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实 张剑光:东晋时期的钱币及其流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0-09-09 09: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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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实   张剑光  
新熔铸的“小钱”在东晋社会并不为大家广泛接受,故将径大钱重的“比轮”钱剪凿或投入熔炉以获取铜料的现象虽然多发,但所得铜料很少改铸成“小钱”。已有研究者指出,东晋时期民间剪凿钱币取铜与钱币盗铸的关系并不大,剪凿所得铜料主要被用以铸造铜器,③而这正是径大钱重的“比轮”钱主要被运往广州“货于夷人”而不是被投入熔炉盗铸成“四文”或“小钱”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意味着将“比轮”钱“以入广州”的利润,远高于将其就地进行剪轮而得到的利润。

  

   三东晋钱币的流失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虚币大钱在孙吴初铸之时以币值“一当五百”“一当千”地进入交换市场,这实际上是对商品的一种剧烈掠夺,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抵制。一方面标准五铢钱等原有钱币将在这种不正常比价的作用下大规模退市,另一方面虚币大钱本身也将随着流通难度的逐步增加而快速贬值,最终破坏整个货币系统的稳定。实际情况是孙吴政权虽然早在嘉禾五年开铸“大泉五百”的时便已认识到这一点,“设盗铸之科”进行防范,④但虚币大钱政策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赤乌九年( 246) ,孙权下诏: “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⑤不仅停止了虚币大钱的流通,而且还不得不对“私家”手中的虚币大钱进行计值兑付。虽然这里所谓的“私家”主要指江东的豪强大族,计值兑付反映的亦是豪强大族在孙吴政权中利益优先的强势地位,但由中仍可窥见虚币大钱在流通的十年时间内,给孙吴政权的货币系统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巨大冲击。

   到了东晋时期,“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比轮”钱已贬值至以“枚”而非以铭文币值计价,且与“四文”及“小钱”在币值和钱重之比上出现倒挂,流通领域内的大钱与标准五铢钱的对比情况发生了逆转。此时的“比轮”钱因为径大钱重,由原来的大比价变成了一般货币。在以枚为单位而处于相同的流通背景下,不断熔铸的“小钱”渐渐不为社会接受,铜钱体重和成色较足的“比轮”钱被“四文”钱和“小钱”逼得只是当作一般货币在使用,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惜用的情况,大部分的比轮钱既没有被截留收藏,也没有被剪凿或销熔后制造更多的小钱,而是被转手或直接运往广州以高价铜金属原材料的形式“货于夷人”,并进而以“铸败作鼓”的形式大量消亡。

   当然,在“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即铜的原材料奇货可居的情况下,以“枚”计价虽然能让“比轮”钱更受欢迎,但并没有让“四文”钱和“小钱”在铜金属交易市场上销声匿迹。因为在“钱既不多”的局面下,“官私贾人”较大规模地收集铜钱作为原材料运往广州,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个过程中收集“比轮”钱要比收集“四文”钱和“小钱”更具性价比。“官私贾人”将收集的钱币“以入广州,货于夷人”后再“铸败作鼓”,虽然并不排斥“四文”钱和“小钱”,但很显然“比轮”钱才是其中的主体。实际上在币值和钱重严重倒挂的情况下,“比轮”钱即便没有“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的特殊需求和“货于夷人,铸败作鼓”的流失途径,也必然会首当其冲地以其它方式大规模退出流通领域。

   孙吴时期“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在十多年后渐渐被“铸为器物”,销铸的对象应主要是刚刚铸成尚未使用多少时间,却被豪强大族握在手中的这部分钱币。因而政府想通过回收的办法来阻止销铸,当时实际上大钱被销铸的数量并不是很大,流失的数量相对还比较少。东晋时期将“比轮”钱“铸败作鼓”,销铸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正在流通的“大钱”,在“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的强力推动下,其流失的数量显然要大得多。

   “比轮”钱大量流失之际,“四文”钱和“小钱”逐渐成为东晋社会流通货币的主体。一枚“四文”钱虽然可当四枚小钱使用,但出土的东晋时期的钱币多为剪轮钱的事实,表明两者在币值和钱重上仍然存在着倒挂,也即相对较大的“四文”钱被大量剪凿取铜后变成了更小的剪轮钱。我们有理由相信,剪凿“四文”钱所得铜料中的一部分,也被人“货于夷人”以赚取更大的利润。

   “比轮”和“四文”之外,史籍中特别提到了吴兴豪族沈充所铸的“沈郎钱”。该钱史籍虽然不断提到,但究竟呈何形制却直到1700 年后的今天仍不能确定。后世曾长期认为在江南一带经常出土的一种直径约1. 2 厘米的小五铢钱就是“沈郎钱”,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这种小五铢钱早在西汉宣帝时期就已出现。①“沈郎钱”的真身难明反映出该钱或者是铸造规模及流通范围本就有限,其后又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迅速流失,故而难以寻觅; 或者是在形制上和其他“小钱”无甚区别,因而难以辨识。考虑到沈充其人属于王敦死党并因参与“王敦之乱”而“传首京师”,②结合沈充败亡后其子沈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③的际遇,我们推断“沈郎钱”的铸造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主要是响应“王敦之乱”在吴兴地区铸造的一种钱币。“沈郎钱”的铸造虽然可能有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数量,但流通地区有限,该钱的总流通数量与其他几种钱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王敦之乱”平定后,“沈郎钱”可能受到了朝廷禁令或者持有者自觉避嫌等因素的影响而迅速退市,但该钱又属于薄小不堪、不具多少储藏价值的劣质“恶钱”,其中的绝大部分在退市后又被重新投入熔炉并转铸成其他形制的“小钱”或铜器,从而导致了“沈郎钱”销声匿迹。从文献无载及现代考古出土东晋时期的币种构成等情况看,熔铸“小钱”在“沈郎钱”之后的东晋数量并不是很多,说明“沈郎钱”被销熔转铸后呈现的主体有可能是铜器而非其他形制的“小钱”,这也符合学界关于东晋时期民间剪凿钱币取铜的主要目的不是盗铸钱币而是铸造铜器的判断。

