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20-09-08 1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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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而从法治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法学概念和命题,进而形成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则是理论创新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统领性的核心概念,集中表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实践创新和法学理论创新的统一,也是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法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一把金钥匙。

   从实践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治监督、法治保障、法学教育等各环节;涉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国家法治、地方法治、社会法治、国际法治统筹发展等各方面;涉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等各关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实践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目标、总抓手,这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定位,它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和重点任务。更进一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牛鼻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从理论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概念和命题,对法治理论创新具有引领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⑦从其外延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经济法治体系、政治法治体系、文化法治体系、社会法治体系、生态法治体系、军事法治体系、国际法治体系等分领域法治体系,还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规章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规范体系。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是一个统领法治建设全局的实践概念,而且是一个思想品位极高的理论概念,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将其视为十八大以来党所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⑧是对其理论创新意义的科学评价。

   站在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不单是一个普通的概念或命题,更预示了法学研究的新范式。“范式”(paradigm)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提出来的科学概念。根据库恩和其他哲学家的解释,一个“新范式”的提出,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本质与规律的本体论解释系统、“理论预设”“合理性标准”;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某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概念系统、基石范畴、核心理论或者话语体系;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活动的平台、论坛、舞台;意味着一套新颖的基本方法及其方法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即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必须遵守的公共规则。在科学研究中,“新范式”具有设置新论域和新议题、引导科学家聚焦发力、催生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引领新科学革命的强大功能。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是科学自我超越、更新换代、转型升级的显著标识,是科学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生生不息的内在需要。

   中国法学70年的探索历程,也是批判旧范式、形成新范式的范式更替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深刻反思、全面批判、果断抛弃业已严重阻碍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阶级斗争范式”,⑨在立足实践、综合分析、系统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相适应的“权利本位范式”,⑩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精准司法相适应的“法教义学范式”,(11)与寻求法律之社会本质、相互作用、系统功能相适应的“法社会学范式”,(12)与观念转变、法制创新、法治改革相适应的“现代化范式”,(13)与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法治化相适应的“全球化范式”,(14)强有力推进了中国法学的观念变革、理论创新和方法升级。法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与中国法学的成长同节拍,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伐。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提升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空前高度,推进法治理论创新、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法学体系,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范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概念和命题,即“法治体系论”作为新时代法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新范式,使其肩负起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历史使命,有充分的理论和方法论依据。第一,它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立体的、科学的理解系统,以理性描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实践图景,正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第二,它确立了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体系的基石范畴和核心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实践具有现实的解释力、科学的穿透力和理论的整合力。第三,作为一个原创性、时代性和统领性概念,它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由“十个坚持”(15)为核心要义和根本方法的法学参照系,为观察思考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全景式视窗。第四,它准备了审视、批判和重构法治理论的思想武器,其深邃的法理意涵有助于分析鉴别古今中外法治理论的优劣,其鲜明的实践指向有助于反思批判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观点、学说、理论,其强大的建构功能有助于对各种法治思想兼容并蓄、择善而用,以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第五,它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找到了阿基米德支点,为正在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体系建立了理论基地。

   新范式必然引发新的科学革命,一方面“冰释前嫌”即破解以前持续存在的旧难题,另一方面“倍道而进”即打开未来更好发展的新思路。回顾过去70年,中国法学持续存在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领域的经验总结不够、教训反思不深,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实践逻辑把握不透,理论凝练不充分等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依宪执政引领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保证良法善治,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公正司法确保公平正义,深度普法弘扬法治精神,全民守法提振社会文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军队、法治社会、法治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国家法治、区域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涉外法治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卓有成效。但是,与新时代丰盈饱满的法治实践相比,法学理论空洞单薄、捉襟见肘,远未形成有强大解释力、穿透力、说服力的法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权利本位”“法教义学”“法社会学”“现代化”“全球化”等现有的研究范式难以全面、动态、深刻地呈现法治在中国的实践万象,更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理论在面对实践时的“贫困”与“幼稚”。以“法治体系论”为新范式,必将强化实践导向,更加自觉地树立实践意识、问题意识、全局意识,在观照、理解和反思实践中凝练新概念,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创造新命题,在把握实践和发展全局中生成新理论,以破除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法学的“理论落后实践”之魔咒。

   更重要的是,“法治体系论”这一“新范式”必将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进而引发从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到法理思维的法学方法论革命。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动力在于永不停歇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生命之源是永无止境的实践发展,而实践发展的基本表征是永不断裂的问题链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1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概念和命题,形成了内涵科学、逻辑严谨、语义创新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针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实践问题即目标和抓手问题,而提出的创新性概念和命题,是从实践问题出发探索理论创新的模范。在“法治体系论”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后,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化身为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新起点,中国法学界将在法治实践发展中强化法学理论创新,提出更多具有时代性、标识性、融通性、原创性或创新性的概念和命题。诸如:“大国法治”“法治强国”“法治现代化”“良法善治”“党内法治”“国家安全法治”“新兴人权”“未来法治”“科技法理”“法理思维”“互惠正义”“责任共同体”“人类的良知和理性的自律是义务的真正本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以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三维融合’、培育现代性法学思维”,等等。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将更加强调法律和法治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时代活力,既是实践到理论的科学跨越,又是制度到法理的思维变革。

  

   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中国法学站在新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上的新机遇、新使命,是70年法学革命性探索历史逻辑演绎出的时代方向,是新范式引领下法学理论创新的当前目标,更是国家强、法治兴、法学盛的当下要求和现实的迫切需要。

   第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我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要。一个国家法学体系的发育状况,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法治的整体质量、发展水平、文明程度,构成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强国必须要有深厚的法律思想和发达的法学体系,才能拥有强大的国际法治话语权,才有能力主导全球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变革,才有希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合理化、法治化。因此,要真实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盛况和优势,要有效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都离不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第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唯一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之一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表达,它全面阐述了法治的本质、法治的普遍规律、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科学释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内在要求、价值功能、基本原则、发展方向、遵循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是“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场”。(17)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还是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和构成要素,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必然要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必然要深入理解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因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但要从方向上坚持党的领导、从制度上坚持社会主义,更要从法理上夯实正当性基础、提供科学性论证,经由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来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正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迫切性所在。

第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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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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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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