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20-09-06 22: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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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萌  

   一讲到中国民族,很自然的有中国民族起源之问题随着发生。总括说吧,上述七族,是否同出一源?…这等问题,我们不能解决。但不解决这等问题,未必就不能研究中国历史…其解决,应责诸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

   另一位在族群问题上采取较为谨慎态度的著名史学家是钱穆。他在《国史大纲》的开端也分析了族群起源,但是并未明确自己是倾向于“一元”还是“多元”,而是在对考古学成果简单分析后指出,人类是否“出自多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定论”。时至今日,族群起源等问题仍然有很多谜团,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在历史书写时,对相关问题搁置,确实不失为理性的选择。

  

   三

   在吕思勉对傅斯年、顾颉刚的批评中,概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说族群意识差异是影响民国学者书写“民族问题”内在因素的话,概念含义含混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在因素。提出在“民族问题”上要慎重使用过去习以为常的“民族”等概念,是顾颉刚和傅斯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同的主张。吕思勉对此并不以为然。从整个清末民国学术发展看,“民族”等概念含义含混,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吕思勉的批评意旨,有必要先对顾颉刚、傅斯年对“民族”等相关概念的思考,以及清末民国有关“民族”等概念的讨论历程进行简要的梳理检讨。

   原本在顾颉刚的写作中,“民族”“种族”“汉族”等概念皆是常用名词,但是在“九一八”之后,边疆民族问题日亟,他逐渐对与“民族”有关的概念问题进行反思。顾颉刚自言,“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二字不该随便使用,开始慎重起来”;待到1934年他在百灵庙和蒙古德王“周旋”之后,“更觉得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亟行纠正的必要”。1934年底,他在杭州之江大学的演讲中,首先提出“蒙古种”作为一个名词“是不对的”,因为“蒙古原是铁木真所建的国家名而不是一个种族名”。1937年1月,他正式开始谈与“民族”等相关概念存在的问题,初次提出“‘五族’这个名词有很大的语病”,中国的版图里“有几个种族”,“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到了该年底,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进一步发展,指出“在我们作文或说话时,常把‘民族’和‘种族’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国内就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等勉强分别的族名了”。稍后他又指出,“汉族”原不是汉人自定的族名,“是由别人硬送给我们的”,汉人不是一个种族,“是一个文化集团”,“民族”是新流入的名词,被日本人利用来挑拨满蒙独立,破坏国家统一。1938年9月,顾颉刚在甘肃学院演讲时,正式提出“中国并无五族之分”,中华民族“可分为三个文化集团”。一个月后,在《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演讲中,他不仅正式提出“汉族这个名词实在不能成立”,而且指出“中国本部”是日本人为宣扬“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等阴谋造出的概念。有此认识后,顾颉刚迅即写出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与《中华民族是一个》两文,对彼时常用的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概念进行辨析。他认为“中国本部”“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几个概念都包含有日本人“分化我们”的企图,中国人“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他还重申了使用“民族”概念可能会导致“召分裂之祸”的观点,至于“五大民族”,则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清末反满革命者为了鼓吹“种族革命”,混淆了“种族”与“民族”,民国成立后又提出“五族共和”,结果反而推动了满、蒙、藏、回族群意识的不断清晰,并被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名义利用。

   顾颉刚对“民族”等概念的辨析及谨慎使用的呼吁,迅速引起了学术界争论,有人肯定,有人异议。肯定顾颉刚的分析并赞同顾颉刚提议的学者有白寿彝、孙绳武、方豪、杨尚奎、傅斯年等。白寿彝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重大的意义,“应该是全中国的新史学运动的第一个标语”,在概念方面,他还指出“汉奸”一词也不合适。孙绳武认为“中国有回教,也有回族,但是所谓‘回教民族’却是一种僻论”,回民“占了中华民族的重要部分”。方豪赞同“中国本部”一词应该废弃,还指出“满洲国”等也不妥当。杨尚奎也认为,“‘汉族’一词早应取消,在中华民国内而高唱汉族主义本来就是不通的事”。

   在概念问题上最肯定顾颉刚观点的是傅斯年。虽然顾颉刚在1937年初就开始明确反思与“民族”有关的概念,但根据傅斯年致顾颉刚的信及顾颉刚的表述可知,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中着重探讨“民族”等概念问题,与傅斯年有着直接的关系。傅斯年曾致信顾颉刚,认为除“民族”一词要慎重外,“边疆”一词也不宜用,建议顾颉刚将《边疆周刊》改名。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和杭立武的信中,不仅认为顾颉刚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两个观点“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而且对费孝通与顾颉刚商榷相关概念及在西南族群研究中使用“民族”等行为非常不满。傅斯年对涉及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概念问题之关注其实比顾颉刚要早一些。在他撰写《东北史纲》时,就特别指出“日本及西洋人”称东三省为“满洲”有不良企图,随该词而起的“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因此他使用“东北”而不使用“满洲”。他又在1938年撰写的《中国民族革命史》中指出,蒙、回、藏“只可谓中华民族中之分民族”,满族“自始即不具民族之条件”,而“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

