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错在何处:假设与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1 次 更新时间:2020-08-29 22: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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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由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推导出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按照斯密的真实想法,要获得个人利益,就要与他人交换,从而必须考虑他人利益,由此才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增进社会利益。这就意味着,“看不见的手成功与否取决于个体商人是否选择通过政治影响、权力的使用以及其他方式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看不见的手既要求有良好的制度也要求有良好的规范,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在明确界定的游戏规则中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不是通过试图影响制度与规则来追求利益”,而这种良好的制度根本上“是习俗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植于习俗之中,“胆小、善良的商人……就不寻求与其他商人一起去获得国内生产的特权。它只是倾向于国内生产”;进而,“斯密笔下天真的商人(就)被描述为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从事柯尼斯堡的玉米和里斯本的水果贸易。”[33]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主体就不再是农产品集市中的水果商、面包师、屠夫,而是具有一定市场垄断力乃至高度垄断性的大贸易商、大资本家。作为现实主义者,斯密显然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指出,(1)那些整日盘算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2)这些人的个人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而且,“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也被他们所欺骗所压迫”。[34]

   其实,斯密对人性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休谟《人性论》的影响。休谟认为,“利己心,当它在自由活动的时候,确是并不促使我们作出诚实行为的,而是一切非义和暴行的源泉;而且人如果不矫正并约束那种欲望的自然活动,他就不能改正那些恶行。”[35]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逐利的商人通常会采取各种方式来获取垄断而减少竞争,这必然不利于公众利益;同时,几乎所有的政策法规也都是商人与制造者设计的,这就必然使得“我们制造者的利益,受到了最特别的注意。消费者或不如说是其他生产者的利益,就为着制造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36]相应地,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对当时的情形则描写道:“尽管贸易本身是高尚的,绝大多数商人却是骗子,的确‘仅次于虚伪的教士,居民中没有一个阶级比它对基督教共和国更有害’;他们的工作是放高利贷和垄断,以及收买政府去监视他们二者。”[37]正因如此,尽管斯密运用“无形的手”隐喻来说服立法者允许个人商人可以运用他们以最有利的方式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但他同时又对纯粹市场机制以及大商人和大资本家的逐利行为充满警惕。斯考森就指出,斯密尽管信仰市场,但绝不是商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士;相反,他的目标在于说服立法者,抵制对商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采取行动促进共同利益。[38]

   更为甚者,尽管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被后人视为深刻的洞见而广为赞誉,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20世纪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的看法,而不是斯密本人的真实思想。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也是阿马蒂亚•森的妻子)艾玛•罗斯柴尔德梳理了斯密分别在三个不同场合对“无形的手”这一术语的使用:(1)在18世纪50年代所写的《天文学史》中指出,诸如打雷与风暴等“大自然的无规律事件”是由“智慧但无形的存在——神、鬼、巫婆、精灵、仙人”决定的,而“火燃烧、水冲刷;(则)由于自身性质的自然规律……宙斯的看不见的手从未作用在那些事情上”:(2)在1759年出版社的《道德情操论》中则指出,那些富裕的所有者仅仅在“天生的自私与贪婪”驱使下去追求满足“他们自己的虚荣和贪得无厌的欲望”,因此,尽管他们的确雇佣了上千贫穷的工人来生产奢侈品,以至“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来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并未打算这样,也不知道它的存在”;(3)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探讨国际贸易时指出,如果没有进口限制,商人出于“他自己的保障”的考虑仍然会倾向于支持国内产业,进而会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实现一个并非是他本意的目标”。由此,艾玛•罗斯柴尔德认为,“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态度在这三种情况下的每一个上都是相似的,而且是讽刺的。他取笑了在《天文学史》中相信看不见的手的多神论者;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他取笑了那些由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的人们。他也取笑了那些相信神的秩序和体系的哲学家们”;进而,“斯密本人似乎没有高度重视看不见的手,而且他三次都是粗略地提及它”,甚至“斯密的评论家也提到,在21世纪之前,看不见的手只是很少被提及。”[39]

   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斯密的“无形的手”。按照艾玛•罗斯柴尔德的看法,斯密使用“无形的手”隐喻只是“在暗示会存在一种无须设计的秩序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无须处于一个监管一切的最高统治者的控制之下也可以繁荣”,但21世纪所理解的“无形的手”却在暗示“事实上在没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社会最终将会使繁荣的或有序的”;显然,后者“不是斯密明确表达的一种可能性。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希望或者是一个暗示”。事实上,“可以认为斯密曾断言,秩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设计的存在。这是对看不见的手的严肃且非讽刺的运用:人们的努力会获得成效,还能够成功地使整个社会获益,而无须服从于最高统治者与立法者的管理。……但是,斯密在《国富论》或其他地方并没有表明设计的不存在本身是确保制度或繁荣的充分条件。设计的不存在并不意味着秩序的不存在。”[40]然而,尽管斯密式以温和的且具讽刺性的方式提出“无形的手”,但这一思想却被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宣扬自发秩序和自由市场以及倡导无限制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进而也成为张维迎等奥地利学派教义派所持政策主张的理论依据。有鉴于此,这里再次回顾一下艾玛•罗斯柴尔德对自由主义思想潜含的两大缺陷所做的剖析。

