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11: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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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迁  
1923年创刊《国学季刊》, 由胡适起草的《发刊词》, 提出“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认为国外汉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者很有参考价值, 要求:

   我们现在治国学, 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 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 方法上, 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 而我们还在冥行索塗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方法, 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 材料上, 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 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24

   清华学校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1925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提出:

   所谓国学者, 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而研究之道, 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 (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 , 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研究国学者也。

   强调西学是研究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对师资选择要求极高, 不仅要通晓中国学问, 具备科学的治学方法, 而且要熟悉海外汉学25。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四大导师, 师资实力之强, 谁与争锋, 尤其陈寅恪国学基础雄厚, 又深受欧洲汉学的影响26, 博通东西各国语言, 工具既良, 方法复新, 每出一论, 必有新见, 为海内外学人所折服。伯希和的中国弟子王静如在一次演讲中说:“陈先生之功不仅在著作一方, 其所谈论之学友及指导之门人, 亦莫不受此熏染。或纯理国故, 或治中亚史语, 或研蒙元史, 或治语言文字, 或专于近代外交史, 或上及古史。大概均能参考法国汉学名著, 或赴法请益。现代中国史语研考精深, 方法谨严, 能与西人汉学相竞者, 多是其友人或门人。”27

   20世纪中外学术交流和影响虽然是双向互动, 但由于研究中国学问水平的高低差别, 欧洲、日本汉学者往往以强势的姿态出现, 居高临下, 西方的语话霸权笼罩着中国学界, 要不然中国学人也没有必要提出所谓要抢夺汉学中心之说了。1920年代以来, 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再也无法忽视外人的成果, “我们在现今来治中国史, 若不先知道西洋汉学界与日本支那学界的动向, 那是不能及格的。”1梁园东强调:“欲研究中国史, 实非多读近世东西洋史家之著述, 默测其探讨叙述之方, 以应用于中国书中不可。”2职是之故, 1926年陆懋德在《筹办历史系计划书》一文提出“宜搜罗东西材料研究”, 他认为现当世界大通, 学术互相补助, 吾国史册非但苦无善本, 即材料亦多放失, 如匈奴、蒙古史迹, 多存于欧洲著作, 隋唐明清遗事, 多见于日本记述。又况近数十年, 欧洲人所谓东方学, 日本人所谓支那学, 研究甚力, 进步甚速, 对于专题研究, 往往突过吾国硕学, 譬如关于吾国之文化、哲学、文学、美术、佛教等史, 欧日学者均已成书多种, 而吾国著作依然寥若晨星。现查研究中国古学者, 以英、德、法学者为最, 日本尚居其次。吾人固步自封, 抱残守缺, 常此以往, 岂可与世界学者相见。因此他建议派人赴欧洲、日本搜集汉学著作, 并期交换双方史家意见, 以资参考28。无独有偶,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亦有类似计划, “通函征求外国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之成绩及其专门撰述”29。“他山之石, 可以攻错”, 在很多民国学人看来, 治中国学术, 苟不能读西洋书, 恐终难有卓异之成就。

   高校开设的相关历史课程, 亦自觉参证外人之成绩。1930年代傅斯年和劳干在北大合开一门“汉魏史择题研究”, 专门向学生介绍“西人著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形30;1936—1937年度陈寅恪在北大开设“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属专题讨论性质课程, 就此时期内关于民族、文化、政治、社会等问题择要讨论, “并旁采外国书籍, 及近年新发见之材料, 与中国所已知者互相比证, 以期补充旧史之未备, 及订正其伪误”31;韩儒林讲授“西亚史”, “采用晚近东方学采求考证之成绩”;冯家昇在北大开设“边疆民族史”, 研究历史上中国边疆民族之地理分布、文化状况, 尤注意与中国之关系, 强调“旁引他国史籍、域外撰著以资参证”30。在北大、燕大历史系开设“东北史地”, 一是介绍中外学者研究的成绩及最近的新发现, 二是研究各民族的演变及其与内地的关系, 以大半时间讲述欧美人、俄人、日人关于东北史地的研究状况10。

   汉学著作可资参考者不一而足, 译刊欧洲、日本汉学名篇名著则成为沟通中外学术之要途。在欧洲汉学中, 巴黎学派的汉学著述最为国人注意, 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高本汉每出一论一著, 纷纷被译, 必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桑原骘藏、内藤湖南、青木正儿等人论著亦常被译刊。以译者论, 日文方面有王古鲁、钱稻孙、陈裕菁、方壮猷、贺昌群、江侠庵、隋树森、张宏英等;西文方面则有陆侃如、何炳松、姚从吾、张世禄、赵元任、冯沅君、杨丙辰等, 尤以冯承钧和张星烺两位贡献最为杰出。

   1930—1940年代, 国内出现影印欧美原版汉学著作之风潮, 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影印或直接出版不少西文汉学著作, 如北平的勤有堂书店、中原书店、文殿阁书庄、法文书店、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杨树岛印刷局、上海的别发书局等。文殿阁书庄在影印西文汉学书籍方面最为突出, 数量相当可观, 除语言学著作外, 大多属中西交通史方面。譬如, 1935年影印夏德、柔克义合作译注《诸蕃志》, “附有注释笺证, 其精确详实, 久为欧美学术界所称赞, 乃研究史学者必备之参考书”11;1936年影印霍渥斯 (Henry H Howorth) 的《蒙古史》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 是“中外学者所公认为研究元史必读之书”;瓦达斯 (Thomas Watters) 的《大唐西域记笺证》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A.D.) “系英文翻译唐人辩机所撰之《大唐西域记》, 且附有注释笺证。其精确详实, 久为欧美学术界所称赞, 乃研究西域史者必备之参考书。”32这些经典著作在国内影印出版, 对推动中国学术发展自有所助益。

