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辩证法与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2:58:06

进入专题: 城市哲学研究   城市马克思主义  

刘怀玉  

   德·塞托这段极富想象力的空间视角隐喻与想象的描述,启发我们想到,除了这两种空间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空间。这种空间所采取的是想象的、文学的、游戏的、文化的、符号的这样一些形式,它更多是一种表征性的或者符号化的空间,一种意义升华了的可能的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空间体现出了一个社会、一个制度的一种凝聚力或者记忆力(如纪念碑性建筑空间),但是有时候会表现为很多人生活中所实现不了的一种文学艺术化的或者心理学化的解放的“梦想”。比如,我们每天观看的电影电视、闭目随身听的音乐、流连忘返的体育赛事、沉迷于其中不能自制的电子网络游戏,甚至是充满风险刺激的飙车运动……这些流动不居的,或者冲破现有的社区、体制的种种空间局限的富有想象力的、富有重新创造性的空间……(31)

   以上所说的城市社会三种空间形式或空间视野及其辩证关系的观点,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之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三元空间辩证法”(trilectic of space)(32)。此三元空间之第一“元”就是“空间实践”(知觉),第二“元”就是“空间表象”(构思),第三“元”就是“再现性的”或者说“表征性空间”(体验)。我们必须通过多种空间形式,来想象、理解一个城市,这就是一个差异性的空间,或者说辩证法意义上的空间,而不是抽象的同质化的知性空间。我们只能从一个又一个单独角度来理解、认识、设计空间,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空间切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以至于无穷。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上那种冲决一切罗网限制的“解放感”或者“超越感”。任何一个专业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不可能单独对城市这本“大书”做出一个透彻的说明,城市哲学研究一定是复合的、多方位的、交叉的与视野转换的研究过程。

   这种“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预示着一种适用于城市社会哲学研究的新辩证法。实际上,以尼尔·布伦纳、斯图亚特·埃尔登、安迪·麦瑞菲尔德、克里斯蒂安·施米德等几位“1960后”为代表的辩证都市主义者或“城市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从斯宾诺莎、黑格尔到马克思、尼采乃至列斐伏尔、德勒兹、哈维、索亚、吉登斯、詹姆逊等哲学家那里,寻找都市的辩证法灵感与资源。诚如马克思早已言之,辩证法在其“神秘形态”上能让现实显得“合理”甚至“闪光”,而在其“科学与合理的”形态上则包含着对现实的“否定的批判的革命的”理解。辩证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今天,城市哲学研究的正确提法不是以狭义的静止的城市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城市”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21世纪的城市哲学研究的正确提法是“资本的城市化”“都市化社会”“全球化都市社会视野中的城市问题研究”等动态图绘,城市研究必须放在全球、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关系之中。资本通过都市化把原始社会“游牧化”与国家社会的“辖域化”有效结合起来。当代资本主义是电子游牧与智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综合体(德勒兹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城市智能化、信息化之后的集中化,这种新官僚制治理形式。城市化意味着是灭绝差异生命的决策中心,是冲突的内卷或内爆与破坏的外扩或外爆的双重辩证法。这是都市革命的本义——在全球都市化的今天,不再有美丽乡村空间的异托邦,只有反抗的身体的差异化空间;不再有城市之外的前现代乡村,只有城市化之中的自然被殖民化。今天问题不是城乡二元对峙或城郭乡野的泾渭之别,甚或全球化与地方化之博弈与壁垒,而是国家的都市化治理以及全球国家与城市的“脱域化”与“再区域化”。正像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辩证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世界交往的网络及其纽结,是国家与地方管理的边界、区域,以及个人生活身体的差异化视野这样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者为一体的多元复合存在。换而言之,城市因生产力发展、自然资源的流通、社会交往、消费生活需求而成为网络空间实践,因设计管理安全而有相对规范的秩序与界限,因每个人的生活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节奏(33)。

