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务念: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8: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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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务念  
工作能力、职业规划(有相关实习和工作经历、目标的执行力、对职业的了解和自我定位等)、应聘技巧等与就业直接相关的因素显得格外重要;学习成绩、热门专业、学校名气地位等与高等教育直接相关因素的重要性有降低的趋势[62]。

   (二)就业紧张与高校同质化之间的张力

   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近年大学生就业难的核心原因在于结构性失业[63],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业特征,“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两种现象并存。市场转型后,对于就业岗位的配置以市场机制为主。与此最直观的对应就是高校的身份地位与毕业生就业率的错置。从学校类型层面看, 2011年,“985”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最高,其次为高职高专院校和“211”院校,独立学院、一般本科院校、科研院所和军事学院的初次就业率相对较低[64]。2012年,就业率排名第一的是985高校,第二位是高职院校,第三位是211大学,第四位是独立学院,地方普通高校垫底[65]。2013年,高职大专院校的初次就业率最高;其次是“211”(包括“985”)重点大学,为75.5%。多年数据均表明,地方本科院校初次就业率是垫底的,而以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职院校就业率高居第二,仅次于985高校,且高于211大学(马晖大学毕业生就业并非越来越难初次就业率为71.9%[N].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05月14日)。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劳动力市场的风向标指引着院校转型方向。

   1985年,高等教育各层次中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之比为8∶100∶52。1985 年之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很难撑起一个现实的研究生教育层次,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为高等教育绝对主体的本科教育,无可选择地承担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任。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长期形成的一套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体系其弊端暴露无遗。20世纪80 年代,我国开始反思以专才教育理念为核心的苏联模式,转向学习美国通才模式。综合化成为新一轮院系调整的主旋律,大体在校际之间以及学校内部两个层次上进行。作为校际之间的综合,1990年代后,前后共有900 余所高校加入到合并运动之中,从此,综合性、多科性高校成为主流,完全意义上的专门学院基本消失了。作为高等学校内部系科专业之间的综合,指的是在许多高校为淡化专业界限,打破专业壁垒,将一些性质相近、口径较小的专业合并重组成宽口径的大专业;以及组建大范围的“学科群”以促进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并取消与具体的专业相对应的教研室制而改行学院制,以便于组织建制上相配套。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个别高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国家政策层面也作了不同程度的引导。国家教委在1992 年理科专业目录中,将人才培养规格分为“基础”和“应用”两种类型[66]。《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提出本科教育要“制订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重点发展应用学科”,并着力推动了“211工程”“985工程”等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但是占很大比例的普通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则没有明确。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张政策的连年实施,高校的发展定位问题越来越凸显。1999年后新建本科院校多由办学历史悠久、办学水平较高且特色鲜明的高职高专院校升格而成。这些本科院校的新成员大多因缺乏本科教育经验或者在专科层次办学时就属于本科压缩型办学模式,在升格后模仿学术型的老本科院校办学模式,并逐渐形成路径依赖。大众化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仍在沿用精英化背景下趋向于学术型的单一质量标准。

   (三)院校转型:政府引导及其探索

   为了“克服同质化倾向”,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应用型本科教育问题在国家高层的决策和讲话中频频出现。自此,“应用型本科”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是国家决策层关注的重要改革工程。在教育适应经济社会、产业发展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国家或地方政府举办高校,一是满足整个社会或当地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二是获得为国家区域或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如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问题解决后,政府决策层关心的是,“你教育不能只是花钱,花那么多钱要考虑为我做了什么(政府关心的经济社会发展)?”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谈到中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是个“断头桥”,并指出要搭建开放内外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认定转型发展是对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真正破题,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向应用型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在高校分类发展的理念支持下,国家改革与发展教育的动机是把高等教育的功能更多地引向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表明,自2010年起教育部开始筹划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将高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变以往单一的学术型或研究型办学模式。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教育部等6部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 2020年)》来看,今后高校将分为研究型高校、应用技术型高校、高等职业学校。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教发〔2015〕7号文件) 明确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决策部署”。至此,院校转型发展工作开启了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模式。《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年)预计,到2022 年将会有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

