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孟德斯鸠论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0-09-04 09:39:48

进入专题: 孟德斯鸠   商业精神   征服精神  

张弛  

   内容提要:在孟德斯鸠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中,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是一组核心概念。学界对此有不少解释,但大多偏离了语境。若要准确把握其含义,需要首先明确概念的论辩语境和历史语境。从论辩语境来看,孟德斯鸠提出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目的在于反驳重商主义者于埃的《古代的商业史与航运史》的观点。基于历史语境,他的商业理论意在颠覆重商主义的原则,倡议和平互惠的国际关系。总之,孟德斯鸠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与其身处时代密切相关,并与以费讷隆的观点为代表的农本主义理论构成了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与演进的不同取向。

   关键词:孟德斯鸠 政治经济学 商业精神 商业史 重商主义

   作者简介:张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思想史家潘戈在他的成名作《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哲学:〈论法的精神〉疏证》中指出,绝大多数现代评注者都没有意识到,在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中,商业具有革命性意义。此言不差。基本可以说,只有18世纪的人才会把孟德斯鸠看成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而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一看法发生了改变。无论是苏联学者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还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罗斯巴德的巨著《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抑或经济学史的经典教科书,如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甚至包括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都不认为孟德斯鸠对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性质、目标和叙述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确如潘戈所言,学界对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略有涉及,但分析零散,且不成体系,其中略有代表性的如第二共和国著名新闻记者杜帕(Pascal Duprat)的全面梳理。另外,于贝尔的研究至今还有借鉴价值,他不仅分析了孟德斯鸠“经济技艺”(art économique)理论,并指出他的经济思想之所以被忽视,主要是孟德斯鸠没有把经济当作独立的领域。不过,20世纪中叶以来,情况有所转变,或许是认为孟德斯鸠的思想有助于解决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所以有不少学者试从他的商业思想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挖掘新资源,谱写新的思想史。对孟德斯鸠的重新整理和解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分别强调英国商业自由主义和法国自由主义的各自特点与优势。

   代表前一种思路的如潘戈、赫希曼等学者。潘戈承袭施特劳斯的传统,他的分析意在证明自由民主制度优于共和制和有限君主制,并证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自由主义更容易满足人性的要求。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开创了一个新的范式,通过分析16、17世纪的思想史,他指出获利的欲望如何被看作是对抗或牵制激情的“无害”的因素,这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的剖析中,孟德斯鸠的思想被视为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南和潘戈一样,将《论法的精神》视为一部颂扬英国式商业自由主义的著作。代表第二种传统的,比如拉蕾尔认为18世纪法国经济思想的特殊之处在于始终将政治与社会维度融合进经济分析中,经济自由与身份平等无关。斯姵柯托的研究表达了类似的旨趣,认为在孟德斯鸠的体系中,推动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不是利益,而是习俗,即追求荣耀,在君主制下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都有助于促成自由与秩序的均衡。

   各种解释立场不同,各有侧重,但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有助于重新理解孟德斯鸠的思想。本文的分析聚焦“征服精神”(esprit de conquête)和“商业精神”(esprit de commerce)。这组概念不仅在孟德斯鸠不同时期的论著中反复出现,而且同时代其他人的著述也常有述及。所以,“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正是波考克所谓的“习语”(idioms),即同时代人在讨论同一主题时,经常会使用的语言。“习语”可能是一个隐喻,也可能是某组概念。只是当时人对彼此使用的“习语”十分熟悉,所以很少会专门给出解释,但对远离了那个语境的研究者而言,因为不熟悉,所以很容易忽视。熟悉与陌生之间的差异,说明“习语”是理解思想史的一条隐藏的线索。但是,要准确把握这些“习语”的意思,既需要理解作者是在和谁对话,他的文本又是写给谁看的,即本文所谓的论辩语境,此外也需要明白“习语”的历史语境,因为任何语言都有历史维度。

   不过,“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内涵很复杂,相关论述又分散在不同文本中,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孟德斯鸠的语言常常晦暗不明。有鉴于此,本文先爬梳文本,解释概念,而后指出学界的解释存在哪些不足,再从“习语”入手,借助伏尔泰基金会编订的《论法的精神》手稿,还原论辩语境和历史语境,捕捉孟德斯鸠论辩对象及其论辩意图,分析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

   一、 概念辨析

   孟德斯鸠的文本内容庞杂、结构混乱、逻辑不清。同时代人颇有微词。伏尔泰在评论《论法的精神》时说:“每个人都认为这本书没有方法,既没有规划,也没有条理,在读了以后,不知道读到了什么。”孟德斯鸠这种写法乃是有意为之,这既与法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是因为他本人重视经验,有折中主义的倾向,孟德斯鸠对自然法的先验分析始终与派生于历史与习俗的经验分析缠绕在一起。正如研究者列文所说:“事实上,在《论法的精神》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折中主义,它接受各种不一致的观点,将它们组合成一个体系,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作者对于从中产生的混乱毫不知情。”

   孟德斯鸠关于“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的阐述,也存在类似问题。而且,他似乎把这两个概念当作一个整体,经常采用对照或对比的方式论述,很少单独涉及其中任何一个概念,比如“罗马人之所以攻击迦太基,并非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国,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敌对国”(EL,XXI,14)。又比如:“如果根本没有商业,那就会导致亚里士多德视为获取方式之一的掠夺”(EL,XX,2)。基于上述几点原因,下文通过对照的方式,综合孟德斯鸠各时期的文本,解释“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的不同内涵与性质。不过,《随想录》与《随笔》中各条摘要的成文时间很难确定,只能结合戴格拉夫的考订,给出大致的判断。