   对顾颉刚提出“民族”等概念不宜使用或应谨慎使用持异议的学者有费孝通、翦伯赞、吕思勉等人。费孝通主要从概念的含义入手,对顾颉刚提出的几个概念重新辨析,认为顾颉刚所说的“民族”和通常所谓的“国家”相当,所说的“种族”和通常所谓的“民族”相当。他还以美国为例,认为名词并不能分化国内的团结,“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要努力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翦伯赞也认为顾颉刚对“民族”“种族”等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如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把“民族”与“国家”混同等。相比于费孝通与翦伯赞,吕思勉对顾颉刚相关观点的异议则更为实际具体。他在《中国通史》中指出:

   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

   吕思勉从实用的角度对顾颉刚提出质疑看起来并不高深,却非常有力度。若“汉族”等词都不宜使用,且不说历史上相关史料不能改动,就是要开展与“民族”问题有关的研究与书写也极为困难。因为顾颉刚只是提出了“汉族”等概念不合适,却并未提出更合理的替代概念(“汉人”一词并未获得很多认同),以至于他在自己提出了“民族”“汉族”等概念要谨慎使用后,自己也仍然不得不使用。吕思勉从实用层面质疑顾颉刚有关概念使用问题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吕思勉对“民族”“种族”等概念的含义无认识。其实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演进史》中,他就特意辨析过“种族”与“民族”的概念,认为“种族是以体质为标准的”,而“民族”则“是以文化为特征的”。在吕氏看来,“中国民族”是一个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集团而不是一个存在着“共同祖先”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种族”。

   将视野从1939年左右的这场讨论放大到一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就会发现学术思想界对与“民族”等概念的理解一直变化不停,一直辩论不已。清末年间与“民族”有关的几次辩论,康有为与章太炎、梁启超与汪精卫、章太炎与严复等,对“民族”“种族”等概念不断各自定义。至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甚至在其“三民主义”即将成熟之际,还在认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在《三民主义》文本中,还在解释“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在学术界,对“民族”等概念也一直有人进行质疑辨析。张君劢在1906年就指出,将nation翻译成“民族”是不适合的,认为应该翻译为“国族”。民国时期讨论“民族”等概念的论著不断出现,如郭真《现代民族问题》(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刘君木译《民族论》(上海民族书局,1930年)。齐思和在1936年底和1937年初先后对“民族”“民族主义”“种族”等概念进行辨析,并明确指出中国人对“民族”的错误见解,根源主要在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受到了孙中山的认识误区——陈旧的“民族观念”(基于血统、生活方式、宗教、语言、风俗等因素构建民族)及“民族和种族之区别的忽略”的深刻影响。

   针对围绕“民族”等概念的长期争论,方豪认为原因“是由于名词上的见解不同;名词之所以有不同的见解,是由于名词没有确定的含义,或一词多义”。对于与“民族”有关的这几个概念来说,的确存在这种情况。不过本文并不能从根本上评判不同时期学者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之正误,而是希望借助吕思勉对傅斯年、顾颉刚的批评之分析,引出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即在清末民国时期,“民族”、“种族”等概念含义含混,是影响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有关“民族”问题进行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何止清末民国时期,即使时至今日,“民族”等有关概念的含义仍然是民族学、人类学领域讨论辨析的一个热点,对历史书写等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民族”等概念含义含混,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不仅是因为这几个概念是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有支撑作用的工具性概念,而且与现实中的“民族问题”紧密联系。

  

   四

   无论是族群认识差异还是相关概念含义混乱,都与清末民国这个时代有着紧密关系。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政治思潮和国内外环境激烈变化的时期,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论述,大多是在时事刺激下产生的。这些论述固然多是历史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思考与书写的因素,往往来自于现实。虽然在民国初年,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皆有史学当以“求真”为第一追求,不当以致用为目的的著名观点。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他们都出现了明显的观念转变,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不断提升。

   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第三个主要批评,正在于他认为二人关于“民族问题”的书写和观点不是从纯粹的学术出发,而是过多考虑了现实需求。他在《中国民族演进史》里曾说:

   满洲、蒙古,在现在,都是我们同国的民族……现在固然不必追想什么历史上的仇恨,从前的事情,又岂能一笔抹杀?而近一二十年来,却有一种风气:凡中国现在国内的民族,从前争斗的事迹,叙述起来,总不敢十分把真相说出,像煞怕挑起民族恶感似的。

   吕氏此语确实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的一个困难。中国历史的难写、中国民族史的难写,关键不在于历史中各族群间真实存在过的征伐与斗争这个事实本身,而在于如何在现实关怀下妥当再现和评判这些过往。在这一问题上,吕思勉认为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尊重历史反能更好的满足现实需求:

   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现在当和亲的道理,正可从从前的曾经斗争里看出来,正不必私智穿凿,多所顾虑。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吕思勉才认为对“民族问题”应当采取“忠实叙述”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此种认识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回到历史场景之中,会感觉吕思勉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能属于少数,而且也确实会遇到现实的挑战。进入1930年代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国难日深,“为学术而学术”的号召力大大降低,“以学术研究介入现实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傅斯年组织学者撰写《东北史纲》,正是以史学研究介入现实的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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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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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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