   因素有强国家传统,三千年大变局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至今没有改变“政府主导型”特质。[67]国家层面一系列的讲话与文件表明,在这次院校转型中也可见政府的高位推动。相应地,政策驱动的院校转型,其方法论主要体现为通过方向指引和资源约束使院校完成规定的动作和程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由政府部门推动的高校转型改革,将以欧洲应用技术大学为蓝本。“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4月25日的“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的致辞中指出,要在高校专业设置、财政投入等方面对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的地方高校倾斜。“从今年开始,在基本稳定规模的前提下,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增量支持转型试点取得明显成效的高校和专业,省级要对存量计划进行调整,用于扩大符合产业规划、就业质量高和贡献力强的专业招生规模。”[68]国务院常务会议甚至作出了业务指导,要求转型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学以致用[69]。

   2015年,国家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自此,浙江、河南等20多个省(区、市)出台政策,3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参与改革试点。面对国家和省级层面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标准缺失的困境,一些省份先行探索。如2016年广东省公布14所首批应用型本科转型试点高校名单,已基本完成一个人才培养周期,正着手印发《广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标准》,在全国率先探索试行建设标准。不管是政府政策驱动还市场生存驱动的院校转型,对于院校层面来说,其转型方法论大多表现为顶层设计式的整体规划,如推动办学定位、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教师科研等各个方面的转型[70]。

  

   六、结论与讨论

   就中外高等教育史而言,源流及类型丰富多元,本文无力概览。本文的目的在于回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基础问题:高等教育的应用性追求,究竟是一种当下时髦,还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求存与崛起过程中的现实追求?以及近代中国以来,相较于学术性或通才性追求,对于高等教育的应用性为什么会更加浓厚?本文主旨不在提出当前下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且笔者当前也对此力有不逮。但是,对于基础问题的探讨,也是基于现实关照的。为此,依然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中,针对高等教育的应用性探索实践等作出总结,并就其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国家意志与高等教育使命、高等教育理想类型与现实样态、知识生产与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路径等作出开放性讨论。

   (一)高等教育的应用性探索及其国家意志

   应用型高等教育是当今学界时尚,并不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对于应用性的追求实践也是新近事物。总体而言,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主张“君子不器”,排斥现代官僚制所要求的专业分化、职业训练和获得的经济学思想[71]。直至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和洋务派等统治集团为“救亡”和“强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被引入。晚清之际,统治集团赋予高等教育“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具价值,兴办了一批具有专科性质的学堂,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减轻借才异域的压力与尴尬。自此,虽历经重大的社会制度变革与政权更替,但对于应用型(性)人才的培养,一直是国家层面对于高等教育的艰巨任务。民国早期,面对高校毕业生失业严重以及“高等教育破产”的争议,南京国民政府当政者着眼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抑文崇实”,实施“专才教育”,以配合政治的需要与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正处经济社会百废待兴之际,国家需要人“急”需要才“专”,“通才教育”受到批判,“专门人才”成为改革开放之前的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并以院系调整与专业细分两项改革政策使之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制度逐渐形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日益实现,然而大批本科院校办学依然走精英化的同质路线,就业岗位的体制外供给成为主流,用人单位的实用主义特征导致高校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国家为此做出了院校转型的决策部署。至此,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的应用性追求,一直是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的艰巨任务。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可以从重大事件上作出断代或周期划分,但历史事件往往只是表象,不能反映历史背后的深沉本质,“态势”和“周期”也不足于寻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长时段历史可以让人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延续性,而且也只有长时段历史才能观察到历史长河中的决定性因素。[72]这一点,提醒我们,观察中国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不能只是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世纪之交以来的历史,也不只是割裂地观察不同年代中的高等教育演变。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引入中国的一百五十多年来,历经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制度变革,国家从未退场。可为什么国家一直对于高等教育有着如此热切的应用性诉求,其中一定有着“结构”性的根本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近现代化一直需要高等教育的深度参与。与先发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之路不同,中国作为“政府主导型社会”,国家承担着更繁巨的任务。中国高等教育为何青睐于应用人才的培养,这契合于国家主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承载着国家和政府意志以及社会治理方案。即使是今天的院校转型,也是国家在结合国家建设与回应市场需要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分类作出的部署。布鲁贝克从哲学层面分析了高等教育存在的两种合法基础:一种是认识论的(注重知识本身的价值),另一种是政治-社会论的(注重知识的政治社会功用)[73]。具体到高校分类中,持前一主张者,则为学术型定位,强调培养学者和发展理论知识,认为大学的本质和职能在于发展学术、探究知识和真理本身。而倾向于后一主张者,则为应用型和技能型定位,强调的是培养实用性人才以及开发实用知识和技术,认为大学探究知识和真理作为服务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手段或工具。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是国家建构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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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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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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