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与暗流——以“重拙大”说的源流与结构谱系为考察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0-08-31 1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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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  

   内容提要:晚清民国盛行之“重拙大”说酝酿于周济等人,端木埰初显成说端倪,王鹏运集为一说,而况周颐始畅其旨。况周颐从接闻此说到确立其在自身词学中的核心地位,经历了三十余年曲折的过程。重、拙、大三者虽各有侧重,各具内涵,但彼此渗透互有关联,形成独特的结构谱系,其与“南渡诸贤”的关系实在离合之间。况周颐天赋清才更契合五代北宋,故由其词学批评实践可见其强调重拙大与南宋词人关系时的矛盾心态。况周颐更主张兼师众长,平衡两宋,而自立眼界。重拙大说遥接周济由梦窗而臻清真浑化之论,近契晚清风行南北的梦窗词风。梳理重拙大词说的发展流变,可彰显出晚清民国词学的一条重要的源流谱系,其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关 键 词:晚清/民国/词学/重拙大/况周颐

   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等。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曾被朱祖谋评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①。作为况周颐最重要的词学范畴,“重拙大”说也因此广受时誉,备享尊荣。当陈廷焯因为早逝,致其“沉郁顿挫”词说的影响尚未形成恢弘的格局,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又因其边缘身份而基本上处于被尘封状态之时,况周颐的词学则因其源流独具而蔚为正宗,并借诸朱祖谋的奖掖而驰誉南北。而今回看晚清民国词学,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朱祖谋的评价也再无一言九鼎之力。而从词学谱系而言,朱祖谋与况周颐乃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的词学又同出端木埰、王鹏运之门,那么这种同门师友间的极力赞赏具备多少学理性的内涵,自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一、从边缘到中心:“重拙大”说与况周颐词学格局的变化

   况周颐以“重拙大”说最为驰名。关于重拙大说的渊源,其《餐樱词自序》有云:

   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它无责焉。②

   己丑乃光绪十五年(1889),此序作于民国四年(1915),是况周颐在受教“重拙大”之说二十六年后的追忆之言。按此自述,况周颐词学的大本大原应得益于同王鹏运在京师中书任上相共晨夕的一段时光。大概因为况周颐入京前所作词多流于侧艳,王鹏运遂以“体格”相规诫,而“重拙大”云云正是在“体格”之下的审美规范。王鹏运在传授“重拙大”词学观念的同时,也让况周颐通过校勘宋元人词,玩味名家名作,感悟词在体格上的“重拙大”意蕴。显然,王鹏运并非一时兴起,略作规诫,而是希望能在词学方向上对况周颐形成主导性影响。

   从此序可知,况周颐是先有对王鹏运相关学说的受容,继而持此对前人作品进行玩味体认,然后尝试由此转变自己的词风,最后才依据王鹏运的规诫并结合自己的体悟,逐渐提炼为自成体系的重拙大说。而这一过程,前后居然跨越了三十多年。何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况周颐对此说一直言之恍惚呢?原因大概是从接受规诫到直观体认再到理论提炼,其间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理论的慧心与魄力,可能还不得不面临着与原奉词学观念之间的矛盾。只是到了晚年,况周颐才将其三十多年来对重拙大词风的追随化为比较明晰的理论感悟,并通过《蕙风词话》一书大体确定下来。

   以上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学界尚未予以注意③,但其实这一异乎寻常的缓慢过程本身便能说明很多问题。验诸况周颐发表诸种词话的先后、对重拙大说的阐释程度及其在词话中结构地位的变化,自可略见端倪。况周颐的第一部词话《香海棠馆词话》在《大陆报》1904年第6-9号连载,列入“文苑”栏目末,在全部三十六则词话中,关于重拙大的条目主要集中在第7号开头前三则,即词话总第八、九、十则,第八则提出了作词“三要”,认为这是南宋人不可及处,第九则简释了“重”字,第十则引述了王鹏运关于宋人与清初词人“拙”的问题。其他三十三则的内容则散论作词、改词、读词以及若干词坛故事,与重拙大说基本无涉,其写作模式大体类似以资闲谈的早期诗话,显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核心。1908年,况周颐将《香海棠馆词话》易名《玉梅词话》,刊发于《国粹学报》时,依然任其散漫梓行,仅增补了“学填词,先学读词”一则④,而没有对重拙大说内涵进行补充或调整。所以,虽然早在1889年王鹏运即将重拙大说传授于况周颐,在此后近二十年中,况周颐或许在创作上多有贯彻重拙大之旨,但在理论上其实不遑细致探绎其内涵,更未曾以其为核心去建构体系、纵论词史。

