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坚持去延安——《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二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1 次 更新时间:2020-08-30 16: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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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上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我一看是个行政介绍信,要求发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迅速转去。杨学诚的表情很不高兴,应了一声好。我就放心的走了,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心学。……”

  

   后来到了第二年初,即1968年2月14日,也就是距父亲写上面这份审查交代材料才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候,父亲在“文革”中的审查可能还没过关,他只得又一次交代了这同一个问题。他在一份题为“我的简历汇报”的亲笔所写的草稿上就所交代的第三个问题,即“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上延安学习失掉组织关系问题的经过情况”,是这样叙述这段过程的:

  

   “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广西军宣布解散豫鄂边区(应为鄂豫边区,此处可能是父亲笔误——作者注)抗敌委员会。中共特委要我去应城县国民党县政府当秘书,我不愿干,坚持要求上延安学习。经杨学诚和钱瑛批准,同意把我的组织关系电报转去。钱瑛亲笔写的介绍信叫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答应组织关系随后转来。我把这情况告诉支部书记黄心学及同支部的党员苏苇、潘琪。他们都知道我上延安学习。”

  

   这两段先后写于1967年底及1968年2月的审查交代文字,只是简单记录了一下其时近30年前(可能是1939年3月底或4月初)发生于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那次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并没有详细介绍父亲与钱瑛和杨学诚他们两人是怎么谈的,以及谈了哪些具体的内容。但是文革期间父亲受审查的后期,因我当时经常帮父母抄写他们的检查或交代材料,知道一些情况。父亲生前有一次被我问及此事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杨学诚那天问我为什么要去延安?我告诉他说,去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呀。去年在汉口去鸡公山前何伟同志也同意了的。这事黄心学知道。钱瑛插话说,你是共产党员,到哪里去不都是学习和工作嘛。我说,是呀,可我的愿望一直就是去延安学习。而且,组织上早就同意我去延安了。看我坚持,后来他们就改口同意了。

  

   印象中,我还曾问过父亲,那你当时为何不要他们当场给你开具一张转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呢?省了后来多少麻烦。父亲说,我哪里知道?可能都是这么做的吧?便于路上保密啦。我从汉口到鸡公山也是没带组织关系介绍信,何伟连行政介绍信都没要我带,组织关系也是电报转的嘛。我一到鸡公山,黄心学就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电报,说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我怎么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没转呢?而且他们是两个人。

  

   那次与杨学诚和钱瑛谈话的结果,父亲表面上如愿以偿。按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但结局却并非那么美好。父亲终被同意去延安学习,其个人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确实很好,估计那几天父亲的心情肯定也很好,因为他以为他很快就能够如愿到延安马列学院或者中央党校去学习了。

  

   但父亲根本没想到的是,他自己后来不仅去不了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学习,甚至竟然还为那次在大洪山上坚持去延安学习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就此丢失了中共党籍。在他去延安的一路上,包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到了延安并最终去找了中央组织部,他们都说没有收到发自中共鄂中区委确认父亲组织关系的电报。

  

   这即是说,在撤离大洪山长岗店之前,中共鄂中区党委根本就没有发出这个电报。少了这个电报,在那个交通阻隔的战争年代,要想证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几无可能。因为有条件也有资格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也无法联系上,甚至不知其踪迹所在。

  

   结果是,到了延安后父亲才发现加入中共已有1年多的自己居然成了一个非党人士。理想中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肯定都进不去了,于是无奈之下,父亲就只能跟他两年前介绍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胞弟史金龙(力群)一样也进抗大学习了。而且,整个抗战期间无论人在哪里,父亲的中共党籍都不被承认。(后续章节将谈及父亲在延安作出的努力)

  

   那个时候,失掉组织关系而变成一个非党人士并非小事,因为这叫脱党。这样一来,不仅所有的中共党内会议父亲都无法参加,而且还可能经常被人怀疑他究竟是何身份以及他的所谓“脱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一个让父亲心理饱受伤害的是,很多原本他可以胜任的、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工作都与其无缘了。