   “铸败作鼓”和剪凿之外,东晋钱币也有其他的一些流失途径。考古发掘表明将钱币埋藏或随葬,在东晋虽不如前朝普遍,但亦不罕见,这些钱币的埋入地下当然也意味着流通钱币的减少。此外,东晋最后一位皇帝恭帝司马德文在藩国时,“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①乃是大规模熔化钱币以造佛像的例子。司马德文铸钱以为佛像和广州夷人的“铸败作鼓”并无本质区别,类似情况在钱币总量有限的条件下,产生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结语:

   实物货币的活跃与“废钱用谷帛”之争

  

   虽然“孙氏旧钱”东晋仍在流通使用,但“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②实际上即使算上剪轮钱和“沈郎钱”一类的熔铸“小钱”,东晋社会仍然是“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在此情况下,“比轮”钱和“四文”钱的大量流失对社会钱币系统的冲击是比较明显的。

   相对于“四文”钱的剪凿,“比轮”钱“铸败作鼓”等取铜方式对东晋钱币系统的破坏要更大一些,因为剪轮钱最终仍会返回流通领域,至少在数量上可以补充“良币”被驱逐后留下的空缺,“铸败作鼓”则意味着钱币数量的绝对减少。而伴随着钱币的日渐稀少,东晋社会本就多见的实物货币就愈发活跃起来。以浙江宁波地区为例,虽然有研究者指出该地区晋代墓葬中“五铢钱币发现也比较普遍”,但根据其统计的20 世纪50 年代至21 世纪初发掘的有明确纪年的9 座东晋墓葬,观察后发现,这些墓葬有不少“随葬器物”,却未见有钱币的踪影,③这多少是现实经济的反映,说明社会上流通的钱币数量并不丰富。

   安帝元兴二年( 403) ,“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这个建议表明,孝武帝太元三年( 378)的诏书并未遏制住东晋社会钱币日渐流失、实物货币地位逐步上升的大趋势。因为桓玄的建议虽然遭到了孔琳之的反对,并且“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但孔琳之在反对意见中也有“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的话语,反映出在桓玄提出“废钱用谷帛”之前,东晋境内的很多地区已较普遍地存在以谷帛等实物货币为主导的商品交换局面。这其中固然有“土习其风”,是历史发展自然延续在起作用,但金属货币的大规模流失,显然也起到了进一步加剧的作用。

   孔琳之在反对意见中指出: “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他最终得出了“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的结论,④但“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这些也透露出桓玄之所以“立议欲废钱用谷帛”,一定与当时因铜钱大量流失导致金属货币系统比较混乱,实物货币逐渐强势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因为钱币的持续性、多途径、大规模流失,东晋社会的物资流通总量日益超过金属货币的供应量,应“钱不普用”而生的实物货币在此过程中愈发走强,而本来就“钱既不多”的金属货币系统日渐式微,并险些被废除。

  

   注释

  

   1《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95页。

   2《通典》卷8《食货八·钱币上》,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179页。

   3《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142页。据《吴主传》,孙权改元“赤乌”的时间实际发生在当年“秋八月”,故严格来说,“赤乌元年春”时孙吴政权尚以“嘉禾”纪元,时当“嘉禾七年”。

   4《通典》卷8《食货志·钱币上》,第179页。

   5(1)洪遵撰,汪圣铎编著《泉志》卷2《正用品中》之“大泉当千”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页。

   6(2)昭明、马利清:《中国古代货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另,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收录“大泉当千”9枚,钱重在32.9铢-6.3铢(18.8克-3.6克)之间。

   7(3)据丘光明、邱隆、杨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魏晋时期每斤约折合现代220克。以“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上》)计,古代的每斤相当于384铢,现代的1克约当魏晋时期的1.75铢。

   8(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40页。

   9(5)《通典》卷8《食货志·钱币上》,第179页。

   10(6)洪遵撰,汪圣铎编著《泉志》卷3《正用品中》之“大泉五百”条,第37页。

   11(7)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第2-3页。

   12(8)沈宏敏、王志高:《考古发现的六朝钱币和铸钱遗物》,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7页。

   13(9)刘建国、高岚:《试论六朝钱帛货币的历史地位》,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第232-244页。另:该文统计表中除包括下文所述的江苏镇江窖藏钱外,还提出在河南宜阳也出土过3 000多公斤东晋时期的钱币,包含了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布、货泉、直百五铢、直百、大泉当千、太平百钱、永安五铢等多个种类,但其中的“永安五铢”始铸于北魏永安二年(529),此时距东晋亡国已有109年,因此将该批钱币的窖藏年代全部定在东晋时期不太妥当,故本文不直接采纳。

14(10)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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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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