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梅 侯国金:“N是N”类名词性重言构式的双重转喻及推导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0-09-02 1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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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梅   侯国金  
具有极大的规约性和一定的能产性。上文例(1)的“戏剧是戏剧”其构式义是“戏剧(应该)有戏剧(该有)的特性”或“戏剧(应该)是非真实的/戏剧性的/有轰动效应的”。再如,

   (4a)A girl is a girl.

   (5a)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摆设,家不像旅馆,花点钱就可以入住,办理个退房手续,就了无牵挂。而家不一样,家是因为有你,有我,家因为有温暖,有亲情。如果一个男人一天到晚只专注于所谓的工作而忽略了家的存在,忽略了和家人相聚一起的乐趣,那么,家还是个家吗?(4)

   例(4a)的构式义是“女孩(应该)有女孩(该有)的特性”———如例(4b)所示,或者是“女孩就是(应该)(爱)干净/(爱)漂亮/细心/胆怯/害羞/大惊小怪/轻佻”———如例(4c)所示。有趣的是,换成“Women are women”,或者翻译成汉语“女孩终究是女孩、女人毕竟是女人”,情况相似。

   (4b)A girl has the quality of a girl.

   (4c)A girl is/should be clean/pretty/careful/timid/shy/fussy/frivolous...

   例(5a)的构式义是“家(应该)有家(该有)的特性”,或“家(应该)是……性质的”,可分别示之以

   (5b)……家还有家的特性吗?

   (5c)……家还是温暖的/有亲情的/自由自在的/安乐窝(的样子)/自己做主的(场所)吗?

   再说构式效。“A be B/甲是乙”构式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A/甲”是“受识别者”(identified),是“识别者”(identifier)“B/乙”所辨识之对象,此乃功能语言学原理之一。也即,“be/是”前后两项应分别具有“受识别者、识别者”特征,例如前者是名词、代词类,具有性、数、格等语法标记,而后者是名词、形容词等,或者具有或者不具有性、数、格等语法标记,用来说明、描述、解释前者,涉及特性或性状,如

   (6a)Shakespeare is a well-known playwright.

   (7a)今年是猪年。

   而相应的

   (6b)Shakespeare is Shakespeare.

   (7b)今年是今年。

   一般说来不是有意义的逻辑式(注意前面的问号),因为受识别者“Shakespeare、今年”没有被“is/是”后面重复的成分“Shakespeare、今年”有效地识别,是重复类废话。按照“新/经典格赖斯语用学”(Neo and Classical Gricean Pragmatics),例(6a)(7a)是遵守“量准则、量原则”的话语(暂且不论其他准则/原则),而相应的例(6b)(7b)则没有传达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对“话语(构建)没有做出任何语义贡献”“对交际双方的互知没有任何添加”35。

   暂且不论例(6b)(7b)(不合格的名词性重言构式),典型的名词性重言构式又是如何运作的呢?例(4a)和例(6b)(7b)一样,一是识别者无法发挥有效的识别者功效,二是传达的信息量高度不足,理应归属谬误。换言之,例(4a)所表的语义恒量为:“女孩儿和女孩儿没有不同(或所有女孩儿都一样),这是无法改变/否认的”。这样的“语义元语言”解释似乎并未传达任何新的、有意义的信息,也没有陈述“N究竟是什么”,只是说明“所有N都有共性”,至于什么共性则不得而知。可是根据语感,例(4a)实际上是有效的名词性重言构式,为何?例(4a)大概表达了例(4b)和例(4c),也即,例(4a)的构式义是“女孩(应该)有女孩(该有)的(某种/些)特性(例如,爱美等)”。问题是,言者既然表达的是例(4b)(4c),却为何不选用例(4b)(4c)呢?

   比较而言,例(4b)不如例(4a)那么简洁,而在例(4c)的“多项选择练习”(注意“/”)中,言者所表究竟是(哪)一项还是若干项?也即,例(4b)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特性,几乎和例(4a)一样缺乏信息量。例(4c)有七个形容词,到底是“(爱)干净、(爱)漂亮、细心、胆怯、害羞、大惊小怪、轻佻”中的哪个/些?是褒还是贬?可以说,例(4a)作为名词性重言构式所表达之意虽类似于例(4b)(4c),却又不同于也不能表达以例(4b)(4c),例(4a)具有简洁、模糊、生动、灵活的构式效(果)。当然,例(4a)的模糊性一般不至于妨碍交流,因为受众能够推导出比较具体的或褒或贬的意义,不论它有无规约义或语境义,也不论它是否接近规约义还是语境义(见下)。

   同样,例(5a)可大致改写为例(5b)的“……家还有家的特性吗?”或例(5c)的“……家还是温暖的/有亲情的/自由自在的/安乐窝(的样子)/自己做主的(场所)吗?”但也不能真的以此表达,理由同上。言者认为“家”这个范畴由成员(你、我)、氛围(温暖)和关系(亲情)组成。一个家庭若少了某个成员,或缺乏温馨氛围或和谐关系,那么这个“家”就不是一个典型或理想的家。例(5a)这一修辞问句表达的是否定意义,即“家不是(个)家”,后一个“家”是对前一个“家”的范畴资格进行重新确认。至于后一个“家”(识别者)突显的到底是哪个,读者可根据语境推导。

