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 王红博:过程考古学的再思考:考古学理论建设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20-09-04 09: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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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前   王红博  

   内容提要:过程考古学高度强调发展考古学理论,理论构建是它的核心要义。过程考古学有四点核心理论主张:探究文化适应机制、发展理论研究、澄清理论前提、规范科学推理。比较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可以发现过程考古学突破了文化历史考古单纯依赖归纳逻辑的理论建设路径,同时加入演绎与类比两种逻辑,尤其是在基于类比的中程理论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程考古学以科学推理为中心、综合运用三种推理逻辑的理论建设思路可以为中国考古学所借鉴。

   关键词:过程考古学;范式;考古学理论;理论建设;科学推理;中程理论

   理论、方法与实践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考古学也不例外,考古学理论的建设是考古学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理论建设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远不如实践与方法那样发展迅速。如何促进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已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过程考古学(以下简称过程考古)非常强调考古学理论建设,并且在考古学理论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过程考古曾经又称为“新考古学”,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早已不新,但较长的历程带来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考古学界对过程考古学了解始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但是,它之于中国考古学有什么意义呢?学界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回答,甚至对过程考古学还有一些误解。然而,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审视的话,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较易解决。对于过程考古学的贡献与理论特点,笔者曾有所研究[1]。这里基于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这个核心问题,重新审察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属性,分析它所推动考古学理论建设的三条途径,对比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建设,希望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推动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一、过程考古学的理论贡献

   学界对过程考古曾有个极为简练的概括,“更科学,更人类学”[2]。话虽简单,意蕴却并不简单。科学强调客观,人类学也强调客观,都需要站在对象之外进行研究;科学强调统一普遍的理论,人类学同样也如此。过程考古强调客观的研究,强调考古学研究不能脱离理论。所谓“过程(process)”一词的含义有指“机制”的意思,也就是要去寻找具有规律性、统一性、普遍性的东西。这是这个概括的精髓所在,而不是仅仅指用到科学技术方法,或是指要复原像人类学材料那样鲜活的过去——复原过去是所有考古学研究者的梦想,差别在于采用什么样的途径。科学研究的典范是自然科学研究,它的基本模式是从理论出发,演绎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假说,然后通过实验去验证。如果能够通过验证,假说就算得到了检验,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如果是否定的,就要考虑修正理论。过程考古从中汲取了两个重要的优点:一是演绎法;二是对立论前提的反思与澄清。

   从过程考古的主张我们可以分析出它的若干核心要义,这些核心主张通常淹没在一系列过程考古的主张之中,没有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1)考古学研究要深入到类似“机制”的层面,换句话说,就是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抽象化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机制应该更适用于古代人类,而非仅仅针对考古材料。我们归纳考古材料,统计大小多寡,分期分区,以及描述器物的特征,这些都是对考古材料的“特征形态识别”工作,并没有对其意义提出理论解释。文化历史考古中,研究者把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遗存定义为某个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个理论概念,这就进入到理论层面。考古学文化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常用(很多时候甚至是唯一的)的理论。这里我们把一个考古学文化假定为一个具有相同标准特征(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一系列标准或规范)的社会单位。通过考古学文化来探讨不同地区的关系。不过,这个提炼还是描述性的,侧重的还是考古材料的时空分布特征,跟人类活动的机制关系不密切。比如要研究农业起源问题,结合考古材料解释农业起源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农业起源会发生。如果从考古学文化研究角度,就很难回答。而过程考古把文化看作是人适应环境的手段,我们可以从文化生态、文化系统、文化进化的角度提出理论解释,尤其要抓住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这个变量,它会体现在石器、遗址结构乃至动植物等多个方面[3]。

   (2)过程考古除了强调上升到理论高度,它其实更强调从理论出发开展研究,也就是演绎—假说的模式,这是另一条关键的推理途径。一切从材料出发,某种意义上说是经验主义,而从理论出发更像是理性主义。两者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并不是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但是研究如果只是运用一个途径,就会出现问题。经验主义容易忽视理论建设,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严重制约;相反,理性主义容易导致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这同时说的也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而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两者不能脱节。过程考古强调从一般的理论原理出发,推导出可以通过考古材料研究检验的假说来。过程考古运用的理论原理,比较成功的有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其中包含着文化进化论)。又因为考古材料是高度零碎的,许多时候实际上需要先对考古材料进行整合研究。从理论出发很大程度上解脱了研究者对考古材料的高度依赖,比如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巨著《构建参考的框架》所运用的研究材料包括现代气象站的材料与民族志[4],考古材料研究只是作为参考。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极少见于中国考古学中,我们常常将其误解为拿材料去套理论模式。如果这个指控真的成立的话,自然科学研究都有问题了,因为自然科学研究中演绎—假说的方式是极其常见的。过程考古学家如宾福德希望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5]。