   这种对重拙大词说淡然处之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20年前后。1920年,况周颐的《餐樱庑词话》在《小说月报》连载⑤。《餐樱庑词话》本质上是一部以评述词人词史为核心的词话,虽然有关填词创作的素养、技巧、鉴赏也杂乎其中,但毕竟散置各处。如第一则论词境之深静,从第二则开始便是论周邦彦、谢希深词,以下则纵论历代词人。与重拙大直接相关的条目主要有三则:第二十二则以引述《香海棠馆词话》的方式揭出重拙大说,并以梦窗词为例说明沉着以厚为底蕴,而以致密为外象;第七十四则论凝重与神韵的关系;第一百一十五则论词学程序,并以“纯任自然,不假锤炼”释“沉着”⑥。在全部二百五十四则词话中,较为集中地论及重拙大说的仅有三则,而且在结构上彼此相隔甚远,显然尚缺乏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其所论也主要集中在“重”之一字而已。相比较《香海棠馆词话》的寥寥三十六则,《餐樱庑词话》的增幅堪称极大,但关于重拙大的内涵分析则基本维持原状,况周颐对重拙大说的长期冷漠甚至有意淡化隐然可见。

   重拙大说走向真正成熟并成为况周颐词学的基石和核心,要到1924年,即况周颐整合排比诸种词话(含若干新写条目)、笔记⑦而成《蕙风词话》之时。《蕙风词话》乃是融合调整了《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不同时期著述而成,带有“杂纂”的性质,《餐樱庑词话》是其蓝本所在⑧。从况周颐自身的角度来说,《蕙风词话》成,则其他词话大体可废。与此前诸种词话的杂乱结构不同,况周颐斟酌定稿的《蕙风词话》不再将词史梳理评点与词学思想随意组合,而是在五卷之中,用卷一来系统阐释理论,以立批评之基;卷二评骘从《花间集》到《覆瓿词》,涵盖唐宋词史;卷三评析金元词;卷四杂评宋金词史;卷五评说明清及域外词。有意味的是,在这五卷中,虽然从卷二到卷五大体按照时序评述词人词作,但中间的卷四仍显得杂乱无序;而卷五虽主要析论明清词,最后十则却是专谈词论的条目。《蕙风词话》虽经况周颐整合成稿,可见其建构体系之用心,但其体系性至少从结构上来说仍欠谨严周密⑨。

   具体到重拙大说,《蕙风词话》则无疑开始彰显其特殊地位。首先,从结构上说,卷一第一、二则讨论“诗余”问题,这是切合词话之“词”字,乃是正名为先的意思。接着便是连续三则有关重拙大的条目,而此三则论词条目其实是从《香海棠馆词话》中移植过来的,除了第三则在述“作词三要”后,将《香海棠馆词话》原文“南宋人不可及处”改为“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其余文字悉依旧文⑩。将《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与《蕙风词话》三本对勘,会发现,在《香海棠馆词话》中首度述及的三则直接有关重拙大的词话,在《餐樱庑词话》中被压缩为一则(11),而在《蕙风词话》中再次变为连续的三则。虽然卷一所述词论非“重拙大”三字可限,但其既位居词体正名之后,则其在诸说中的主体地位仍然可见。其次,从内涵而言,况周颐的解说虽仍不免分散,如被《餐樱庑词话》压缩的一则关于重拙大的论述中有关吴文英词“沉着”的部分文字,在《蕙风词话》中被调整到卷二论吴文英部分(12)。但综览《蕙风词话》,况周颐实际上在引出相关范畴并简单陈述其内涵后,主要通过对作品的点评将其内涵分散地抉发出来。也许从理论形态上来说,这种以零星的评论散点表述理论内涵,在体系的结构呈现上会显得不足。但通过细心地搜罗爬梳和对勘,仍可见其大体自足的理论体系。

