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方: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0-08-29 23: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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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分的江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中,江南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江南之异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江南非中国”论也逐步取代了早期的“江南即中国”论。因此,如何批判性地分析这两种极端化的叙事,辩证地处理江南与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在经济演化道路上的关系,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话题。跳出从江南内部看江南的“内史”框架,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把历史时期江南地域空间越来越小的变动过程视为中国经济的“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过程,或可构建“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的立体化的“新江南史”。

   关键词:江南话语 江南化 山海生态系统 新江南史

   作者简介: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一、“江南奇迹”:中国经济史话语中的“江南化”与“非江南化”

   大凡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对江南情有独钟的;即使涉及的范围看起来在江南之外,与江南无涉,但在探索研究地域的经济演化道路时,其背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个江南的影子,以之作为比较的基准或参照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南,也就没有中国经济史,江南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神圣空间。个中情由,李伯重在其被称为加州学派代表作之一的《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

   在过去的一千年来,江南一直是中国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文献记载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远为详细,特别是有关经济史的材料尤为丰富。同时,江南很早以来就已成为中国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在过去的千年当中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它理所当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无论是日本学界较早的“唐宋变革”论与“明清停滞”论,或我国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与“封建社会后期停滞”论,或西方学者对于“传统晚期的中国”及“近代早期的中国”的研究,事实上都主要以江南经验为基础。

   对国外学者而言,江南的确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学术试验场,是他们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近代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起源最重要的比较对象之一。从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到黄宗智的“内卷化”,再到彭慕兰的“大分流”,他们每一次从这里重新开始的学术之旅,都会在美国中国学和国内中国史研究中引起巨大反响。作为区域史、地方史的江南研究,每每获得世界历史意义。

   不过,对李伯重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江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倒并不在于这个地方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的“典型”意义,而恰恰是它的“非典型性”,也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区,它长期以来总是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经济表现远比其他地区优秀”。而且江南不仅在过去一千年中,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总是“脱离常轨”,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它的经济至迟在宋代就已居于前列。尽管最后并没有导向西方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且在1850—1978年甚至一度被这种西方式的道路强行改造,但并不成功。其后的改革开放,看起来是江南的农业成功地采用了近代化技术,使其有别于清代,但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在于“今天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成长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仍然还是清代的方法”,如果没有源于清前中期的因素,“很难想象会有今日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他的结论是,今日的江南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过去”不仅仍存在于“现在”中,而且还是“现在”中富于生产性的部分。今日的实践并非远离过去的实践。历史仍然在延续,江南仍然是江南。

   很显然,在李伯重看来,江南的农业,当然也包括江南的工业、城市及其他,是一种既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又有别于西欧的“另一种农业”“另一种农村经济”, 或者另一种经济成长方式。它形成于公元9世纪后期的唐代,崛起于11—13世纪的宋代,在17—19世纪中叶的清代臻于成熟,进而在当代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跃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视其为“江南奇迹”或“中国奇迹”自不为过。

   李伯重对江南道路之性质所作的概括,或许无法得到其他学者的一致认可,但其对江南之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特色、经济地位的判断,恐怕是所有学者都难以否认的。江南,这个唐宋以降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这个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个国人心目中如诗如画的天堂般世界,这个在当今学界不断滋生出“江南模式”、“江南道路”、“江南轴心期”、“江南奇迹”以及“江南学”等一系列令国人振奋的学术概念的神奇之地,确然占据了当代中国经济史叙事的核心。可以这样说,在看起来汹涌澎湃、势不可当的欧美现代性话语的强力冲击下,不管这种话语是如何因应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者所谓的后工业、后现代,身为寻找中国历史自主性,抵制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学者,似乎都可以从江南的土地上,找到学术或心灵上的寄托或慰藉。这一片曾经让历代帝王爱恨交加,让域外之民视为天堂,让无数文人雅士视为桃花源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成了现代中国学者在曾经令人窒息的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资本主义、另一种现代性,乃至另一种生态文化或“另一个中国”的最完美的场域。相较于其他地域在中国经济史或区域史研究中的关注程度,江南的地位始终无可逾越。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以至于刘志伟称之为“江南情结”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中心观”;即便是在8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省这种江南中心模式,逐渐走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囿于江南一隅的限制”,在江南之外如华南的福建、广东等地“开辟了新的空间,形成可以同江南研究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的区域研究范式”,但结果并没有动摇,反而有助于更深入地反思“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核心性”。