   第一,它忽视了金钱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转化。事实上,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剖析了人们通过政治手段来追求其经济目标的可能,但是,造成这一可能的市场势力的环境在自由主义思想中被忽略掉了。艾玛•罗斯柴尔德写道:“当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力量时,自由的经济秩序——由看不见的手所安排的体系——是无效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参与者从不同的初始禀赋出发,他们的禀赋嘴拙实践而变化,而且他们有时候试图使用这些禀赋(钱、权力)来影响经济规则本身。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在任何实质性的规模或者对于任何实际的成功而言,看不见的手几乎是无用的。但是,防止人们使用他们自己的禀赋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未被。防止人们试图去影响公共政策就是颠覆政治自由”;“因此,经济竞争与政治竞争的影响范围对于自由的经济秩序而言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还影响着人们有关社会秩序,有关在一个给定的社会秩序中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是,以及他们如何改变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观点。”[41]

   第二,它嵌入了对自由经济体系的乐观主义信仰。事实上,斯密本人就生活在一个极度不确定但富有想象力的时代,从而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抱有宽容态度,进而相信人们不会以不正义的方式来追求其利益,而且相信他们也希望生活在一个不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中,这些都构成了经济自由体系的基础。艾玛•罗斯柴尔德写道:“如果存在任何乐观主义的话,关于均衡乐观主义就是在确立经济制度的规则中经济政策的效率性。相比之下,看不见的手的‘进化了的秩序’的说法完全基于进化理论”;相应地,就斯密而言,“在经济政策的经验和知识中(尤其是在金钱向权力的转化的方面),他几乎没有信心,而且在制度的永久智慧中,他甚至有更好的信心。但是,他的确有两个理由来信赖看不见的手所安排的体系。就现代思想而言,一个理由是非经济的(或者是不与效率有关);在这个体系中,人们做出的他们自己关于生活方式、工作地点、如何花钱等的选择。与那种这些选择都是政府调控的目标体系相比,它是更加公正的。另一个理由是——关于排除策略或第二个最坏的结果的观点——与效率有关……自由体系不是所有体系中最糟糕的,至少它比调控体系更有效率。”[42]

  

   五、张维迎的思维缺陷之二:对理性选择分析的滥用

   张维迎等人之所以持守市场有效说和企业家精神理论,更主要是承袭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学说,进而受到奥地利学分析思维的显著影响。例如,张维迎就多次宣称:“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43]那么,奥地利学派为何致力于阐释和宣传市场机制,乃至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推崇市场和企业家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根植于自然主义的先验性思维。米塞斯就自豪地宣称:“努力得出普遍正确知识的人类行动科学是一个理论体系,它迄今为止最精心地构建的分支是经济学。在其他所有分支中,这门科学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我们这门科学不考虑偶然性,只考虑本质。它的目的是理解普遍性,而它的程序是形式化的和公理化。它看待行动和行动发生的条件,不是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它们的具体形式,也不是以其实际的背景,就像我们在每门自然和历史科学中看待它们的那样,而是把它们看作形式的构造物,它能使我们理解纯粹人类行动的形式”;[44]相应地,“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这个范畴有时被表达为经济原则(例如,节约的必要性),有时表达为价值原理或成本原理。它们是先验地推到出来的,因此也就对属于这样推导出来的基本原则的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提出了要求权。”[45]

   问题是,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运行规律而不是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进而生活世界更是由具体关系中的人类行为互动塑造的;因此,要真正认识市场运行机制,显然就需要剖析真实世界的行为机理。然而,根基于先验的自然主义思维,奥地利学派却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先验地将市场主体设定为同质的理性经济人,进而将其分析建立在理性选择框架之上,由此也就得出了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的系列论断。事实上,米塞斯的极端先验性已经遭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甚至他的学生哈耶克也与这种纯逻辑演绎的观点划清界限。[46]但是,这种先验的理性设定及其分析思维并没有从奥地利学派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消逝,相反,张维迎等奥地利学派中的教义派尤其致力于阐述和发扬米塞斯的这种先验主义分析思维。有鉴于此,基于市场主体的特征维度,我们就可以对奥地利学派分析思维进行深层次的考察,由此不仅可以挖掘其为自由市场和企业家行为进行辩护的逻辑缺陷,而且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一个真实的市场。[47]

   一般地,流行的理性选择说将市场主体视为(完全)理性的,而且也是完全自主的;相应地,自由竞争中的社会互动和市场交易不仅不会遇到障碍,而且还会导向市场的扩大和协调,导向社会分工的持续扩展。正因如此,只要根基于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无论是采用数理建模推理还是采用文字思辨逻辑,最终都必然会得出市场有效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结论。无论是李嘉图、瓦尔拉斯、阿罗、莫迪利亚尼等数理派提出的一般均衡原理、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李嘉图等价原理还是斯密、巴斯夏、哈耶克、科斯等文字派提出的“无形的手”原理、利益和谐论、自发秩序原理、科斯中性定理等都是如此。然而,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体的异质性,考虑到市场交易中的权力和地位不平等,那么,就会得出反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结论。当然,异质性和权力结构等都很难得以量化,从而也就难以构建严格的数理模型,而更多的只是运用思辨逻辑的文字表述。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热衷于数理建模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为何充盈着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而更擅长思辨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则会出现更多的反新古典自由主义学者。

显然,包括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先验地以同等理性的经济人为核心假设: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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