游牧移到田园、由公有移到私有当中的一个过渡制度。这些都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述,其中吸收了进化论者有关史前期产业、婚制、所有制进化问题的诸多研究成果,但由于作者着意于具体问题的探讨,未能从整体角度分析史前社会性质,因而社会形态论色彩并不鲜明。

   1924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适应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需要,指明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前景,越来越着意于用社会形态论考察中国历史,故此,在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论逐渐得到突出,并与进化史观分期方式相结合。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以专章考察“村落集产制”在中国的遗迹,认为它是母权到父权、半开化到文明的过渡,而周代的“籍田”便是村落集产时代共同耕种的遗影。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在论定商代为金石并用和牧畜盛行的时代的基础上,推定商和商以前都是原始公社社会,又根据铁器的发明和农业的发达断定周代脱离氏族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社会。这就将生产工具和产业形式的进化程度作为社会形态的判断标准。郭沫若后来反省道:以石器、铜器、铁器划分先史时代的方法,1832年创始于丹麦学者通牟森氏(C. J. Thomsen),“但这和古代社会进展不一定相符合”。尽管如此,郭氏的工作在当时仍值得肯定。1934年,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成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首部专著。书中指出,伴随着人们从初期野蛮时代逐步过渡到开化时代,中国原始公社制社会也从原始群团发展到氏族社会,并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阶段。对应传说中的时代,则“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普遍使用,发明了饲养和原始种植;“夏代”为父系氏族社会,金石并用,畜牧繁盛;殷代有很盛的农业,青铜器和奴隶用于生产,已进入奴隶社会。郭、吕二人将进化史观分期论与社会形态论有机融合,以考察史前中国史,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后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诸多中国通史撰述,在谈及中国史前社会时,也不同程度地沿袭了这种思路。

  

   社会形态分期从多元走向一元

   在以社会形态论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分期的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后认知颇有不同。他们一开始往往喜欢共用乃至混用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期模式。陈独秀就是其中典型。他从社会生产角度将社会进化的程序分为原人、渔猎、游牧、农业、工业五个时代;同时又认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经历了部落酋长到封建诸侯王,再到资产阶级,最后到无产阶级的过程;还相信这两种程序存在时代上的对应关系,渔猎时代对应酋长时代,农业时代对应封建时代,工业时代对应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陈独秀很少提到奴隶社会的存在。他还曾将甄克思的分期与列宁帝国主义论混用,将历史上的民族运动划分为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帝国主义三个时代。李大钊与陈独秀类似,他曾指出人类社会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进于游牧、畜牧、农业、手工业、机器工业等生活状态,在社会制度演进上他相信原人社会后存在封建诸侯的社会、资本家的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他也很少谈论奴隶社会。这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社会形态论时不自觉地以之对应进化史观的分期观念,且方式并不统一。

国民革命时期,适应革命教育需要,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撰述出现,它以社会形态论为主要叙事框架,并保留了进化史观分期论的部分认知,而由于理论来源的多元化(尤其受苏联学界的影响),在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上也呈现出多元性。董亦湘据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著有《演化与革命》)的理论,将社会进化的史实划分为部落共产、奴隶国家、封建大地主及农奴、资本主义及工钱奴隶、共产社会等五个时代。蔡和森在把人类演进程序按摩尔根的方式划为野蛮、半开化、文明时代后,又将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分为原始共产时代、奴隶制度时代、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并相信最终会步入共产主义社会。总体来说,这仍是一种进化史观分期论与五种社会形态论的结合。张伯简从经济生产的角度切入,将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划作两个版本,一是分为原始共产社会、族长的血族公社、封建社会(内分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后发展出城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社会(手工工厂制度)、工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六种社会形态,二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划分出原始共产社会、族长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奴隶及农奴国家等十一种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摩尔根描述的史前期被他视作原始共产社会时期。换言之,对于野蛮与文明对立的史前分期框架,蔡和森和张伯简的处理方式是相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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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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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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