   可见,言者使用名词性重言构式时表达的核心不是意/义而是(语)效,至于选择突显何种属性或特征则可因语境和交际意图而异,具有浮现性(ad hoc)、语用修辞性(pragma-rhetoricality),即具有临时属性和语用修辞指向性,以及可推导性和可洽商性。

  

   四 名词性重言构式的生成机制

   (一)名词性重言构式的语法转喻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名词性重言构式离不开代替关系,也即该构式的生成(运作)机制主要是“语法转喻”(grammatical metonymy)。

   语法转喻研究代表性观点有三:1)Langacker36用“激活区”(active zone)概念讨论转喻对语法结构的影响,转喻体现为一种“参照点—目标”(reference-point-target)关系;2)Panther&Thornburg37等关注概念转喻对语法结构的影响,先以“述谓转喻”,后以“语法转喻”表达“对功能词、语法词素以及词类的分布产生影响的概念转喻”38;3)Ruiz de Mendoza&Pérez Hernández39把对语言结构产生影响的概念转喻视为语法转喻,还区分语法转喻和词汇转喻。国内学者如沈家煊、40杨成虎、41吴淑琼42等,则是对上述三观的综合推介、应用及发展。

   语法转喻是凭借概念转喻这种人类一般认知方式对构式的形式或/和意义产生一定作用的替代式。换言之,概念转喻对构式的形式或/和意义的整体或局部产生影响的结果或表现即为语法转喻。比如:

   (8)Be quiet,please.

   由于存在概念转喻“结果代行动”,该转喻思维使得表示“结果”的静态动词be替代表示祈使意义的动态动词keep,因此,该结构蕴涵了语法转喻。译成“请安静!”也是如此。像例(4a)(5a)这样的名词性重言构式及其变体例(4b)(4c),(5b)(5c)之间的关系是替换,该构式的生成关键是体现了一种语法转喻的运作机制。根据上文名词性重言构式的意义图式:“substance has quality/实体有性质”(包含状态、天性、特征、外形等)或者“substance is attributive/实体是某性质的”,上述默认名词性重言构式就是根据这个意义图式改写来的语法转喻(式)变体。

   转喻和隐喻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话语方式,因此是重要的“思格、为格、语格”,本质上具有概念性。概念转喻往往“选取人们容易理解和易于感知的事物(方面)来理解不易感知的事物(方面)”43,尤其是从事物及其名词(性)选取突显特性,如:

   (9)Table 3 is waiting for his bill.

   (10)I heard a piano.

   在就餐场景下,对服务员而言,餐桌序号比顾客的姓名、职业、身份、衣着等更具突显性区分度,认知起来更简单方便,也更易于指称,因此例(9)不说“The male white-collar customer at Table 3…”类。可以说,“Table 3”“概念转喻”了因而也“语法转喻”了上述“不说”的冗长变体。关于例(10),“听见、听闻、聆听”事件涉及听者和被听者,此处为“我的耳朵、听觉”和“钢琴(演奏出来的音乐)声”,确切的表达式似乎为“My ears heard the sound of a piano”。然而,“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的概念转喻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语法转喻”地表征为例(10),毕竟“我”拥有也自然能转喻“我”的耳朵,钢琴拥有也自然能转喻“演奏的音乐”。不难看出,二例作为语法转喻其优势在于简洁生动,符合人类认知语用的“最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和“幽默原则”(Humour Principle)。

   在概念层面,实体与性质相伴而生,实体自产生之日便具备了某一/些性质。Jespersen从哲学视角论述了实体和性质的关联,“我们唯有通过性质认识实体”“任何实体的本质都是我们可以感知(或设想)的实体性质总和”44。虽然“性质比实体更基础、更真实”45,但作为性质的承载者且该性质已被广泛认知的实体,其本身就是性质的化身,有时(语境化条件下)本身便可起到转喻性质的功效,表达起来更简单、更具认知突显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生动性。这就是为什么汉语的一些名词有时可用“很、十分、非常”修饰,如“(这里的火锅)很重庆”“他的国语很广东”。换言之,在很多情况下,人类更易于借助“实体”通达实体之“性质”,故而形成了“实体代性质”的概念转喻和语法转喻。名词性重言构式便是杰出代表。我们因循Aristotle38关于“性质”内涵的阐释,各举一例:

   (11)冬天毕竟是冬天。

   (12)Boys will be boys.

   (13)战争到底是战争。

   (14)Twins are twins.

例(11)中,冬天的常态是寒冷,述谓/述位部分的“冬天”已由“实体”范畴转变为“性质”范畴,全句的构式义为“冬天寒冷”,但其构式效不止于此。例(12)中,由于男孩子的天性是调皮捣蛋,用will表情态义(蕴含“(自然)有某种倾向”),述谓/述位部分的boys转喻naughty。全句的构式义为“男孩子倾向于顽皮”或“男孩子(多多少少)会有顽皮的天性”,但其构式效并不止于此。常见的“Men are men”类似于例(12)。例(13)中,“战争”的突显特征是流血牺牲、残酷无情等,述谓/述位部分的“战争”转喻战争的暴力和残酷。全句的构式义为“战争毕竟是残酷无情的”,但其构式效也不止于此。再看例(14),双胞胎最突显的是外貌相似性,如容貌、体态、高矮、表情乃至性情和行为的相似度。述谓/述位部分的twins转喻“very alike(in appearanc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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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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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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