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文学史的对话——以“互文性”探寻现代女性成长主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20-09-06 22: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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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  
因此女性命运与知识分子道路在小说的叙述当中被不断置换成为一个隐喻系统,林道静作为历史镜像成为文本重要的叙事策略。林道静成长为党的女儿,作家圆满完成了小说宏大叙事的创作宗旨,作品成为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红色经典。而《玫瑰门》《长恨歌》两部作品构思于20世纪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样貌和家族叙事成为当代创作名篇。这个时期以来,女性书写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关于女性的成长,从生命主体和女性存在建构的角度作家有了不同的思考,在历史的宏大性与庸常性之间,作家开始有了新的选择。

  

   《青春之歌》着眼于时代洪流中的大历史,而《长恨歌》《玫瑰门》却把目光落在历史洪流当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上,由此作家运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杨沫塑造林道静形象用的是典型化的创作手法,写林道静是写一类小知识分子最终的道路方向问题,也因此林道静这一典型形象注定代表着一群人,难免类型化。而铁凝和王安忆把目光放在大历史当中个体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上,着眼的是关于个体空间世俗性、日常性、审美性层面的思考,笔下的人物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创作历史观的改变连带着创作叙事策略的改变。女性的成长和女性的解放,的确关乎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进步解放。百年文学史关于女性成长主题的对话不断开掘深拓,构成文学史不同阶段同一主题不断呼应的互文性书写,达成了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对话体系。它在对历史的补充判断和反思的过程当中,以文学书写的方式,为女性成长和解放开辟出新的思考的可能性。

  

   三、文学史对话:女性成长“未完成的故事”

  

   现当代文学史中关于现代女性成长的主题,一直是女性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视野,以显学的方式践行着女性文学批评文化政治意味的实践导向,并与意识形态政治话语中的“女性解放”有着若即若离的学理辨析关系,询唤对女性主体的证明过程。几代女作家的创作也着力于对现代女性主体建构的社会实践性的思考。也因此上述三部长篇为考察这一主题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种对比的考察角度。

  

   文学史的研究从来不存在终极方法论。文学现场的丰富变化使文学史在不断发现意义、建构意义的过程中,随着文学实践和文化思潮调整和发展研究方法。女性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意味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性,这是对于性别秩序的关注以及平等的诉求决定的。传统线性发展序列的文学史评价目标对于女性文学批评显得局促,只有转向一种宽泛的跨越时空的文本文化研究,才能更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女性历史存在方式的差异性,把女性文学中关于女性成长的主题从社会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在国家、民族、阶级话语等宏大叙事中注意到性别话语的个体差异性,以关于同一主题的跨时空文本对话的方式,进入文学史互文性的批评语境中,来触摸女性存在的历史真实。

  

   有意味的是,文学史中关于《青春之歌》的传统表述将林道静形象的典型性以客观真理的方式固定下来,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最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历史合法性。而在文本开放的语境下,对这一观点有了新的认识,后续研究者的阐释表现出了对历史复杂性探寻的努力。如戴锦华认为,“林道静与她所拒绝、所委身、所爱恋、所追随的男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历史的呈现——一次对关于历史的权威话语的再印证,成为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特定命题、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困境的‘想象性解决’的恰当方式,成为一个男权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再确认。”1这一观点的尖锐性在于研究者综合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等现代主义理论,发现了遮蔽于林道静这个最终革命战士身份之下的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过程中自我身份指认的困境。林道静的最终成长似乎完成了知识分子成长道路大方向的问题,但明显带有政治叙事性别修辞的特殊功用。而后贺桂梅则把关于林道静女性身份的思考又向前推进一步,认为“林道静的女性主体身份并不仅仅是在男女关系这一维度上展开,还涉及她的家庭关系、她对婚姻的态度、她如何处理女性与自我的关联等。” 2这个观点把曾经文学史表述中看不见的林道静的女性身份强调出来,使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隐喻回归到林道静的主体身份,即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归属上来。《青春之歌》作为文学史经典作品具有文本的生产性,其批评话语也会随着历史语境的不断开放推移而不断增殖。每个批评者的增删过程表现出批评话语影响的焦虑,同时,因为这类文本所蕴含的女性成长主题本身就具有结构功能,批评者在同一主题的文本呈现中发现交互性的文化内涵,而有关女性的主体建构则成为文本内在的隐喻意义。

