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如何正解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解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5 次 更新时间:2020-09-08 22: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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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题记:自2020年7月18日起,总裁读书会与北大国发院EMBA中心联合邀请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连续解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和《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著)三本名著。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第二期的主题演讲整理。

  

   钱穆及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钱穆先生。

   钱穆1895年出生在无锡钱家,属于有名的吴越钱氏家族,家族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被梁国国君封为吴越国国王的钱鏐。在赵匡胤建宋后,钱鏐把吴越国献给宋朝,因为他主张中国统一。钱家在过去一千多年里出了很多名人,尤其是近现代无锡钱家这一支,包括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基博之子)、钱伟长(钱穆亲侄子)、钱学森、钱三强等,这些名字都如雷贯耳。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推动儒学和传统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他到香港成立新亚书院,也就是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书院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至今还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诞生背景,是1952年他应何应钦的邀请,到台湾给当时所谓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做专题报告,之后利用在台北养病间隙,把这些报告做了整理。

   这本书比较薄,也是比较容易读的一本历史著作。作者以俯视的视角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变化,对中国政治的看法颠覆了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的很多成见,也纠正了对中国历史的很多误读,可以说是五四之后为中国历史正名的一部力作。

   这本书沿着政治这一主线,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

   第一,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不是只能用“专制”概括?钱穆先生推翻了这个说法。

   第二,秦以后是不是封建社会?钱穆先生提出,中国的封建时期是在秦以前,秦以后是官僚帝制,钱穆先生虽然没有用“官僚帝制”这个词,但是基本是按照“官僚帝制”的方向写。

   第三,中国历史是不是简单的重复?黑格尔有一句名言说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都是重复的。如今来看,黑格尔这句话是错误的。中国历史有很多变化,黑格尔在19世纪初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清楚中国的历史。

   第四,中国历史政治是不是没有值得书写的价值?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认为,中国历史对政治秩序有很大贡献,中国创立了现代国家,这个观点在钱穆先生书里已有表述。

  

   历史上的政治分阶段概述

   中国封建社会只在周朝存在,即西周、东周。东周后期,封建制其实已经慢慢瓦解。周朝政治是贵族政治,君主只是贵族中的第一个,很多国家的君主甚至打不过贵族。这很像中世纪的欧洲,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就像中国的周朝,特别是春秋时代。中国真正的封建时代在周朝。

   秦朝开始“化家为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制,也就是福山所说的现代国家开始形成。

   现代国家的成型是在汉唐。汉代初创了很多制度,到唐朝开始完善。

   到北宋,皇权有所加强,但士大夫的力量也同时加强,士大夫真正掌握了所谓的“道统”,君臣契约、台谏制对君权和相权进行制约,北宋达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高峰。

   当然,钱穆先生在书里有不同看法,可能和钱穆先生当时条件下掌握的历史材料不足有关系。

   南宋后,中国转向内在,这是引用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看法,他有一本书的标题就是《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南宋之所以转向内在,和外敌的入侵有关,也与文明周期循环有关,后来程朱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成了个人层面的道德说教。

   明朝朱元璋废掉丞相,抑制士大夫,专制开始出现。

   清代其实是金人的后代,重新“化国为家”,开了历史的倒车,而且转向全面的专制。

   我们今天对中国历史的很多看法,都受明、清影响,因为明、清离我们时间比较近,历史线索遗留比较多,而且带来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比如老百姓见官下跪、大臣见皇帝下跪等,这种历史印象只是从元朝开始,明、清盛行,但并非历史的传统,在宋代和宋以前的时代都不用下跪。钱穆先生这本书里也纠正了很多类似的错误观念。

   下面进入详细的解读。

  

   春秋: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一个贵族政治时代,周朝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在周朝之前有殷商。殷商本身占据的土地面积比较小,而且经常迁移。殷商都城在今天的河南安阳附近,国家范围并不大,但是征服了中原一带很多方国,远到周国。殷商没有实施大一统的统治,周朝才真正开始,但是统治的方法也不是大一统,而是分封制。

   分封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儿子和宗族兄弟,甚至还包括殷商的后代分封到某个地方。制指的是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在各自领地里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形成诸侯国,各诸侯国不用给天子交税,对天子的唯一义务是当有外敌入侵时跟随天子出兵打仗。所以,周朝的分封制是一种真正的封建制。在诸侯国内部也是继续分封制,诸侯给自己的儿子、兄弟每个人一块领地。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他们都依赖各自领地里老百姓上缴的税收生存。

