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辩证法与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2: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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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玉  

   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5期

   内容提要:全球化时代不仅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城市问题,而且需要建立一种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该范式不仅要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总体历史视野,而且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底蕴与丰富的辩证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表现为一种空间辩证法。詹姆逊与列斐伏尔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典范,并由此推动了一种都市的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正处于全球资本支配的空间生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治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多种主题共时交错的空间矛盾格局中,“城市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当代地方性实践经验知识,让居民诗意地栖居于现代都市社会。

   关键词:城市哲学研究/“城市马克思主义”/空间辩证法/中国道路实践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辩证法研究”(项目编号:BZX180018),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文科“百层次”科研项目“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与理论体系研究”。

  

   一、全球城市化危机呼唤着“城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仍然是理解各种现代性问题(包括城市问题)的理论工具箱。按照大卫·哈维的考证,该词有三个殊为不同的基本意义:第一,专指那些用于生产特殊使用价值的方式,如生产棉花的方式;第二,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条件下“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第三,泛指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关系这个整体范围,还有制度的、法律的与行政的组织以及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再生产的特殊形式①。从马克思的这具有三重含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使用价值)生产,而且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交换价值)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资本的生产本质上绝对不是简单的重复生产,而是不断扩大规模、突破自身界限的再生产,资本的扩张伴随的是空间的拓展。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与生俱来”的就是“世界历史性”与“世界市场化/空间化”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地方)空间中的物的生产体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物”的生产走向“空间”的生产。这里并不是说具体的物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后者所取代,而是指“空间的生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主要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化发展是由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目的与本性所决定的。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流动性。易言之,资本总要朝向高于平均利润率、最具有活力的领域或地区流动。不可否认,人类现代文明体系就是由资本逻辑推动而发展起来的。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步伐加快,跨国公司担当了资本流动的急先锋,推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致化、复杂化、迅速化与灵敏化。特别是由运输贮藏、生物工程、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结合在一起的技术革命,正在颠覆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资本流动性的特征也必将越来越明显。其突出表现趋势之一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国家与全球化等空间化发展已经交织在一体,变为多重空间尺度所组成的灵活弹性的复杂整体。也因此,传统国家地理边界与主权形式开始松动与瓦解,一方面成为‘去地域化’的全球国家,另一方面成为‘再区域化’的地方经济政治组织”②。

   城市是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空间化发展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地理景观之一。城市化是空间化比较典型的一种表现。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学派——芝加哥学派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假设:城市起源于交往需要和消费需要,是一种聚落的生态与文明形态。而以哈维、卡斯特等为代表的激进地理学派则认为,城市不是起源于消费和交往的文化生活之需要,而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公式就是通过不断地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积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消费能力越来越下降,这势必导致过度积累,相当一部分剩余资本无法实现转移,变成了一种“滞留的”货币,这对资本家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只有在运动中、在流通中才能生存与增值。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必须把剩余的资本用于投资,但不像马克思在纯粹抽象意义上讲的完全投资到了生产过程,相当部分投资通过转移投入到流通领域、消费领域,包括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这些未来生产力、未来生产基本条件的投资。这种投资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做准备,也是资本主义转移过剩资本、消除膨胀的好办法。

   资本缓解过度积累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未来”时间投资和对“外围”空间投资。对未来投资包括金融投资、教育投资等等。对外围空间投资是哈维提出来的,就是对人居住的环境或者人工环境的投资。这种外围空间投资是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运动的主要“幕后推手”。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人类聚居交往甚或休闲/消费生活之需要,而是基于资本转移或者缓解“过度积累”而采取的一种投资形式,是资本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延长流通时间的一种投资形式。有西方学者认为城市是政府和大型企业把手中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利润、财政收入进行消费与投资的一种方式。政府和大型企业投资城市公共产品生产有很好的回报。这种生产有时候表现为对地理环境的新破坏,这就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灾难性的“郊区化”发展——老城市街区在败坏、在死去,乡村在萧条,而在城乡之间出现了大量“美仑美奂”、实际上是灾难的郊区化发展,大量土地被浪费,环境被污染,广大居民生活节奏被扰乱,通勤成本大大提高,交通严重堵塞,这是对新的空间的破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老城区拆了建、建了拆,“拉链式”的破坏。这是与“郊区化”并存的“绅士化”旧城改造运动。哈维当年很形象地把这种情况叫“地理学的舞蹈”:城市中心就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一样,一个开发商过去了,在老城区把楼拆了,然后建起新的高档住宅区、生活功能区;多少年以后,另外一个开发商为了自己投资的需要,把原来盖得好好的房子又给毁了,然后再盖房子或修旧房子。对老城市景观的周期性的破坏或重建,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一些城市)一轮一轮地上演,这是很糟糕的生态灾难。但这就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本质所在及其消极影响,为了繁荣经济而对地理景观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要辩证地反思并摒弃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模式与实践的严重弊端,而且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方法,在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基础上,建构符合中国国情与时代需要的城市哲学。本文仅从以下若干方法角度提出自己一些粗浅之论,敬希方家批判指正。当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复杂而漫长的理论工程,而绝非靠喊几句口号或几个提纲就能解决。正所谓“善良的前进愿望”的实现是需要大量实际知识作准备的,否则只能是一些带着“微弱空想哲学色彩”的社会主义回声③。或如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地方所说:“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④但不无遗憾地说,本文也只能从某些带有哲学玄想成分的“城市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出发。

