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辩证法与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2: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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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玉  

   在“城市马克思主义”看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只是把城市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是把城市社会作为工业社会的问题之一来理解与解决,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全新的总问题结构来理解,从而也没有把城市问题当成求解以往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的总问题。当年马克思心中的发达社会是工业资本主义,今天的发达社会则是城市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是把城市与乡村作为对立面来理解,这对于古代封建社会甚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今天的世界二重化为城市与农村两个世界,或者二重化为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城市社会内部矛盾的地理结构的表现。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农业是工业的一个部门,今天农业与工业则完全变成城市社会的组成部门,城市化已成为“普照的光”,成为理解全球化、国家区域化、多元性发展的关键。

   在“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的“刚性”学科划界策略,已经不适应也满足不了今天复杂的城市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需要突破与激活自己的概念逻辑问题域。议程之一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视野中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新的发展与摆脱危机的动力途径等现实运动,由此入手理解城市社会出现的世界历史背景及其深层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议程之二就是透过城市社会对传统社会结构与阶级群体的巨大冲击,透视城市资本主义的新的压迫形式,由此来思考未来社会的民主力量形式,从而为探索未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治理形式作好理论准备。议程之三就是城市文化研究,通过文化视野研究城市,通过城市视野研究文化。诸如,电影城市、网络城市、人工智能城市、游戏娱乐城市、音乐城市、身体城市、生活节奏城市、旅游地理城市、健康生命城市(也就是生态城市)。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19)。

   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把现代城市社会视为消费与分配的再生产领域的生活表现,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城市社会的本质视为文化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二者都有可能把城市理论研究引向抽象甚至神秘。全球化城市社会的形成表明,已经不再有资本主义“外围”,而只有资本主义自身不断自我生产的“内部空间”扩张。这种扩张的表现,马克思称之为世界分工与市场,而“城市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城市空间的内爆与外爆,或集中化与扩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狭义的城市理论,不如说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商品形式与价值形式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并未完成的世界市场理论。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是资本主义得以摆脱旧的社会制度限制的一个条件,那么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则是这种市场扩张的条件与基础了。一方面世界市场本身形成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20)。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所使用的“世界市场”概念换成“城市化”或“全球化”一词,这就是一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或“城市化”版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在“城市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诞生的温床是“城市的”,所以是一种城市理论。其主体是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潜在的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与战略,而不是对象式的、构思式的认识论课题。

   三、“城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文精神底蕴与辩证想象

   康德说过,思维没有内容则空,直观无形式则盲。在城市哲学研究中这两种问题都存在,但更为突出的是抽象与想象的形式缺失的问题。如何理解今天这个全球化城市时代?上世纪的科幻小说与抽象艺术均以自己的方式预感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如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其“基地系列”中,以“敌托邦”的想象向读者预示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所有人都居住在一座城市的世界(21),这座巨型全球城市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似乎已经变成虚拟现实。而波洛克的抽象的表现主义艺术(22)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23)同样向我们展示出抽象城市空间统治着整个人类的怪诞现实。在哲学中,其实斯宾诺莎的“实体、属性与样式的三位一体”,黑格尔的“具体的抽象”辩证法以及马克思的“抽象成为现实”的商品“价值形式”思想,均已经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今天的城市社会的认识与理解的形式。而洛杉矶后现代地理学派代表索亚的“第三空间”思想与美国杜克大学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泰斗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都是新时代城市哲学的抽象想象图式与概念方法的典范。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詹姆逊为例。

   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观点,通过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相应的空间认识论或者空间表现或者再现性的图绘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古典的民族的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它相应的文化表征与空间表达形式是把中世纪与古代社会一切神圣的、复杂的、异质的空间形式“一扫而光”的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相当于尤尔与马克思所说的“工厂哲学”,福柯将其概括为“透明的监狱”)。由此形成以描绘冷酷无情的生活世界为己任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形式(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社会文化的叙事形式。在接下来的帝国主义阶段,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个人微观与社会宏观、现象与本质、日常生活与社会历史现实、经济日常生活与政治文化之间发生了根本断裂。在这个时期,个人的主观认知能力已经无法直接理解他的现实。真正的现实,并不在身边,而需要辩证地把握或者以一种主观神秘的形式扭曲地表现出来。如果人们以一种日常直观感性方式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那么这种“现实主义”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所谓的经验现实恰恰是一种主观的误认——现实只能是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把握到的本质结构。例如,某个19世纪末伦敦街道上的行人的感性“周围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伦敦街道上,而是“并不在场”地控制整个世界的英国殖民主义体系。当年以福尔摩斯命名的侦探文学,反倒更形象地反映了这个帝国主义时代深层的秘密。在该时期,金融城市文学表现不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把这种缺失的、“无法到场”的全球“同步发生”的资本主义现实“完全主观化”为一种“感觉”“诗歌语言”“语言游戏”。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资本主义现实是一个完全“缺席的原因”,这个缺席的原因或现实通过文学和隐喻以扭曲和象征的方式得到表达。这种表达就是每个人的或者每一种感觉都是一种封闭的主观的世界,这是一个表面上封闭的主观记忆的情感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巨大无边的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现实的抽象空间(24)。