   中原书店除了影印专书, 还影印在中国发行的西文期刊上的汉学论文, 数量甚多;法文书店在国民学界知名度颇高, 1920年代由法国书商魏智 (Henri Vetch) 创办于北京。魏氏所经营的书店不仅出售西方新书, 而且影印或直接出版西文汉学著作, 寓华欧美汉学家如艾克 (Gustav Ecke) 、卜德 (Derk Bodde) 、卫德明 (Hellmut Wilhelm) 多愿将著作交给法文书店出版;此外, 有些汉学书籍被多次多处影印, 如葛鲁贝 (Wilhelm Grube) 的《女真文字语言考》, 不仅文殿阁书庄影印, 1941年也曾在天津影印;法国学者加恩 (Gaston Cahen) 的《早期中俄关系史》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英文本和法文本均被影印。从1920年代开始, 国内学者有一定规模地翻译汉学著作, 至1930年末数量颇多的西文汉学著作在华影印或直接出版, 可充分说明国内学界对域外汉学新知之需求。

  

   三

  

   不论汉学家还是汉学著作, 民国学者都兴趣盎然。1920年代以来, 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 但对异域汉学却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 既不盲目推崇, 也不一概否定。梁绳袆《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一文认为外国汉学研究之优点:采用科学实证方法、辅助学科的发达、保存搜集特殊资料、注意冷僻资料、公开合作之精神、研究机构之确立、印刷出版之便利33。梁氏所总结的汉学研究之所长, 正是民国史学建设努力的方向, 1940年代周一良所认为的现代史学特征, 几乎都能折射出异域汉学的影子。第一是科学方法的应用。无论是考订史实或解释现象, 都根据客观的观察与归纳的步骤;第二是与辅助学科联系之密切。“法国伯希和先生精通中国、印度、亚拉伯以及中亚语言等, 所以能在东西交通史上享有卓著的成就, 触类旁通, 得心应手。研究近代各国历史, 更没有人不通那一国的语言文字而敢着手”;第三是观点与资料之入时 (即指陈寅恪所谓的“预流”) 。“我们看国内如陈寅恪、胡适、向达、王重明诸先生的著作, 国外如伯希和、那波利、贞藤枝晃诸家著作, 便知利用这些新资料来证成新学说或补充旧史文, 正是现代史学所应尽的责任”;第四是工具书之运用;第五是运用史料范围之广泛。“举凡四部之书, 古今上下, 只要利用得法, 无一不可供考史……不唯本国的资料有用, 有时本国资料不足, 非采用外国资料不可……现代史学上材料运用是‘兼收并蓄, 待用无遗’。”34周氏所归纳的现代史学特征, 大体上反映了民国史学的特质或追求取向, 与域外汉学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换言之, 欧美、日本汉学在民国史坛扮演了“路标”角色。20世纪中外学术交流趋于互为渗透、交融会通, 差异减弱。国内学者的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以及在学术建制层面如集团研究、机构建置、出版发表等方面日益与国际汉学接轨, 以致马伯乐感言欧洲汉学方法影响于中国学界, 且被后者采用甚速, “欧美与东方学者之作品渐不可分辨”35。

   域外汉学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学术的同时, 国内学者并未顶礼膜拜, 完全丧失批判反思的能力, 对其缺陷或局限亦有清醒认识, 尤其国学修养较深、又谙熟西方学术的留学生群体, 这种意识更为自觉也更为明显。早在1910年章太炎对罗振玉“延缘远人以为声誉”, 大为痛斥, 进而点名骂遍日本汉学界新老各派36。章氏批语对日本汉学界刺激甚大, 多年之后日本学者仍不忘此事。章氏对日本汉学批评虽不尽客观, 然其指出日本汉学者多为“覬以尉荐外交, 不求其实”, 则极显其学术眼光, 与延缘远人以自重者不可同语。同年, 章氏又在另一文批评域外汉学以及舍已从人者:“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 约略已有一千多年, 究竟训诂文义, 不能明白, 他们所称为大儒, 这边看他的话, 还是许多可笑。……日本人治中国学问, 这样长久, 成效不过如此, 何况欧洲人, 只费短浅的光阴, 怎么能够了解?……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 还不敢任意武断, 对着中国的学说, 只是乱说乱造, 或者徐福东来, 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 这个遗传性, 至今还在。欧洲人自然没有这种荒谬, 到底时候太浅, 又是没有师授, 总是不解;既然不解, 他就说是中国学问, 比天还要高, 中国人也不必引以为荣。……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 不可像卖古玩一样, 一时许多客人来看, 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 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 该讲自国的学问, 施自国的教育, 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 贵也是要用, 贱也就要用, 只问要用, 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37在“五四”一代新派学人看来, 章氏此论或被视为顽固陈腐, 然百年之后细细品味, 极有洞见, 对时下亦有针砭作用。

留美学者梅光迪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西方汉学家多出身传教士或外交官, “久寓我国, 娴习华言, 涉猎古籍, 贸然著述, 既非卓绝之天才, 又不得老师宿儒为之指导, 无以窥见学术之源, 更挟其成见, 有为而作, 无传播文化之精意, 不过侈陈闻见, 以博雅誉耳。”38即使像傅斯年那样以域外汉学作为竞争对手, 同样只认可其“半汉”的成绩, “西洋人治中国史, 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 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 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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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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