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20-08-30 0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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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高鑫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为传统史学理论集大成著作。该书以《易教》上中下三篇开章,其中上篇论说《易》为政典,中篇揭示《易》的变易本质,下篇肯定《易》与其他六经“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文史通义》以论说《周易》作为开篇,显然是将其史学理论建立在易学的哲理基础上的。《易教上》在论说“六经皆史”命题时,肯定《周易》乃先王政典之一。接着章学诚提出了三《易》之法与三《易》所本,他说:“《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牺、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这段话从易法改制的角度,肯定了伴随着历史的变化,典章制度也必然随之而变的历史变易规律,进而成为章学诚史学变革论的思想基础。《易教中》开篇即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在章学诚看来,先贤关于《周易》本质属性的解说,只有孔颖达最为明确、透彻。接着章学诚说:“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这就是说,正是由于《易》的本质属性是讲变易,故而成为先王改制的“巨典”。从这种《易》的变易特性来解说史学,章学诚肯定史学变革的必要性。如《书教下》论说纪传体的变革,即是以《易》的通变思想为指导的。章学诚以《系辞上》“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来论说古今历史撰述类别,认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认为司马迁、班固作为纪传之祖,《史记》“体圆用神”,《汉书》虽然“体方用智”,“仍有圆且神者”。然而此后的历代纪传体撰述,却只是按照“科举之程式”延续而已,缺乏创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因此,他以“《易》穷则变”的道理,肯定变革纪传体的必要性:“《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章学诚关于变革纪传体的论述,其实还蕴含了史学贯通意识。章学诚评述纪传体,是将纪传体千余年的发展史作为考察对象的,因而是在贯通中看到了纪传体变革的必要性的。纵观《文史通义》,这种通变思想是贯穿于章学诚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当中的。

   以上只是以断代史、通史与史论相关代表性史家为例,来说明中国古代史学重视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认识和解说历史与史学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史家普遍通晓《周易》,因而也都普遍重视以《易》解史,特别是以《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与史学的发展与变化,这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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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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