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20-08-30 0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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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高鑫  
而刘邦以下汉朝诸帝本纪又集中表述了汉皇朝无为而治的盛德政治。如《十表》,它比较明确地将历史划分为上古、近古和今世三个阶段和五帝三王、东周、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五个时期。其中《三代世表》表述的是五帝三王如何积善累德而得天下的历史,《十二诸侯年表》表述的是王权衰微、诸侯更替称霸的历史,《六国年表》表述的是“陪臣秉政,强国相王”的历史,《秦楚之际月表》表述的是秦汉之际从陈胜作难到项氏灭秦再到刘邦建汉“五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剧烈变革的历史,汉兴以来六表表述的是“诸侯废立分削”、海内混为一统的历史。诚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惠景间侯者年表》的序文所言,《十表》的撰述旨趣是要“谨其终始”、“咸表终始”。如《八书》,反映的是历代制度演进情况,虽因残缺不全而难窥全貌,但从《平准书》所谓“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和《天官书》所谓“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的撰述旨趣来看,其原始察终的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则主要叙述了各类历史人物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其二,“见盛观衰”。语出《太史公自序》。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肯定历史变易是一种盛衰之变,其二是强调事物的盛衰是相互包含的,要注意察觉盛世历史向衰败转变的可能性。先秦六经《周易》、《尚书》和《诗经》等,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盛衰观。《周易》将“天地虚盈”、“物极必反”看作是事物发展与存在的普遍规律,反映在人类社会历史当中,便体现为一种盛衰之变;《尚书》重视探讨夏商历史的兴衰之变,旨在以史为鉴,而使周朝能“受天永命”;《诗经》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后”,体现的也是一种关注历史盛衰的忧患意识。司马迁的历史盛衰观主要来自于《周易》等六经经典,他叙述三千年历史的目的,就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如《十二本纪》的撰述主旨即是要考察王迹的兴衰,合观《五帝本纪》和夏、商、周三王本纪,其实表述的就是上古圣王盛德政治的兴衰过程;将《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合在一起,我们便很容易看出秦由割据一方的诸侯到一统天下再到二世而亡的由弱小到强盛再到灭亡的全过程。《十二诸侯年表》集中概述了各诸侯势力此消彼长、更替称霸的全体过程。当然,历史盛衰之变有时是很复杂的,如《殷本纪》所记商王朝的历史,就是一个衰、兴、复衰、复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样,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兴衰变易过程,这其中既有早期周王室的不断衰败和诸侯国势力的迅速崛起的盛衰之变,又有稍后各诸侯国势力此消彼长的盛衰之变。同时,历史的盛衰之变又是相互包含的,盛中有衰,衰中有盛。如《平准书》描述了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富庶的情况之后,明确指出盛世之下潜藏着的衰败因子:“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当然,导致汉武帝统治危机的,还有“自是以后”的招来东瓯、开凿西南夷,特别是绝和亲之后的汉匈长期战争等等,正是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最终导致了武帝统治后期的严重危机,由此应验了“物盛而衰”道理。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借用《周易·坤文言》的话说:“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这其实是反映了事物盛衰之变的一种普遍的道理。

   其三,“承敝通变”。语出《太史公自序》。受《易传》“《易》穷则变”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提出了“承敝通变”的历史变革论。首先,司马迁肯定进行历史变易的必要性。司马迁认为,《易》有穷尽的时候,要想使事物的发展得以持续,就必须要变易;同样的道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一定会累积种种弊端,要想使政权得以统治下去,就必须要更张制度,改革弊政。《史记》的《八书》是关于制度史的撰述,《太史公自序》明确提出其撰述旨趣即是要“承敝通变”。《史记》还以秦汉变革历史为例,说明“承敝易变”的道理。司马迁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认为秦皇朝继周而建,却没有针对周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相反,却实行严刑酷法,这是导致秦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所在;汉皇朝继秦而建,却能够一反秦的严刑酷法,而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从而使政权得到了稳定,这是“承敝易变”的结果。《史记》重视关于变革时期历史的记述,历史编纂具有“详变略渐”的特点。同时,《史记》也重视记述变革家们的事迹,如《平准书》称赞“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商君列传》肯定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管晏列传》肯定管仲变革而“富国强兵”,如此等等。其次,司马迁肯定革命的正当性。《易传》认为,经过变易之后事物的发展依然无法畅通,就必须要进行革命。《革》卦彖辞就说:“其志不相得,曰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司马迁继承了《易传》的革命思想,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列陈胜入《世家》。《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将陈胜首义与汤武革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在司马迁看来,秦皇朝的统治已是天怒人怨,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封建统治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暴虐的秦皇朝最终被得以推翻,陈胜是有首义之功的。

   应该说司马迁史学通变思想的理论来源不仅仅是《周易》,也包括其他儒家六经经典,以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等等,然而作为哲理基础者当属《周易》的通变思维。而司马迁在史学领域首倡“通古今之变”之后,通变思想便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史学的一种普遍的思想,形成为一种民族史学的传统和精神。