   “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种精神的性质完全不同。孟德斯鸠认为,“商业精神”的首要特质是和平:“商业的自然效用(effect naturel)就是带来和平”(EL,XX,2)。可见,和平源于商业的内在本性(nature),是一种固有的本质,不受环境、气候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商业是和平的,主要是因为商业是交换活动,交换的本质是相互依赖,“一方以购入获利,另一方则以出售获利,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EL,XX,2),因此,从事商业交换的双方形成相互依存、唇亡齿寒的关系。与之相反,“征服精神”与战争密不可分,“征服精神伴随着规范的军队”(Pensée 810),是排外的、敌对的,是一方获利,另一方必然受损的“零和关系”。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便是“征服精神”的典型体现,他在论证罗马的万民法排除商业时,引法学家庞波尼乌斯的话:“如果一件我们的东西落入他们的手里,他们就会变成这件东西的主人,自由民就会变成他们的奴隶,他们就会以同样的身份来对待我们”(EL,XXI,14)。可见,罗马万民法的本质是独占,而非共赢。

   其次,“商业精神”和“征服精神”带来了两种性质不同、政治效应也截然有别的财富形式。通过征伐,“征服精神”的结果是占有土地和人口。土地和人口都是“有形财产”(biens visibles)。根据孟德斯鸠的界定,“有形财产”不仅包括地产,还包括一切成为国家和政权征税的对象,所以人也属于“有形财产”:“人被视同土地”(comme terre)(EL,XX,23)。“有形财产”的特点是无处躲藏,无从逃匿,“此类财富专属国家”(EL,XX,23),完全受制于权力,乃是一种本质上表现为奴从关系的财富。与此相反,“商业精神”带来“无形财产”(biens invisibles),包括“金钱、纸币、票据、公司股票、船只以及所有商品等”(EL,XX,23),获取的主要途径是经商,但也不排除其他手段,比如“有的靠发现,有的靠运气”(EL,XX,23)。有别于“有形财产”,“无形财产”是一种独立于权力的财富:“商人更独立,是因为他们的财产远在主权所触及范围之外”(Pensée 776)。在《论法的精神》有关“汇票”的著名章节中,孟德斯鸠从历史角度论证了这一点,他分析了饱受中世纪神权与世俗权力双重压榨的犹太人如何找到了保护财产、保护自身的方式:“犹太人发明了汇票(lettres de change),这个办法使商业得以在各地维持下去并避免使用暴力,最富有的商人也只拥有无形的财产(biens invisibles),这些财产可以汇到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不留下痕迹”(EL,XXI,20)。“无形财产”便于隐藏,方便流通,能有效地躲避权力的监控,反过来对权力也形成了制约:正是君主的贪婪,导致了汇票的产生,而这种“超乎君权之外的东西”一旦确立,“从此之后,君王们在治国时不得不比他们自己所想象的稍微聪明,因为事实表明,单纯依靠权威总显得那么笨拙,结果得出一条公认的经验,那就是: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实现繁荣,于是人们纠正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做法,而且一天比一天见效”(EL,XXI,20)。

   再次,这两种精神对人性也有不同的作用。“征服精神”是对人性的放纵,表现为一种无节制的、强烈的占有欲望,“商业精神”则是对人性的约束,对欲望的自我克制。孟德斯鸠通过分析罗马,阐明“征服精神”。荣耀是罗马的“普遍精神”(esprit général,CR,XV),这由罗马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所决定(CR,Ⅰ),反过来也影响了罗马人的德性与民风,成为他们一以贯之的政治与统治原则,“公民们今天受到的对待,不但与过去他们对待战败者一模一样,而且与战败者一起接受统治”(CR,XV),罗马既然处于不断征伐中,共和制也必将为帝制取代:“如果把权力附加在荣耀上面,那就不知道权力会延伸到何处”(CR,XI)。“商业精神”则不同,“商业精神自然而然地伴之以简朴(frugalité)、节约(économie)、节制(modération)、勤劳(travail)、聪慧(sagesse)、安定(tranquillité)、秩序(ordre)和守法(règle)”(EL,V,6)。“商业精神使一切成为可计算的对象”(Pensée 810),基于这种近乎“斤斤计较”的理性主义的考虑,累积更多财富的欲望,自发地成为约束享乐与挥霍的力量。以欲望约束欲望,这正是为孟德斯鸠所称颂的荷兰人经商的特质:“不但无利可图的商业可能是件好事,就连赔本买卖有时也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这种审慎的做法,谋求的并非一时暴利,而是基于一种通盘且长远的打算:“他们在捕鲸上亏了,却在供应上赚了”(EL,XX,6)。“商业精神”表现为一种“集腋成裘”的方式,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商业并不会导致为古典政治哲学所忧患的腐化问题(EL,Ⅶ,2)。另外,“商业精神”也代表了“规则”与“秩序”,这同样基于对人性的约束。通过商业交换实现的互赢的效果,是通过充分的讨价还价和自由竞争得以实现:“商品价格之所以公道,商品之所以能建立起真正的关系(vrais rapports),就是因为有竞争”(EL,XX,9)。这种人际互动关系意味着任何一方的欲求与冲动都不可能占主导地位。斯姵柯托说道,基于获利之欲求,所形成的这种非“一厢情愿”式的行动模式,将成为宗教律令失效的世俗世界中主导的“行动法则”(code de conduite)。

最后,孟德斯鸠认为,“征服精神”与“商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今之别。孟德斯鸠用不同的时间概念,分析这两种精神所代表的不同的时代性。他说:“平民政体的希腊人谈论美德,而今天的希腊人谈论的是商业、财政、财富和奢华”(E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孟德斯鸠   商业精神   征服精神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外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745.html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3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