   五、中国发展道路的城市化问题及其实践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的冲击和被接纳共同促成的结果。“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准备、知识支持、方法运用,更缺少结合本土的经验性的研究著作”(3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国内两极化的研究模式,既要注重对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地方城市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哲学资源的消化吸收与创造性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辩证的批判的哲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中国社会并不是从工业化走向城市化,而是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跳跃式”地进入城市化这个存在状态。但毕竟中国社会总体上仍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中国当代主要社会问题还不是过度发展的“城市病”,而是走出传统的停滞的农业文明不发达状态,建立现代文明社会。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城市化发展,而不是城市化批判。当代中国是一个明显不平衡发展的、多种经济社会形态共时性并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包括农业社会、行政社会、市场社会、城市社会与网络社会以及智能技术社会,等等。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业社会、传统的行政社会,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且是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社会或者高度空间化、流动化、网络化、区域化的社会。由此来看,如何从空间化的方法论维度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历史,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与问题,这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前提与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集中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城市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城市中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着力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

   必须看到,任何直接直观的认知方法都无从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同样,直接照搬西方现代化城市化理论也无济于事。我们固然承认,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一是城市化,“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35)。但对于中国来说,正在到来的城市社会是多重意义上的“既在场又不在场”,是矛盾不平衡的发展在地理与空间上的表现。如果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逆城市化”运动一度是中国革命道路以及反封建反殖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理论之核心任务,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历史辩证法,从而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那么,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城市化发展是在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制造业进程遭遇严重衰退,全球的金融地产与消费经济的畸形发展与严重膨胀等历史背景与空间结构下出现的,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城市社会”就是这种不平衡或矛盾格局的现实征候。

   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近现代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的“串联性”的产物,而是相对落后的农业文明、相对独立完备的工业文明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交叠在一起的、“并联式”发展的结果。在其中,全球化资本空间的生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三个主题左右着城市发展问题。现代民主法制建设的未完成性与城市化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治理形式重叠于一处。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法律治理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需要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内在冲突,资本主义灵活投资所需要的殖民化地方分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居民、城市居民的城市权利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规模空前、速度惊人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就范于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扩张,不是盲目地听命于资本追求巨额利润的疯狂欲望之摆布,而是满足人民的美好多样的生活需要?这对于正在走向更新更高的民主文明社会形态的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列斐伏尔曾经说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社会空间,特别是城市建筑空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必须区别于资本主义“千城一面”的城市空间,而不断地进行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革命。(36)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城市建筑是人类劳动和创造的结晶,承载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每一个建筑都在穿行的岁月里留下沧桑的故事。城市特色风貌是城市外在的形象和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因素、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积淀形成的城市文化特征,决定着城市的品位。我国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城市是一个主要载体。我国古代城市建筑,蕴藏着极为丰富且极具智慧的思想观念、理论原则、技术方法。……我们要借鉴国外城市建筑有益的经验,但不能丢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城市建设中所存在的“同文化越来越远,同浮华越来越近;同传统越来越远,同西化越来越近”,这种“城市风貌乱象横生、缺乏特色”的病态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自己民族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城市建设就是“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基因”(37)。这是“城市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城市化建设必须既吸收西方城市建设的智慧和经验,充分享受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但同时也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霸权对我国城市建设的资本化、同质化的影响。应该在学习、借鉴西方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本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例如“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与“元气论”等具有高度对话性,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齐物论》蕴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明代刘宗周在《圣学宗要》中说:“太极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阴生阳,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万物,皆一气自然之变化。”《管子·禁藏》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生态化、小型化、生活化的城市文明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那里找到重要的证据,例如《周礼·考工记》就有对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模型。而古人对于城市的选址也非常注重生态和谐、适宜人类居住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状况,这就是所谓“风水”文化观念。例如《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及《管子·度地篇》:“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肥饶者。乡山,左右绕水若泽”。《周易·乾卦·文言》中所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天、地、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节奏的城市概念,与列斐伏尔关于“未来的”富有和谐节奏的“诗意地栖居”的城市革命的展望相一致(38)。总之,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吸收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智慧与当代地方性实践知识,尊重中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权利,处理好全球、都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设充满多元性、异质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

   ①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Verso,London-New York,2006,pp.25-26,注(12)。

   ②刘怀玉:《空间化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再区域化发展》,《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城市哲学研究   城市马克思主义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83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