   三

   《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继承了司马迁史学的通变精神,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班固所作《汉书》,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代表,历代正史的范本。从经学角度来讲,班固属于古文经学学者,《汉书·艺文志》首次将《周易》提升为六经之首,认为其他五经“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很显然,在班固看来,《易》之理是与宇宙相始终的;而这个《易》理的主要内涵之一,便是一种通变思维。《汉书》不但以此论学术源流,而且以此探寻历史变化。正是在《周易》通变思维的哲理基础上,作为断汉为史的断代纪传体史书,《汉书》的历史记述却能做到断而不断,断中有通,其中以“表”、“志”体现最为突出。《汉书》的“表”、“志”是贯通古今的,体现了历史通变的思想。如《异姓诸侯王表》反映的是自虞夏以来至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兴衰史,《百官公卿表》记述了伏羲以来至汉代的官职变化情况,《古今人表》对古今历史人物作了分等与评述,“十志”则旨在“通”的过程中了解各种典章制度的兴废与沿革,等等。很显然,《汉书》作为断代史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通变的思想。

   欧阳修私修《新五代史》,参与主修《新唐书》,史学建树颇丰。同时,欧阳修通晓《周易》,著有《易童子问》易著,以及《易或问》、《明用》等易文。作为断代史家,欧阳修同样重视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考察历史、解说历史。他通过对《乾》卦六爻的解说,认为“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将《易》的通变思维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自然是出于理学家的本色,却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易》理的透彻理解。正是从《易》的通变思维出发,欧阳修撰史重视对于历史盛衰问题的探讨。如关于五代衰乱形成的原因,欧阳修就明确认为是封建纲常败坏所致。他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这样的历史变易认识显然打上了理学的色彩,未必能真正揭示五代乱局的成因,却是在通变思想指导下来看待五代历史的变化的。同时,欧阳修肯定《易》理的物极必反性,相信五代“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这是以盛衰转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

   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代表了传统史学编年体历史撰述的最高成就。在贯通古今历史的过程中,司马光非常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看待历史的盛衰之变。在其易学著作《温公易说》中,司马光揭示了易道的本质即是通变。首先,司马光肯定《易》的变易特性。他说:“易者,阴阳之变也”,“阴阳之交际,变化之本原也”。认为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是事物内部阴阳互动的结果。而阴阳互动之所以会促成事物的变化,是因为“阴阳相殊”,即阴阳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司马光说,阴阳一方面具有相互依赖性,“阳非阴则不成,阴非阳则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一方面又表现出排斥、“不齐”性,阳具“刚健”之性,阴具“柔顺”之性,阴阳“各守一德,以生万物”。其次,司马光肯定《易》道变易的“物极必反”规律。司马光说:“物极则反,天地之常也。”事物的阴阳之变呈一种“物极必反”律,“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阳盛则阴微,阴盛则阳微”,阴阳二者“一往一来,迭为宾主。”由于天地万物皆以阴阳为体,因此这种阴阳盛衰消长之变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考察社会历史,则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历史不但是变动的,而且呈现出治乱兴衰的变动规律。司马光说:“阴阳之相生,昼夜之相承,善恶之相倾,治乱之相仍,得失之相乖,吉凶之相反,皆天人自然之理也。”司马光是理学家,理学家述史评史往往秉持天理的标准,故而有美化三代、贬损汉唐的普遍倾向;同时司马光又是位易学家,他又能运用通变的思维来观察三代、汉唐的历史。他肯定从上古到三代的历史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正是经过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等古圣王的不断创制,人们才告别了“处于草野”的洪荒时代,而进入天下大治的“礼义教化”时代。认为汉唐历史的衰败也是有个过程的,两汉“虽不能若三代之圣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是个遵守礼法的社会;此后的社会道德不断沦丧,以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然而物极必反,五代衰尽之后出现了北宋的转机,历史迎来了一个“自古太平未有若今久也”的新的太平盛世。一部《资治通鉴》,贯穿了司马光这样一种通变的历史思维。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是传统史学历史评论总结性的著作。王夫之是一位精通易学的史学家,著有易学著作《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考异》、《周易稗疏》和《周易大象解》等多部,他的历史评论也是以《易》的通变思维为基础的。《周易内传·系辞下》说:“读《易》者,所当惟变所适,以善体其屡迁之道。”不但肯定了变易乃《易》道本质属性,而且让读《易》者要“善体”之。《周易大象序》则进一步论述了体察《易》的阴阳之变对于修己、治人的重要性:“天下无穷之变,阴阳杂用之几,察乎至小至险至逆,而皆天道之所以察。苟精其义,穷其理,但为一阴一阳所继而成象者,君子无不可用之以静存、动察、修己、治人,拔乱反正之道。”王夫之的历史评论充满着这样一种通变思维。认为总结历史必须要有一种“通识”的眼光,他说:“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于是乎而有独断。”王夫之所谓“通识”的眼光,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原始察终”,只有以通识的眼光来总结历史,才能形成“独断”的认识。正是从通变的观点出发,王夫之肯定历史的发展与变革。他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日之道者多矣。”这就肯定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人们不可以简单地照搬古人的做法。王夫之还将这种古今之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认为古今不同道是“时”差的结果,“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时也”;历史的变易乃“势”之必然,“乱极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极而乱,非一旦之乱也”。纵观王夫之的史论,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以《易》的通变思维来评论历史的变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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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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