   然而,就在这一“江南奇迹”得以清晰建构,进而广为流传时,对国内外的江南研究者来说,其所指地域范围反而愈显模糊,愈加不确定。每一位学者看起来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江南,而每一位学者的江南又各有差异,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甚至怀疑“江南”一词是否有资格作为这一奇迹发生地的特定称谓,一个流传数千年的地域概念在当下似乎正面临被解构的命运。此情此景,多少有点让倡导构建“江南学”的学者始料未及。

   目下从事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傅衣凌是此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确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活跃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当中,直接以“江南”命名其研究地域的,似乎仅有傅氏等极少数学者,但他笔下的江南以及毗邻的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说法。较早自觉而明确地对江南,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的空间范围专门作出系统论述的,先后有李伯重、周振鹤、徐茂明等学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7年第3期推出题为“江南到底在哪里”的专辑,向来自地理、气象、文学、语言、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学者征稿,请他们给出各自心目中的江南定义及其范围。此后学界对江南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渐入高潮,讨论的时段也不限于明清时期,而是迄至当代,远及宋元、隋唐、魏晋、秦汉、先秦,乃至史前。一个五彩缤纷的江南地域或江南意象因此纷至沓来。这里既有自然意义上的江南,也有经济意义上的江南;既有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南,也有语言文化或心理意义上的江南;有学者还打出“生态江南”的旗号,只是其内涵并未跳出自然地理的框架。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给我们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江南意象,也推动着江南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有趣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注意到不同的江南概念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也愈来愈关注它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其不同的称谓,而且都会承认,历史时期的江南,无论是从经济、行政,还是从文化、心理意义上来说,其范围都比现在要大,或者说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缩减过程。但是其中有一点依然确定无疑,这就是,他们所要研究的江南,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或“非典型”意义,都被框定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之内;他们在慨叹多变的江南之后,总是给读者来一个“但书”,把目光牢牢地投向以苏杭为中心的太湖平原。而且至少从李伯重开始,他们给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域空间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含义,诸如地理上的完整性(或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经济上的一体性、地域认同的不变性、方言的相同或相似性(即吴语文化区)、民风习俗的相近性,以及在行政沿革上历史渊源的共同性,此外还有财政意义上的同一性,如“财赋江南”或“江南重赋”,简言之,即是一个在地理、经济、行政、语言、文化、心理和历史等方面都高度统一和整合的地域共同体。依徐茂明所见,“江南”一词,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它被赋予了远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与此相应,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则小心翼翼地圈定自己的关注空间,尽可能地把名义上称为江南或曾经被视为江南的地区排斥于江南之外。李伯重的江南是“八府一州”,认为它们“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而与其毗邻的江北、皖南、浙东、浙南各地,一则为江海山峦这些天然界限所隔开,二则其人文社会条件与“八府一州”差别明显,故此不列入江南的范围。I徐茂明的江南更小,他明确地把宁镇地区视为与太湖平原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域。有意思的是,其他学者为将这些被排斥出去的部分纳入江南的研究,也是从这一论证逻辑出发,强调其与江南核心的均质性或“正相关性”。王家范在为《江南史专题讲义》作序时如此解释:

   从我阅读的经验看来,“江南”这个概念是随着历史渐进而越来越趋向于缩小。一方面,曾经作为大区域的“江南”,其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的地方差异日益拉开,各自逐渐塑造出不同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它很难作为一个“共相”的大概念被长期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精力与兴趣也趋向于缩小范围,做细做深。区域越大,资料搜齐的难度越大,归纳判断更不容易。因此,今天江南史的研究者多数采取“小江南”作为目标,最多只是把宁绍与徽州包容进来,与当下“长三角经济区”的地域范围大体吻合。

   不过,从众多学者的讨论来看,后一原因实乃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对江南“共相”的追求。而这种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对某种整齐划一、卓尔不群的江南特性或“江南性”予以确认的“江南化”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塑造“地方差异”或“个性特点”的其他相关地域排斥而去的“非江南化”或“去江南化”过程。这既是江南话语的分裂过程,也是它的生成过程。

这种界定无疑会给人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隐含着把近人对江南的认识作为剪裁历史之尺度的主观倾向。而为摆脱这种学术上的困扰,高逸凡、范金民提倡用“浙西”取代“江南”。他们认为,过往学者之所以把同处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以及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等同于狭义的江南,大多出于对文献的误读;这些地区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江南腹心”或财赋重地,至多可以论证“明清时期的江南包含太湖流域”,却不能推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就是太湖流域或核心区域(或‘八府一州’)”这一结论。在他们看来,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其等同的“江南”不过是开始于近代文化心理上的概念;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其区划范围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且上承东汉吴郡,迄至明初分属南直隶和浙江,时逾1200余年,且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有其影响力,因此“从‘浙西’这一概念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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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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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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