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20-09-06 22: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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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萌  

   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动机,本是为现实需求而写,驳斥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观点,论证“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第一册出版后,缪凤林、郑鹤声等人皆有批评文章,但是二人并不是批评傅斯年的写作动机与观点,而是批评傅斯年在史料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存在明显纰漏,着眼于提供更多的材料和理解,以求论证更严谨有力。缪凤林表示对傅斯年“述编此书之动机,吾人实具无限之同情”,他之所以批评《东北史纲》,是希望国人相关研究更加严谨完备,能在学术上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抗衡,抵消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阴险观点的不良影响。郑鹤声看到缪凤林的批评过于激烈后,对傅斯年多有回护,不仅肯定傅斯年的写作动机,“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足以破日人之妄说”,而且对缪凤林的批评进行了补充解释:

   傅君等之著《东北史纲》,实所以应付东北事变,不免有临渴掘井之嫌。然临渴掘井,犹胜于缘木求鱼,对于东北史实之研究,吾人自当竭力赞扬介绍,即余撰评之原意也。然又不能严加指摘,以期完善。此则赞虞批评之原意也。

   郑鹤声还指出,他所在的国立编译馆本有意编纂类似《东北史纲》的著作,以驳斥日人观点,但是看到《东北史纲》后停止。因现实需求而着眼于族群边疆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显著的学术潮流。童书业在1937年曾言: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

   童书业这番话出自他编辑的《禹贡》“古代地理专号”的序言。该专号刊登的几组文章,更可见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第一组“研究古代民族迁徙”、第二组“研究古代国族”、第三组“研究古代国族疆域”,多有关注现实需求的动机。童书业在上文中还特别从实用角度为在“国步艰难”时期仍进行历史地理考证研究辩护,指出“要抵抗人家的侵略,说明满洲和蒙古很早就已成了中国的领土,我们便不能不研究些战国秦汉的历史地理”。

   诸多材料显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已经在时局的影响下转变了对学术“求真”的追求,而明确提出史学要考虑到现实的需求,尤其是“救亡图存”的需求。即使一些以考证闻名的著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多有此种意识。顾颉刚在1938年表示,他很想编写一部“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的中国通史。顾氏并不掩饰自己希望撰写的这部著作是出于满足现实需求的动机:

   从历史上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我们中华民族为一个融化的大集团,使文化与历史永远打成一片。

   毋庸置疑,为满足现实需求而书写“民族问题”,很可能会影响到历史真实,而且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满足现实需求也是历史书写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因素。在有些学者看来,史学必须考虑现实需求,有时候甚至为了满足现实的急迫需求,特别是国族建构的需求,可以牺牲一些“真实性”。缪凤林在1940年提出,在“国族阽危、思想庞杂之秋”,历史可以提供“民族主义至上”“国家至上”等“宝训”。柳诒徵亦曾指出,“民族主义及政权统一,皆今之所最重,亦即吾史相承之义有以启之”。陈垣也曾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真。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民国学者涉及“民族问题”历史书写的作品不少,无论是“中国通史”类著作,还是“民族史”类著作,虽然观点各异,但是在书写动机和书写技巧上,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试图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有利于国族认同的书写。也即:追求真实性须以满足国族建构的现实需求为前提。即使是如吕思勉一样明确主张应该坚守史学真实性原则,在具体书写中不回避历史上各族群间的杀伐斗争,也有意淡化处理具体血腥事件的描述,多依典籍简要陈述战事经过,最终还是希望历史书写有利于团结和睦的中华民族之建构。

  

   五

   通过吕思勉对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批评,我们不仅了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从业者在有关“民族问题”书写上存在显著分歧,还了解到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三个: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我们把视野伸展到整个清末民国,会认识到这三个影响“民族问题”研究书写的因素,并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而是在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就已出现,此后几十年间时隐时现。当我们把观察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现代史学,会发现影响当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与书写的因素中,仍然有这三个因素的身影。

   与历史研究可以完全追求真实不同,由于牵涉到历史再现、历史评判与情感认同,历史书写永远都摆脱不了现实的影响。从本文所说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历史书写可知,不仅史学工作者的族群意识主要源于现实,对概念的理解与使用离不开现实语境,而且书写的动力也来自现实需求。可以说,历史书写一定程度上是现实世界在历史世界的投射。现代中国的生成复杂曲折,因此中国现代历史书写也面貌多变。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历史书写问题的重视,相关研究不断出现,推动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认识不断提升。不过关于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影响中国历史书写的因素问题。不仅影响历史书写的整体因素值得分析,影响一些具体问题(如“民族”问题)书写的因素也值得分析。因为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实践性行为,它借助词语概念,通过历史事实再现,为读者提供历史认知与判断。而且,这种实践行为是双向互动的。书写者的观念、语言与现实关怀在书写实践中融于一体,将书写者希望表达的意义传递;阅读者借助语言来理解书写者的表达意图,并与书写者进行信息交流,最终提升历史书写水平。因此,只有对这些宏观或微观层面的因素进行学术性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认知史家与时代、史学与观念、史著与语言等几个问题,才能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现代史学是如何发展的。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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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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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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