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20-09-08 1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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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很多国家、企业、群体和个人深感压力。于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舆论、思潮和运动也席卷而来。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眼光,树立全球意识和全球思维,兴全球化之利、除全球化之弊,积极应对“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引领和推动法律全球化和法学全球化。然而,我国当下的法学体系明显缺乏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对全球治理规则、治理体系、治理体制的变革反应迟钝,学术研究、智库服务、人才供给均不到位,与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角色不相匹配。对此,我们必须加快提升中国法学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水平,以助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推动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推动中国法学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现有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规则,而是要在“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深入研究国际法理、优化世界利益格局、推动建立全球法治,使中国法学话语能够在国际上发声,使中国法学人才能够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推动中国法学国际化全球化,就要在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扩大国际视野、增强国际意识、提出国际法治议题,参与国际法治对话,提供国际法治方案,在法学研究中推广“全球化范式”,在法学教育中着重培养国际法治人才,在法学理论创新中更加注重国际法规则和法理的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中国法学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实现中国法学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机遇,肩负着在新时代加快法学理论创新和法学体系建构中迈向科学化、大众化、当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使命。科学化是“求真”,是中国法学亘古不变的本质属性;大众化是“向善”,是中国法学矢志不渝的价值初心;当代化是“创新”,是中国法学与时俱进的活力所依;国际化是“致公”,是中国法学存异求同的格局所现。“求真”“向善”“创新”“致公”,诠释了中国法学全面现代化的新时代维度,砥砺着法学界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步伐,必将在70年探索和发展历程的节点上显现中国法学的新气象,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出中国法学的新境界。

   ①任建新:《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道路上前进——在庆祝中国法学会建会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11月30日)》,《广东法学》2000年第2期。

   ②1950年起,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新法学参考丛书》,其中包括苏联法学家列文、哈尔分纳、斯特罗郭维契的《国家与法律概论》,以及《苏俄刑法》《苏俄民法典》《苏俄民事诉讼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维埃法院的组织与活动的民主原则》《苏联的检察制度》《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苏俄婚姻、家庭及监护法典》《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等著作。

   ③关于对旧法学的批判,参见何思敬:《肃清旧法学的影响》,《新建设》1950年第1期;李光灿、江滨:《批判法制工作中的旧法学观点》,《人民日报》1951年5月17日,第3版;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3版;董必武:《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第346—352页。关于社会主义新法学建设,参见张若愚(张友渔):《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第51—129页;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第3分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5年;孙国华:《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向实:《探讨法学领域中的新问题》,《政法研究》1964年第3期;张晋藩:《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意见》,《政法研究》1957年第3期;等等。关于社会主义法的性质和作用的研讨,参见《政法研究》1962年第3期和第4期,这两期分别刊登了柴钟麟、徐鹤皋、柴发邦、谦益、陈守一、张友渔的讨论文章以及孙国华、周柏森和王克、钟林和韩延龙、何东义、齐乃宽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是作者们在1962年3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研究部和《政法研究》编辑部联合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同年,上海、西安等地专家学者们也就同一主题举行了座谈会。1964年5月14-15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研究部、法学研究所和《政法研究》编辑部围绕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举行学术讨论会,参见《关于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的讨论》,《政法研究》1964年第3期。

   ④仅1952-1956年间,就引进翻译了165本苏联法学教材和著作。

   ⑤参见张文显、黄文艺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法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页;王奇才主编:《中国法学大事记:1978-2018》,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8—278页;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1978-2018)》,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6页。

   ⑥参见谷安梁:《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刘升平、张文显:《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1期(创刊号);张文显:《再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姚建宗、黄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

   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3版。

   ⑨参见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⑩参见张光博、张文显:《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求是》1989年第5期;郑成良:《权利本位说》,《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4期;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4章。

   (11)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12)一些学者将其称为“社科法学”“法律与社会研究”“法律与社会科学”等。参见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陈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13)参见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1页;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0—434页;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0—114页。

   (14)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章第3节“法哲学的研究范式”;黄文艺编:《全球化的法律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8页。

   (15)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命题,并将其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坚持”。详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人民日报》2018年8月25日,第1版;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019年第4期。

   (16)《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人民日报》2018年8月25日,第1版。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

   (18)关于包括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理论与分析,参见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19)《汉书·纪·宣帝纪》中的“法理之士”为目前所见最早单独使用“法理”一词。其内容为:“赞曰: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20)萧子显撰:《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67页。

   (21)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点校:《通典》卷17,《选举五·选人条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5页。

   (22)参见朱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5期。

   (23)2018年7月20-21日,在“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法学家从不同维度集中研讨了法学现代化问题。参见郭晔:《追寻和感悟中国法学的历史逻辑——“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张文显主编:《思想与修辞:“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全实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

   (2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2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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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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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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