   实行分封制初期并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问题也随之而来。严格说来周朝持续了800年统治,以至于周朝后期分封制无法继续,因为没有多余土地可分。即便大的诸侯国灭掉小封国,封地依然不够。主要是古代一夫多妻制,随着各诸侯国里子嗣增加,可以分封的土地自然越来越少。因此,生育方面比较节制,或者说生的儿子比较少,对于当时的贵族们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不用分家析产,这一支也就变得比较强大。到最后,这样的贵族可能比国君的封邑还大,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所在诸侯国的政治。比如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鲁国就被鲁桓公三兄弟的后代所掌握,他们三家是慢慢壮大的,最后篡夺了鲁国政治大权。

   与此同时,春秋时期另一种贵族阶层“士”开始兴起。钱穆先生说中国政治在汉代之后是士人政治。

   士就是没有封邑的贵族或贵族后代。孔子就是士的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国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当年周王征服商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且给了封地。所以从血缘来讲,孔子是商人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的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孔子是士,不是士大夫,士大夫是后来走向了仕途的“士”。

  

   秦:“化家为国”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

   自秦朝开始,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国家行政由官僚系统掌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国家,而是大家的国家,治理国家也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即所谓的“化家为国”。

   “化家为国”的形成背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一个巨型国家,疆域非常大,怎样统一这么大的国家呢?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熨平复杂性,这样国家就有了统一性。比如语同音,秦朝开始就有所谓的“雅音”,即当时的普通话,而且一直延续到北宋,南宋才失去雅音。我们现在读古诗文,特别是唐诗、宋词,应该用雅音来读才更接近当时的语言,跟唱歌似的。因为雅音有八个音,我们现在只剩下四个音。中国现代社会里,在潮汕地区朝阳县有150万人的日常语言目前最接近中国从秦到宋的雅音。

   谈及秦朝,钱穆先生还有一个论断,即“中华文明早熟论”。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地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因为那时人类的认识水平还不健全,最后导致中国走入专制的死胡同。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大概早于西方1500年,相比西欧更是早了大概1800年,起步很早,但是持续时间也比较短。

   当现代化开始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对抗帝制。反观17世纪英国革命,宗教和贵族的力量非常强大,成为反对国王最主要的力量。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如此。明治维新的革命性表现为地方藩属造反,明治维新的名人基本上都从西南四雄藩出来的,他们起兵挑战幕府,最后逼迫幕府将军大政奉还。英国和日本能较快地开启现代化进程,和它们处于封建时代有较大关系。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汉唐两代是中国文明的大熔炉,唐代融合得更加明显。

   汉武帝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前面几位皇帝通过无为而治成就了“文景之治”。汉武帝不同,他需要有立国理论,于是发诏书让世人提供统治理论,最后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此,我们以前错误地认为,汉武帝以前是百花齐放,独尊儒术造成了中国过去两千年多的封建专制。这种看法的偏差在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实际上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政治哲学,仅此而已。汉武帝并不是在民间也要罢黜百家,民间完全可以求道修佛,并不排斥。

   董仲舒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用天命为皇帝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但是天命的前提是皇帝要实行仁政。引用赵鼎新先生的话说,是儒家学说给皇权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赵鼎新没有说的是,儒家反过来也成为规训帝王的一种学说。

   我们常说中国是外儒内法或者儒表法里,这没有错。外儒是要正名,儒家非常讲究正名,即统治的合法性;内法是以法家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要有法律。这对大多数国家都是有价值的观念。

   西汉的官僚制度已经非常完备,皇帝是国家代表,但是国家的管理归三公九卿。三公就是宰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对官员监督;九卿囊括其他中央官员。分工很明确。

   有了这套官僚体系,官员从哪儿来呢?西汉发明了察举制度。太学以前就存在,但现在是作为培养官员的地方。太学既接受贵族子弟也接受贫民子弟,不同之处在于,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子弟太学毕业就直接可以到皇帝身边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子弟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就是等待“乡举里选”,由地方官基于表现择优推荐给皇帝,通过皇帝的考试也可以真正入仕。

   也是从西汉开始,仕和吏分开。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任命,中国在西汉已经实施。钱穆先生也是基于此提出“中华文明早熟论”。

   此外,汉代还有“考课制度”,即皇帝派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视,看地方官到底做得好不好,做得好的要提拔,做得不好的要批评甚至降职。钱穆先生在谈到汉代荐举制度时,很形象地概括说,“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被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正式入仕。”

这套制度到东汉退化成了门阀政治,因为地方官员很容易荐举自己人,慢慢就形成了“门阀制度”。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说,现代国家是在与家族政治和封建政治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也是如此,现代国家始于秦朝,但真正打败家族政治、贵族政治,还要等到北宋。即便是唐朝,国家治理仍然保留有贵族的影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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