  

   百年文学史中关于女性成长的主题被不断书写又不断阐释,在互文性的意义印证中,也反映出女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执着后面的身份焦虑,它始终询唤着现代女性自身成长的能力。在“女性成长”这个文本互联的视点上,作者、读者和批评者不断关联累积能量,呼应着当下社会空间女性主体的重要作用和责任担当。但是女性解放的命题有别于政治话语中关于国家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现代女性的主体建构在政治、经济、地区、民族、性别、家庭等意识形态结构体系中如何说明体现?这恐怕是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和政治结构都难以理清和落实的问题。因为女性的问题不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也是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问题。所以真正关于历史与现实中建构的女性主体这一重大命题就会目的地不明,女性主体在意义的不断书写阐释中不断播散衍生。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实践的话语策略下,努力以“话语在场”的方式建构这一主体的呈现过程。而女作家以叙事的方式对成长主题的互文性书写为读者、批评者思考现代女性成长主题提供了文学现场,后者在文学史的对话中,以互文性现象为观察点,从而对特定文本进行意义重组。

  

   在女性成长主题这个大的世纪命题之下,《玫瑰门》与《长恨歌》这两部作品与《青春之歌》人物命运起始点的历史语境类似,而人生道路命运结局各有不同。《玫瑰门》中的司漪纹在新中国新天地下不断争取新的可能,欲获得革命者认可的合法身份而不得,其内在的身份焦虑来自于剥削阶级“司家大奶奶”的异己感。但铁凝把她的人物放置于在政治语境中始终挫败的境地,指涉着司漪纹阶级身份的焦虑所导致的主体的空洞。作品中描写司漪纹家庭生活场景的细节丰富生动,如她与儿媳竹西之间相互窥探纠结的婆媳关系、与街道主任罗大妈之间其乐无穷的小院斗争政治关系学、与外孙女眉眉之间青春相映式的祖孙关系等,表现出司漪纹在家庭空间中的掌控能力和身份确认,但这一切又都不无反讽地指向了她不合法的社会身份。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她无法证明自己这个旧社会的寄生虫可以转化新生,只能龟缩在司家大院阴暗的角落里重复着过去大奶奶的旧梦,而成为社会主义朗朗乾坤下革命者不齿的历史垃圾堆。这一套“文革”的革命话语修辞,使司漪纹永远不能翻身。她的家庭出身使她成为另类的存在。司漪纹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切时心有不甘,不断“跳出来”证明自己,并不断趋向自我异化的过程。在新的社会秩序中,这位封建社会的大奶奶始终没有自我主体的真相,不断向革命组织自荐,又不断自我陷落。就像小说结尾中虚弱老迈的司漪纹被孙女们推着看一眼曾经爱慕追求的那位革命少年,现在那个老年痴呆木偶一样的华致远,她明白了人不论什么身份最后都要离开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留下的只是沉寂的背影。就像当初少女时代的司漪纹,受到五四精神的启蒙,但或许进步与革命的意义对年少的她并不明确,只能转化为对革命进步青年的狂热爱情。异己的“革命”话语作为心理的巨大虚空,最终成为司漪纹在新社会秩序中身份焦虑的原因,她的自明的主体性悬搁在历史的黑洞之中。

  

