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错在何处:假设与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9 次 更新时间:2020-08-29 22: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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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经济人是超道德的,新古典经济学设定了同质的原子个体,奥地利学派则设定了创利而非寻租的企业家;另一方面,经济人是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由此打造出均衡的逻辑化市场,奥地利学派则由此预设了不断扩展的市场协调。正是基于先验的经济人假设,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个人会理性地追求由其固有欲望所决定的个人利益,由此不仅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可以促使有效率的制度得以确立而发展。但是,自由市场制度也许适应于简单的社会情境,却难以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法学家考默萨就指出,“当存在无法消除的无知、残余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时,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往往就会发生。首先,这些因素可能会有助于形成不公正、无效率的交易。其次,也可能是最致命的,是许多相关当事人害怕自己的无知,往往选择不参与交易,而这些交易原本会给他们自己、交易对方以及社会整体带来更多的效用。”[48]

   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努力地将其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与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相联结,但显然,它严重忽视了斯密提出并倡导“无形的手”原理的社会基础。在斯密那个时代,市场经济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市场交易依然以熟人之间的小规模交易为主,并且交易行为依旧受到社会伦理的明显制约,因而市场之恶还没有得到显著的传播开来。但是,后来随着市场交易半径的越来越长,逐利心就冲破了社会伦理的束缚而恣意横生,乃至市场之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展露。凡勃伦在《企业论》一书中就指出,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扩展带来了破坏性竞争和兼并浪潮,资本主义竞争已经变样了,斯密意义上的竞争已经退场了;其理由是,此时的竞争变成了控制生产的商业企业与作为消费者的公众之间的竞争,而商业企业实现有效竞争的主要支出就是以广告为主的推销和削减产品之类的人为破坏。尤其是,随着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分裂以及金融霸权的兴起,逐利的金融资本甚至不惜以破坏生产和财富创造来获取高额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2015年的中国互联网经济泡沫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为此,明斯基就将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图景成为“物物交换范式”或“乡村集市范式”,而将现代市场中银行家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易并关涉金融相互关系和现金流网络的图景称为“华尔街范式”,进而认定“华尔街范式”才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适当范式。[49]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正因如此,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资本已经显著地从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从“‘竞争性的’经济转变成了‘有组织的’经济”;[50]相应地,各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和市场堕落效应就已获得了尽情的展露,金融资本的危害在进入21世纪后更显突出和严重。然而,从欧洲转到美国后的经济学却更加推崇自由市场,主张自由贸易,由此甚至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异的两大经济思潮。例如,94.8%的美国经济学家支持或有保留地支持“关税和配额将减少经济福利”这一命题,而法国的数据则是70.4%,奥地利为85.7%,瑞士为87.4%,德国为93.8%。[51]而且,奥地利学派从欧洲转到美国后也出现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事实上,庞巴维克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维克塞尔则是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但是,奥地利学派的信徒们却片面地承袭自由意志论者米塞斯(以及哈耶克)的思想,从而对市场经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多德就写道:“或许对斯密而言,‘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是可以饶恕的罪过;但我们无法原谅今天的经济学家对人们已经认清的过去和现实的漠视:他们的忽视是蓄意的——这是他们专业训练的一部分。”[52]根本上,这就受制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推崇并迷恋自由竞争和市场秩序,但是,这种学说体系与其说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论之基础上,不如说是依赖于先验的特定信念并运用各种措辞为之进行辩护。休谟就写道:“用不着渊博的知识,就可以发现现在各种科学的缺陷情况,即使门外的群众,根据他们所听到的吵闹的声音,也可以断定科学门内井非一切顺利。任何事物都是论辩的题材,学者们对它都持有相反的意见。对于一些最为微不足道的问题,我们也爱争辩,而对于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却也不能给予确定的结论。争辩层出不穷,就像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而当人们进行争辩之际,却又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就像一切都是确定似的。在这一切吵闹中间,获得胜利者不是理性,而是辩才。任何人只要具有辩才,把他的荒诞不经的假设,说得天花乱坠,就用不着怕得不到新的信徒。获得胜利者不是持矛执剑的武士,而是军中的号手、鼓手和乐队。”[53]这意味着,对那些习以为常的流行观念和传统智慧,真正的学者应该持有审慎的态度,不仅需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而且需要持有批判性思维。休谟继续写道:“真理如果毕竟是人类能力所能及的,我们可以断言,它必然是隐藏在深奥的地方。最伟大的天才花了极大的精力,还是没有收获;我们如果希望真理可以不劳而获,那真可谓是狂妄自大了。”[54]

  