  

   不仅如此,每调到一处新地方工作,父亲都可能还要经受新一轮的审干甄别。人家会想,你究竟发生过什么?你有过那样耀眼的革命经历怎么会不是党员呢?可以说,自那以后,父亲的许多理想和抱负全都很难实现了。应该说,所有这些都与其个人的名利无关,却与个人的尊严息息相关。

  

   父亲是一个倔强而认真的人。他从那年得知丢失了组织关系并在延安上抗大起就曾多次谢绝了其上级和同事要其重新入党的好心劝告,因为他那时还天真地认为任何人或组织总应或总会尊重事实的,而这个事实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重新入党?而且知道他是党员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为什么不能证明?为此,父亲在整个抗战时期,无论在哪里,在做好分配他做的本职工作之余,宁愿不被提拔升职也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试图证明这个事实。

  

   然而,父亲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丢失了党籍,不被重用,他也坚持做好每一项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根据地从事财政、粮食还是教育工作,无论是当区长、分县长还是创办《豫北报》,非党身份的父亲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在其内心始终忠于他的信仰——共产革命。

  

   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到撰写此文时,我与当年的父亲一样也没能搞清楚。如果说,只是因为工作忙或者一时疏忽而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没有用电报将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西安或者延安,那么由于在场承诺此事的当事人并非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两个人,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但如果说是有人有意不发这个电报,那么中共鄂中区党委对此则应有一个说法,即为何不转父亲的组织关系?是认为父亲没有同意他们的安排意见,坚持要去延安而被开除了党籍?还是因父亲驳了他们的面子而想以此给父亲一个惩处?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父亲那时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也总归需要有一个组织结论吧?因为这是对一个普通党员,或者说,对一个人的起码的尊重。但遗憾的是,事实上这都是没有的。

  

   由于杨学诚早已去世,当年在大洪山负责转父亲中共组织关系的当事人只剩下钱瑛女士了。可在中共建政后的1956年,父亲从安徽去北京开会试图求证此事,胡绳对父亲说他已就此事询问过钱瑛,而钱瑛却说她已忘记,不记得了。

  

   1939年11月,父亲从抗大毕业后曾独自一个人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河北武乡步行数天南下,想回到鄂豫边区去工作(其实还是想就此机会找到当年在大洪山熟悉的同仁以证明并恢复其党籍),那次一直走到了河南林县,因遭遇日伪军封锁线而未成,后只得返回,却因路上冻饿差点丧身。

    

   直至1945年夏,日本投降前夕,父亲的努力和愿望终于得到批准,在太行七地委书记高扬先生批准下,根据地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专门护送父亲南下淮南解放区,去寻找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何伟,也顺便回老家泰州看望自己已经失去联系长达七年之久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然而这一次南下虽然成功了,但又没有如愿。因为当时作为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的何伟已在父亲南下找他的前一年,即1944年就已离开淮南根据地前往延安去了并在不久后参加了中共七大。命运让父亲再次与机会失之交臂。

  

   在觉得自己恢复党籍彻底无望之后,执着的父亲这才彻底放弃了党籍求证,最终在老家泰州附近的泰县根据地由当地县委介绍并选择了重新入党。而这时,抗战已经结束,日本也已投降快一个月了。

  

   写到这里,我似乎感受到了父亲在那些年里为求证自己中共党籍所背负的那些沉重的政治包袱以及其内心不时涌动的复杂心情:痛苦、愤懑、无助以及因此而不被他人认可和信任后的那种精神上的巨大的压抑。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此问题上父亲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路变化过程。中共建政后父亲仍在对自己曾经丢失的中共党籍问题进行求证并在很有可能如愿以偿之际,突然放弃了努力。这又是为何呢?本书稿第十三章《求证与放弃》将叙述这件事并试图加以分析。欢迎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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