   与铁凝的创作倾向不同的是,王安忆的创作在反映女性成长方面往往是笔下若有若无,早期创作中就有《雨,沙沙沙》《流逝》,或者是有轰动效应的“三恋”等作品,以貌合神离的隐喻方式暗示着女性成长主题的复杂性。《长恨歌》的写作发挥了王安忆的优长,把女性与上海等同思考,关于上海女性她如是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3而关于上海和小说的关系她又如是说,“上海这座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4女性、上海和小说因其坚韧的日常性和琐碎的世俗性就这样统一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写王琦瑶就是写上海。关于《长恨歌》中的女性日常性场景描写,有“叠屋架床”的评论。而这种繁复的日常性描写的创作意义却与《玫瑰门》不同,铁凝把司漪纹的家庭场景与北京街道大院的细节描写相互渗透,她在哪里都不自在,显示了其身份焦虑。而《长恨歌》中的“大上海”从一开篇就注定了“王琦瑶们”的命运传奇。她们连同弄堂、鸽子、流言等一起构成了大上海20世纪30—40年代的城市景观,也承载着进入21世纪新人类对旧上海传奇的怀旧梦。因此有关王琦瑶的命运传奇一定也构成了上海的传奇。而王琦瑶从里弄女儿到上海小姐再到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一切都关乎着老上海传奇的情与爱。王安忆以几近白描的对上海城市的描写,以及对王琦瑶日常存在的细腻展示,以静制动,在变动不居中隐喻历史动静守恒的规律。进而小说也展现出一种均衡的叙事结构和平稳的叙述基调。在这一切守恒的表面之下,是王琦瑶始终不曾变化的女性意识和历史本身沧桑巨变的对比。个人命运终究不过是大历史中悄然无痕的个人的风花雪月,就像小说的结尾,王琦瑶终于还是死于那一箱传说中的金条,只有上海空中的精灵鸽子看见了真相,而它们是无言的。王安忆以王琦瑶的不变应万变的生命姿态来衬托着大历史的风驰电掣,并以王琦瑶之死终止了关于上海传奇海上繁华梦的怀想。上海是一个行动的巨人,就像小说结尾中轻轻一句“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5新世纪就要来临,新时代上海的旺盛生命力扑面而来。

  

   在此意义上王琦瑶才是永远的上海女儿,而不会是大历史时代运行中不断调整自我成长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她的不成长源于她被封存于一个永远的传奇中。而王琦瑶上海女儿的“自然化”状态,是否构成女性以性别身份对社会身份的反驳?正如作品开篇中描写王琦瑶竞赛“上海小姐”的细节,左翼立场的导演以女性解放的革命启蒙为由阻止王琦瑶选美,王琦瑶却认为主动竞选“上海小姐”恰恰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是女性有了社会地位。而解放后她的同学蒋丽莉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获得了政治身份,但终究身心两难安,在新旧之间自我不能调和,一生都在挣扎,英年早逝的她把追问永远写在了大历史浩渺的天空之中。这一切不无反讽地表征出现代女性成长的复杂性。《长恨歌》超越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范例和机制,以一个女性人物命运的恒常性衬托出历史的沧桑巨变。在日常生活静水深流的表面平静的状态中,才能听见历史的轰鸣之声。 以个人的存在方式,恰切地介入到大历史的脉络中,得以见出历史本身的生命肌理和情感结构。在此意义上,《长恨歌》获得了与革命历史小说同样重要的地位。王安忆对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另类叙述,是对历史写作中文学话语体系的一次突破性贡献。

  

   三部长篇所涉及的女性成长主题,展现出历史理解的多种可能性。而三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都被置于情爱过程中,体现欲望话语和身体修辞与国家话语、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尽管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对革命、历史、性别的理解表述各有不同,但依然可以看到女作家基于女性经验的身份自觉,不约而同地思考到女性主体身份必然涉及与其自身存在密切相关的男女性别关系和家庭场景,如此表现女性自我认知历史阶段性的理解。女性主体自我认知不能抽离于女性这一性别本身,女性解放的宏大叙事也应该与历史中的个人命运和自我欲求密切相关,成为女性自己求解放的故事,而不仅仅作为镜像成为反映社会进步的尺度或者被启蒙的对象。与杨沫这一代女作家比较起来,因为成长的历史背景和经历不同,铁凝和王安忆必然在女性成长理解层面上表现出时代文化价值立场的差异。唯其如此,才会使探讨的现代女性成长话题进入文本意义相互对照印证而又同题解构的场域中,在探寻、质疑的“再解读”中与前文本对话,消解“女性解放”被置换成国家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简单替代过程,而把性别平等话语真正落实到思想文化建构中。文学史有关女性成长主题的“互文性”现象,为研究者在后续的文本中提供了思考空间,现代女性在百年历史场景中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对“现代女性”这一概念理解的历史内涵的差异性,这些因素决定了女性成长在文学史的相关话语体系中,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

  

   注释

  

   1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阈中的重读》,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2贺桂梅:《女性主义与信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

  

   3王安忆:《寻找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4王安忆:《寻找上海》,第131页。

  

   5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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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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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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