   梳理自《香海棠馆词话》到《蕙风词话》中关于重拙大说内涵和地位的演变轨迹,可见自《香海棠馆词话》最早提出概念并略作解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况周颐其实并没有全力构建这一理论体系。如1910年,况周颐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香东漫笔》(13)中即有不少论词的条目,其中论词心词境、读词之法的内容,也大都被收入1920年发表的《餐樱庑词话》和1924年刊行的《蕙风词话》;但这些先行撰成的词话条目中,恰恰没有关于重拙大说集中而深入的阐释。而且,当1924年汇辑《蕙风词话》时,其实也有不少是况周颐在此前不久补写的。其弟子并刊刻者赵尊岳言之甚明:“先生旧有词话,未分卷。比岁鬻文少暇,风雨篝灯,辄草数则见示,合以旧作,自厘订为五卷。”(14)而此新草数则仍无关于重拙大更具深度和规模的解说,此真足有深思者在焉。

   但《蕙风词话》并非况周颐一生词学的终点。1927年1月1日、2月1日、2月16日,《联益之友》曾分三期(第35、37、38期)刊出题署“况蕙风遗作”的《词话》一种,此《词话》的主要内容在六年后以《词学讲义》为名在《词学季刊》1933年创刊号再度刊出。关于《联益之友》刊出《词话》的背景,一时难以究明(15)。《词学季刊》所刊《词学讲义》后,则附有龙沐勋跋文一则,提及此乃“叔雍兄出以示予”(《词学讲义·跋》)者,可知这是弟子赵尊岳从况周颐遗稿中择出的。据与况氏婿陈巨来过从甚密的步章五所云,《词学讲义》乃况周颐绝笔之作,以数日夜之力而成,文成而病,病五日而殁(16)。此书既然是况周颐去世前五日才完成,当然可视为况周颐词学的终极意义所在。

   在《词学讲义》寥寥十三则纲要式的文字中,况周颐虽然仍没有对重拙大说进行更有力度的开掘,但将重拙大说置于开篇的位置,而将原本在《蕙风词话》位居第一、二则关于诗余的话题退居为次(17)。这一进一退,显然承载了况周颐更为重要的词学思想,至少在结构上彰显了它的特殊地位。除了以重拙大冠冕此书,其余多则也呼应此说,如第五则称赞清初所辑《百名家词》“多沉着浓厚之作,近于正始元音”,第六则评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气体尚近沉着”,第九则论词曲意境差别,再次提出词贵重拙大,则几以重拙大笼罩全书(参见《词学讲义》)。所以若从结构上论重拙大说在况周颐词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允推《词学讲义》一书。只有在《词学讲义》中,重拙大说才有了如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的地位。况周颐自1889年从王鹏运处受教重拙大说,到1926年《词学讲义》确立重拙大说的核心地位,大体经历了自警、创作风气转变、词话中引入重拙大范畴、强化重拙大说之理论地位、确立重拙大说至尊地位这五个阶段。而这一过程前后居然跨过了三十七年的时间,一种理论的演变历程真令人感叹。

   二、况周颐之语境与重拙大之本义

   自受教王鹏运之后,重拙大的观念当一直盘桓在况周颐的创作与词学思想中——当然关于词学思想的提炼要迟缓一些。故从1904年发表第一部词话开始,重拙大说便成为其诸种词话的一个基本部分而被不同程度地强调着。其云:“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18)则至少从语境上看,况周颐“重拙大”说应主要是从南宋词中整体提炼出来的词体特质,且悬格甚高,而隐含的文体指向则在慢词。

   关于重拙大之说,况周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解说,体现出一定的理论自觉,但毕竟言辞模糊,故历来歧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意味着参透况周颐的论说语境不仅重要,而且困难。在重拙大三者之中,况周颐对“重”的解释最多,意义也相对显豁。试看下列材料:

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着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欲学梦窗之致密,先学梦窗之沉着。即致密,即沉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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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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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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