   (3)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对理论前提的澄清。早在20 世纪50 年代科学哲学家诺伍德·汉森(Norwood Hanson)就指出了这个问题[6],材料本身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获取的(theory-laden),不管研究者是否在意理论,他对材料的解释或阐释都必定基于某种理论才能实现。因此,要开展科学推理,就必须澄清理论的前提,而不是将其暗含在考古材料之中。以我们经常运用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为例,它的前提是把“文化”看作一系列标准或规范——群体心理上认同的东西[7]。它跟过程考古所提到的“文化”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别,过程考古立足的是功能意义上的文化,即文化是人适应环境的手段。虽然大家似乎都在讨论文化,但是针对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在后过程考古中,文化的内涵又变成了交流表达的途径,一种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的东西[8]。关注理论成立的前提始于过程考古,或者说,它本来就是科学逻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缺乏理论前提梳理的研究,常常会导致想当然式的说法,看到两个东西相似,就说有联系。若是两地离得不那么远,大抵还不好反驳;若是距离遥远的,比如玛雅与商文化,或是埃及与中原文明,相隔重洋万里,仍以传播论来解释文化变迁,不免让人失笑。回过头来,我们就会发现传播论本身立论的基础是存在问题的,追溯其渊源,它与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种族优越论(只有某些群体才有创造能力)密不可分。

   (4)发展严格的推理,中程理论必不可少。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考古学家所得的结论都是推理所得。过程考古秉持科学、客观的立场,自然也就格外关注推理的过程。自然科学家研究的自然界具有良好的古今一致性与地域一致性,不论何时、何地,原理都是通用的。考古学家要实现这样的一致性,就意味着要跨越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鸿沟,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致性[9]。过程考古视之为桥梁,又称为“中程理论”,其实质还是要建立跨越古今与跨越地域(即跨文化)的一致性。如果没有“中程理论”,我们的许多推理是建立不起来的,就会是想当然,就会拿我们现在的或是熟悉的历史时期的观念与认识去推测远古时代。过程考古学家发展民族考古、实验考古乃至动物行为观察,发现狩猎采集者,尤其是偏重狩猎的狩猎采集者,很少能够在一个地方长期居留,通常是几天,最多几个星期,就必须迁居。他们会反复利用一个地方,每年或是每隔几年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每次利用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也很少会在过夜的地方屠宰动物,因为这样做不安全,会吸引其他动物。在人类利用的空隙时间,其他动物如鬣狗也可能利用洞穴,带入一些动物骨骼,还有一些动物如熊、鹿等可能死在洞穴中[10],周口店遗址的许多动物化石并不是人类导致的。通过中程理论的考察,我们就可以知道基于常识的、想当然式的判断并不可靠。中程理论是过程考古的重要贡献,在宾福德个人的学术贡献中,中程理论是影响最广泛、最长久的方面[11]。

  

   二、考古学理论建设与范式变迁

   与文化历史考古相比,过程考古更强调如何去研究人类过去、如何去解释过去,而不只是复原人类过去。实际上,不论哪一种考古学研究范式,都是以复原人类过去为基础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实现。我们熟知的文化历史考古同样是在为复原人类过去而努力,其工作也是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不过,从考古学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过程考古是针对文化历史考古所存在的问题发展起来的。虽然也与北美考古学特定的人类学传统存在密切的联系,但过程考古并不是北美特有的现象,因为几乎在同时,英国考古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代表人物如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12]。那么,过程考古究竟在哪些方面对此前的考古学研究存在不满呢?我们现在把过程考古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形态称之为文化历史考古,它的核心概念是“考古学文化”,主要的支撑理论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它以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材料为基础,形成一个包括田野工作、材料整理与分析、研究出版与评审、基金资助与政策制定等在内的实践体系[13]。也正是因为具有核心的理论概念、支撑理论与实践体系,我们由此能够将之称为一个范式。

   文化历史考古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人物是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广为所知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14]。其后,文化历史考古出现了功能主义化,开始关注重建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因为存在这种趋势,导致后来的研究者难以在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之间划分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来。如考古学术史大家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在其名著《考古学思想史》的第一版列出“功能主义考古”一章[15],第二版时又改为“早期功能—过程考古”[16],反映出一种难以抉择的情况。但是这种迟疑在某种意义上说,混淆了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的区分。如果从过程考古核心主张出发来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

   北美过程考古的代表人物宾福德出身自然科学背景,他进入考古学研究领域时,首先注意到的是考古学家进行推论的方法,跟严格的自然科学研究推理相比,显得相当随意,更像是想当然。考古学家似乎沉浸在自己的话语中不能自拔,公众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对于考古学研究的这套话语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希望了解一个更加鲜活的古代社会,而这是当时考古学研究无法提供的。发展严格的推理是当时一批考古学家的共识,1959年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Caldwell)就著文倡导一种更加科学的考古学[17]。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提出过程考古的主张时[18],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呐喊,而是一批青年考古学家在追求。他们的主张也得到如保罗·马丁(Paul Martin)这样的资深考古学家的支持[19]。

回顾过程考古的发展,的确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历史考古发展陷入了某种危机。文化历史考古并非不想探讨古代社会鲜活的生活,解释文化变迁,只是受制于本身的理论框架,研究者无法走得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考古学研究陷入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说的范式变迁前的危机状态[2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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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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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文化》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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