   二、“城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内涵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革命的科学,经常遭遇资本主义出于摆脱自己危机的需要而“出人意料”地迫使自己转变发展方式的新变化问题,及其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危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社会危机”的批判科学,也经常面临着“自身科学的理论危机”⑤。这种“危机”既是其不适应自身所处时代的表现,也是其转入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生产的契机。“城市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现实问题在理论中的表现。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研究城市问题的一种“主题化”体现,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都市总问题式”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总视野中的一个焦点”⑥,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体系所无法认同的新的开阔地带所要求的一种新理论视野。“城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越界的”“异质性的”问题域,而不是简单的学科综合。正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现实社会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理解与容纳的新地带,马克思主义就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然后用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因此,先是拉萨尔(1851)⑦,后是葛兰西赞美马克思是“经济学的黑格尔加社会主义的李嘉图”⑧。这有点像卡斯特所批评的那种“本末倒置”“主谓颠倒”的“范式转换”做法,即把本来是对都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化分析”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都市化分析”⑨。“城市马克思主义”不是以城市为客观研究对象的认知理论,而是以城市问题本身为主体的自身思想活动。“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城市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而是把城市作为思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体”。其重点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问题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问题”⑩。当然,这个主体是“既定的”客观存在,而“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11)。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城市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理论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从解决城市社会日常生活这一微观角度出发思考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问题,所以它似乎有些“空想”色彩。这好比在一座建筑物的地基没有打好之前,便把空中楼阁造好一样。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更关心工业社会发展问题、资本主义剥削问题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与之相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关心城市问题或住宅问题。所以“城市马克思主义”类似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是21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正像恩格斯当年所说,在经济科学形式上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可能是“正确的”社会主义(12)。“城市马克思主义”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意志上的乐观主义”与“理智上的悲观主义”(13),是“栖居的”悲观主义者而不是“定居的”乐观主义者。也就是说,不是从现实的科学批判中,而是从辩证的艺术文化想象中,寻找替代性的解放方案。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与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是其中的奠基之作(14)。前者之著名,在于首次大胆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完全都市化社会”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假设。故此,有人高度称赞说,列斐伏尔在20世纪第一个把都市想象为一个浓缩的全球或世界,同时把世界想象为“同一座”都市,“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15)。《都市革命》之革命性见解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两个革命阶段,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飞跃,二是工业化社会向都市化社会飞跃——其中包括“全球或全社会从属于都市的社会”以及“都市从属于栖居的问题”(16),今天都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住户们的沉默寡言与消极。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关心的不是工业社会式的理性设计管理与经济增长,而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城市权利,也就是“栖居的”权利。《乡村与城市》更多的不是面向城市的现实研究及未来展望,而是用“以文证史”(陈寅恪语)的方式津津乐道地对逝去的乡村表示了无穷眷恋之情。此书可谓乡愁式的城市文化学、城市社会学研究著作。有人把这本书和列斐伏尔的城市著作系列相提并论(17)——它们不约而同地把“栖居的”城市权而不是财产所有权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头等大事。当然,我们今天必须警惕形形色色的虚假的“栖居主义”消费意识形态作祟(最为典型的就是城市中心的“绅士化”与“郊区化”两种“伪栖居”现象)(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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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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