   六、结语

   张维迎等奥地利学派的教义派之所以持守市场有效说和企业家精神理论,主要是源于对奥地利学派学说的僵化理解而将市场机制和企业家行为理想化了,从而也就看不到市场机制的失效和企业家行为的破坏性一面。进而,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如此推崇和迷恋市场机制,根本上就在于,它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将分析逻辑建立在先验的经济人假设及其派生的理性选择框架之上,从而也就嵌入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但是,正如凯恩斯很早就批评的:“说是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者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说是开明的利己主义总是为公共利益努力的,这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况且利己主义一般也并不是开明的;当个人各自从事于争取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时,往往会过于愚昧,或过于脆弱,甚至连这方面的目的也难以实现。”[55]同样,宾默尔也写道:“与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我被灌输的观念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有效的并在信息上也有效的工具。但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能够在真空中运行的观点却是大错特错。没有一个适当的社会契约作为背景,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私有产权的概念。”[56]要知道,凯恩斯和宾默尔都自称是辉格党人,从而总体上都是市场的拥护者,但也都看到了市场的问题。

   有鉴于此,卡尔•波兰尼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说错误地假定,在不考虑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就能对现实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充分的理论解释。[57]既然如此,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为何又以先验假设而非现实观察作为分析的起点呢?根本上又在于,他们试图构建一种普适性而非历时性的理论,进而就致力于探究基于逻辑的理性真理。对此,琼•罗宾逊很早就指出:“既然他们相信自己是在追求永恒的原理,他们就很少关注实际形势的历史特征,尤其是他们倾向于用平等的小有产者社会的经济学来分析先进的资本主义。因此,正统派的竞争观,势必要求每个市场的每种商品由许多按照个人主义方式行动的生产者供应,他们不会受公开的共谋约束,也不会受不自觉的阶级忠诚约束;正统派的竞争观还要求任何个人可以自由进入他感兴趣的任何活动”[58]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先验假设,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往往也就是根基于先验的信念而非对现实的真实观察。

   譬如,奥地利学派宣称,“穷人是现代创新的主要受益者”[59]“穷人从现代经济增长中收益最多”[60]“穷人向来是企业家尊严和自由的主要受益人”。[61]确实,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而企业家在技术传播和产品创新过程中又起到了推动和领导作用;同时,正是由于企业家引导的创新,整个社会都蒙受其利,进而也导致穷人的境遇得以改善。但问题是,究竟谁从市场中享受更大的利益?明显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如此偏盛以及企业家得到如此推崇的今天,社会收入差距也要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哈维就指出,当前全球最有钱的100名富豪仅在2012年就新增了2400亿美元,而这笔新财富足以立即终结世界的贫穷问题。[62]显然,奥地利学派的论断与其说是基于理论和现实的充足基础,不如说是基于某种先验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其实,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不要说穷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人,即使仅仅能够成为平均受益人,那么,凯恩斯在1930年所预言的情形在现代社会就会得到印证:工人们的每周工作时间将会缩减至15小时。[63]但现实却是,普通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是每周保持在40小时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劳动时间则更是长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技术进步和创新所创造出的收益在分配上是极端不均等的,强势的一小撮人占有了绝大部分收益;进而,除了在初始分配中的不公平外,强势者还会凭借自身的信息偏在和交易能力等优势,并利用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在交换、消费以及投资过程中进一步转移穷人的收益。然而,面对现实市场中出现的信息欺诈、利益掠夺、两极分化以及秩序中断等现象,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很少加以认真的关注或对待,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奥地利学派在哲学思维上的肯定性理性以及在方法论上的先验预设。正因如此,通过对奥地利学派分析思维以及方法论缺陷的剖析,整个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崇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就会分崩离析,由此也就会导向多元化的治理模式,进而也就会引入政府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积极角色。休谟就指出,“政府虽然也是由人类所有的缺点所支配的一些人所组成的,可是它却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发明,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64]

   当然,尽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远不像奥地利学派所相信和宣称的那种有效,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由此将导向其对立的(传统的)国家经济或计划经济,而是更应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后看一下勒讷在其《统制经济学》一书中的开篇说明:“这本书名为《统制经济学》,自然有与凡人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含义,但是统治的意思不一定是集体主义。它意味着慎重地实施最能促进社会利益的一切政策,而不是预先判断集体所有和经营或某种形式的私人企业这个争论问题。与统制相对立的放任,并不是要摆脱重商主义的教条和私人垄断的利益。这种摆脱本身可以看作是为社会利益而实行的统制。亚当•斯密肯定是抱着这个看法。说得确切些,统制经济学是与这样一种态度相对立的,即认为政府要听其自然,只因为它是政府,作为政府,它是无权干涉企业的。这个右派教条(有时是由私人势力鼓吹起来的)系根据一种反社会的态度,它不是(或拒绝)把经济活动看作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而是把企业看作纯粹个人谋生或发财致富的方法,财富的发现者或获得者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利——这种权利有时与民主制度本身等同起来”;[65]“右派教条实际上是说,政府决不应当干涉牟利的企业,与此相反的左派教条,是要实行百分之百的集体主义,把任何追求私人利润的企业都看成是不道德,而不予以法律保障。我们的任务是要采取一条介于这两种教条之间的道路,既不认为私人企业是唯一完善的制度,也不认为国家所有制是唯一完善的制度——这就是要考虑一个国家,它能运用它的统制权来使最能促进公共利益的方针在每一特殊场合下都能够得到实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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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维迎:“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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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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