   这种关于“纯粹主观”的(如乔伊斯式的意识流、普鲁斯特式的“回忆”)个体内心封闭的精神世界的描述与隐喻,不仅反映了金融资本与消费社会统治下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而且更是今天被称作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时期——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周围现实的把握更加地困难和扭曲,“精神分裂”是唯一比较恰当的隐喻了。正是在此情势下,詹姆逊所说的具有辩证批判深度的、把握现实的“认知图绘”才派上用场(25)。在这种弹性积累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出现了新的再现的形式或者说“图绘”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的经验与想象。这种新的再现性的空间、经验表现为对距离的压制消除,这种空间又表现为一种纯粹分裂的主观精神世界。原来是一个封闭的纯粹的内在主观世界(现代主义),今天表现为一种不断流动着的分裂的精神世界、符号王国、虚拟叙事(后现代主义)(26)。随着资本主义成功跨入更富有制度弹性与技术动力的全球化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的时间统治机制(即速度),把时间扩展到了全球,于是超越一切地点与空间限制的“同时性”发生的“时间”(极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地变成了“静止的”“空间”。因此,“我们这里根据时间性试图寻求的一切,必然会首先经过一种空间的基质才得以表达”(27)。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同质化高速扩展的时间对空间与地方的统治“二律背反”地依赖于或者“颠倒性”地表现为一种同质性空间对时间的统治格局。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必须采用“空间的”辩证法形式,“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而然地也需要一种新的即“空间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想象力。

   四、“城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间辩证法

   在城市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用武之地何在呢?如前述,马克思主义通常习惯于从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阶级关系等这样一些宏观而本质的角度来理解城市问题。但从学理上说,不是直接地介入现实问题批判,而是反思性地从对主流的城市研究学科的方法论批判入手,可能是更恰当之举。诚如福柯所说,哲学家们只是试图以不同方式解释与改变现实,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有关“现实知识生产的话语结构与学科制度、研究方法”(28)。这才是“批判”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从对城市的规划设计实践反思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找到介入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抓手。初看起来,此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但是,按照一种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讲,它是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知识思想的表现。城市设计是在执行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布局意志的某种实践形式。一个城市发展的前途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掌握在城市的规划设计部门手里,但在它背后却有着深不可测、盘根错节的社会利益、关系与力量的角逐。比如土地所有权,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就是土地的分配、购买、流通、生产、消费、使用过程。这些问题的最“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就是城市的规划设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城市发展就是规划设计师的工作,就是建筑研究院、规划设计院或者政府主管部门能够拍板决定的事情。这种非反思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恰恰以颠倒方式反映了当代社会有决定性意义的空间生产之现实。

   城市除了通过建筑师的设计目光来打量与透视之外,至少还可以通过另外两种空间视野来加以描述与还原。其中一种空间就是日常生活中用于步行、享受、使用、消费的城市景观,这是一般人所接触到的那个日常生活经验性与知觉性空间。此空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的空间或者空间的一种实践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日常生活空间实践的主体或人们,往往是属于被统治的或者说被主宰的社会,即底层社会的民众,他们所能够参与的空间主要是这种空间。

   而对于城市管理者或设计人员来讲,他会以一种“冷眼旁观”或“鸟瞰”的角度,例如从他所乘坐的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的位置或角度,来考虑城市美观不美观、街道宽不宽或绿化环保安全程度高不高。这种日常生活步行者的具体的身体节奏空间和规划设计院所规划的那种“高大上”的抽象化、符号化、立体化、透明化的城市几何学空间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甚至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阶层、阶级利益的分野。借用当代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的措辞来讲,建筑设计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与情趣的“区隔”(29)。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情境主义后期著名代表人物米歇尔·德·塞托,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第七章“行走于城市”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隐喻:那些端坐在纽约摩天大楼一百多层上的办公室里的老板,和密密麻麻走在大街上的那一些人,在空间视觉上和城市理解上是有明显差别的:“上升到世贸大厦的顶楼,等于挣脱城市的控制……他所处高度的提升将他变成了观察者,将他放到远处。将施加巫法使人‘着魔’的世界变成了呈现在观察者面前与眼皮底下的奇观。它使得观察者可以饱览这幕奇观,成为太阳之眼、上帝之眼。这是一种想要像X光一样透视一切的神秘冲动所带来的激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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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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