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探讨——基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延展性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20-09-06 22: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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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这就明确了财富这一基本范畴以及创造财富的源泉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增进社会财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促进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构建财富理论,不仅要系统研究马克思的财富理论,还要研究其财富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发展。

  

   一、 财富范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对一定社会的经济理论分析需要基本的经济范畴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分析。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既有价值理论也有财富理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范畴是价值,贯穿始终的是价值理论分析。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能否继续以价值范畴作为基本经济范畴并相应进行价值分析呢?这要从价值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的原因分析起。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论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明确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依据其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明确活劳动创造价值,进而揭示出在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劳动者得到的只是相当于其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剩下来的均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大。剩余价值资本化产生资本积累,进一步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指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2一极为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极为无产者贫困的积累,由此发现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并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因此,价值论分析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揭示过程。

   二是揭示商品经济从而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于每个部门投入的劳动时间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经济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直接计算出来,因此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只有在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未来社会中,“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够直接计算出来,“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3

   以上价值论分析的原因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时仍然需要价值论的主要方面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仍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价值规律作用,仍然需要利用价值论分析来认识其存在的矛盾,以及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是财富尤其是公共财富的增长。需要的是财富的增进,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服从于这个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不能只是进行价值论分析,更要重视财富理论,甚至需要以财富论替代价值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相应地,财富这一概念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从而财富理论应替代价值论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需要全面了解马克思的财富理论。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价值分析和财富分析的理论逻辑来揭示。研究财富理论不能不提及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斯密代表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强调增进国民财富的意义和途径,明确提出分工和交易可以极大地增进社会财富。他的研究既有财富理论的分析,又有价值理论的分析,最早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既包含价值理论也包含财富理论,但主要服从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需要尤为重视价值论分析,创造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经济分析的逻辑从商品开始。《资本论》一开头就开宗明义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马克思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将财富的商品形式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马克思在创造价值理论时从商品这种财富形式中抽象出价值,把与财富相关的因素一步步舍象掉并抽象出价值范畴。反之,当我们考察财富时,则要将马克思关于价值分析的理论逻辑由抽象还原到现实,也就是从抽象的价值回到具体的财富范畴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分析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那里得到滋养。根据马克思的财富规定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反映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财富的物质内容就是使用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财富是属于使用价值的范畴。“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7根据定义,成为财富的使用价值必须是有用的,是对社会有用的,这样“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2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价值和财富不是同一个量。产品的总价值包括转移的旧价值即生产资料价值(C)和新创造价值(V+M)。V+M即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价值产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C的评价。价值分析认为C是转移价值,不是新创造价值。但财富分析则非常重视C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第一,它本身是财富的一部分,新创造的财富是C+V+M之和。第二,C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对财富创造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现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财富是社会总产品的概念,生产总值指标不过是以价格计算的财富数量(而非价值量)。

   其次,财富的积累及其属性。在马克思那里,财富的积累是基于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资本积累,积累的资本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大。这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7由资本积累形成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7从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马克思基于价值分析对资本积累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与财富的创造者发生异化,劳动者的存在只是为了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增加别人的财富。就如他所说,积累意味着征服社会财富世界,扩大资本家的私人统治,增加他的臣民的人数,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也就是说,资本家财富的增长,同吸收别人的无酬劳动的多少和强迫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基础是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因此所要重视的财富不只是社会总产品的增加,还要关注资本积累。虽然在民营经济中仍然存在私人财富的积累,但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表明积累的财富主要是公共财富。资本积累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增大,更是增进社会财富的基础。习近平把公有制经济看作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8公有资本积累是为人民谋福祉,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增进居民家庭财富,从而贯彻习近平所强调的“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9

   第三,财富的形态。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体现在,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9这些美好社会的需要是由各种社会财富来满足的。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财富下的定义是“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10他所明确的财富是物质财富,后来马克思所认定的财富也是物质财富,相应的生产财富的部门是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可以明确财富是实体经济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富只是指物质财富。马克思当时已经发现服务对资本家来说还只是资本家享用的奢侈性财富,但由于不被广大人民所享用因而还不是财富。而在当今时代,许多服务也已经成为劳动者必需的,因此服务也成为财富,服务作为社会财富也从个人服务扩展到生产性服务,进而扩大到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范围包括了物质财富和服务财富,相应的财富生产就有三次产业部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当时还预见到在未来社会中自由时间是衡量财富的重要尺度。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那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1显然,精神财富将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形态。不仅如此,随着工业文明时代转向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12生态也是财富。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这种财富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财富的增进必须建立在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相应地,GDP的计算也有绿色GDP指标。所有这些表明,现代的财富形态包括物质财富、服务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

   基于上述财富这一基本范畴建立的财富理论将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成为分析的主线。

  

   二、 以财富增长衡量生产力水平和供给能力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需要对生产力水平进行科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7供给能力实际上反映生产力水平,以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增长来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明确增强供给能力的途径。

   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逻辑中,以价值衡量生产力和以财富衡量生产力效果结果是不一样的。他对生产力水平作价值论评价主要用于阶级矛盾分析。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成反向变化,由此对资本和劳动者产生不同影响。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在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进行分配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这样所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生产力都被资本占有,同时资本积累所带动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失业的增加。因此,价值分析的结论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与劳动者的利益相对抗的,这符合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本意。

   价值本身衡量不出生产力水平,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3价值量只同劳动时间相关。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活劳动,可以创造较多的使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较高生产率的活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只是指同一劳动时间内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不管生产力发生什么变化,在同一劳动时间中仍然凝结着相同的价值总量。因此,只是从价值方面评价难以评价生产力发展水平,更谈不上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源泉。

与价值量变化方向相反,财富量与社会劳动生产力成正向变化。财富分析就会在建设新社会的理论中得到充分应用和发挥。马克思的财富分析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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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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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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