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务念: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8: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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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务念  
所谓职业教育的实施,除了政府今日出布告,明日出布告,和名流今日演说,明日谈话外,事实上职业学校的设立,寥若晨星,反之,大学的筹办之见于报章而行诸实行者,犹如春笋怒发。”[37]1947年,堪称民国时期教育水平最高的年份,全国工科在校生(包括专科学生)仅为27579人,甚至少于法科学生[38]。

  

   四、经济社会的百废待举与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向:1950—1985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际,百废待兴,人力资源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为社会经济建设所极端匮乏。出于理性配置人才资源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实行统包统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于人才需求的急切,不仅表现在话语上,更是通过批判通才教育目标以及院系调整等行动,得以实现高等教育向专才目标的转向。

   (一)国家需要人“急”,需要才“专”

   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国家建设的重任使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别的领导人更早、更充分。1950年6月8日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周恩来说了一句很实在、很广为流传的话:“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39]1951年,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强调“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任何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40]。1951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仅为各地区请求分配人数的十分之一,远不及国家各方面建设工作的实际需要。[41]1952年7月在第146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周恩来具体指出:“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连我们在座的大中知识分子在内,外行人很多,一讲到建设,就感到知识不够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42]

   为了满足紧迫的人才需求,1952年1月3日,教育部发出指示:理学院、工学院水利、采矿、冶金、地质、数学、物理、化学、气象等系应在1953、1954两年暑假毕业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并规定:三年毕业的学生即作为正式毕业生,由中央人事部统一分配,其政治待遇、物质待遇与四年制毕业生同。[43]此后,土木、机械、化工、纺织以及工业管理等系的学生,也有的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而实际上,提前毕业参加分配的大学生远远超出教育部指定的这些科系。其实,不仅工科专业提前毕业,文科专业也不例外。1952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加上四年级毕业的学生共150多名全部新华社“包”去。[44]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在中国尽快建成社会主义。为此,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强调“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45]。据《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报道,即使到了1956年,各部门曾提出需要高等学校毕业生十八万人,实际配备的毕业生只达到需要数的30%多一点。这种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特别表现在工科一部分专业上[46]。

   (二)对通才教育的批判与专才目标的确立

   中国本科教育出现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1949年前,政府规定的办学方针中,本科教育主要以通才为培养目标[47],虽然实际办学中往往被赋予实用目的。1949 年至1980年间,高等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本科教育的发展[48]。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从通才向专才转变。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关于高等教育的法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明确将“高级建设人才”作为办学宗旨[49]。因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50]。1951年起,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向苏联学习的深入,日愈强烈地要求对本科教育“专门化”,目标定位逐渐从“建设人才”向“专门人才”过渡。1961年本科教育的专才培养目标在《高教六十条》中最后定型:“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51]

   可从官方对通才教育的批判中透视高等教育培养目标转向的动机。1950年初,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认为,“旧式大学所说的‘培养通才’,实际上往往培养出许多‘样样懂,样样不懂’的‘空才’,这是要不得的。”“新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必须不仅照顾到今天的各个个别业务部门的需要,而且要照顾到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和长远的需要。”[52] 1950年6月,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高等学校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教育是不行的;同时这种理论教育也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53]苏联专家福民更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阐述通才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专门人才”一毕业就能与具体的业务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这是最大的好处。培养“通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反映在高等教育上的特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无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现象很多,为了更容易找到职业,学生们每一样都学到一些;再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私有财产制,工厂、矿山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些众多的小企业希望聘请的工程师是门门都能管的“通才”,而不是精于一门的专家[54]。

   (三)院系调整与专才目标的落实

   根据苏联模式,高等教育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其实质就是一种面向国家工业的专业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主要进行了以下两项改革:一是院系调整,一是专业细分。[55]院系调整的方针是“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做法有“按照生产部门的业务将旧有的某些系划分出来成为几个独立学院”“把医科及其他不应属于大学的各系划分出来,并以这些系为基础,成立独立的医学院、法学院、财经学院等等单科性的学院”“把各校相同的专业合并,就是要努力做到在同一城市或同一区域内性质相同的专业加以合并,使培养干部的工作不相重复”。1957年,中国高等学校规模为229所,其中单科性的专门学校数量占整个高等学校总数的比例高达92%,为211所。这211所单科性专门学校又以工(44所)、农林(31所)、医药(37)、师范院校(58所)居多,另有8 所语言院校、5所财经院校、5所政法院校、6所体育院校、17所艺术院校。大批苏联专家被聘请到许多高等院校指导专业建设。专业细分则是基于“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基本问题是划分专业的问题”这一认识。其做法是“全国统一的专业表”,各专业“都有一种统一的教学计划”“同一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一律的”;“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把原有空泛的专业划分成若干种具体的专业”“有些专业再加以专门化,分成二、三种至五种专门化”。专业设置针对性极强、高度细分,大多按照某一行业的具体产品(“锅炉”)、甚至按照产品的零部件(“热处理工艺及设备”)和具体工艺环节(“木材水运”)来设置。到改系科设专业以及专业细分的结果是,1953年初,全国高校共设置专业 215种,20世纪50年代末的本科专业估计在1000种以上。1980年,全国高校设置的专业已达到惊人的1039种[56]。通过调整与改革,大学教育游离于国家现代化之外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将综合大学进行分散调整,还将工程学与基础学科分离,以致文理分家、理工分家。旧中国官方规定的高等教育宗旨中的“博雅教育”转变了服务于新中国建设的“专业教育”。1949年前的本科教育并无“专业”这一概念。自此,“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的理念深植于中国。积极地看,院系调整与专业细化工作,确实使国家迫切需要的系科或专业得到加强,也加强了内地高校建设,有力地支援了中西部的经济建设。

  

   五、市场与政策驱动与院校转型:1985年至今

   早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就提出要把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专门人才”基本定位修改为“实际工作者”。1985年前的新中国高等教育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主要来源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强烈动机,为国家政府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1985年以后,院校转型的动机,应纳入到就业制度市场化变革背景下考虑。除了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政策驱动之外,更多地饱含了市场的需求,即市场对于应用型人才的渴求。通俗地说,演变到今天的院校转型,被同时寄予了“终结毕业生就业难、企业用工荒”“打破高等教育同质化困局”等期待[57]。

   (一)就业岗位的体制外供给与劳动力市场的用人取向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领导人将工作重心恢复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华民族又迎来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人才断层危机再次出现。然而,大学毕业生的统包统配制度的实施却并不顺利。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1981年),就有近2万人由于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不吻合,难以安排工作,不得不运用行政手段安插给了学生来源地区和有关部门。[58]面对这一形势,党和政府启动一系列重大改革。随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1985年5月27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对建国30多年来一直实施着的高校毕业生统包统配制度做出了重大突破。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制订了高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制度改革目标,这一目标以2000年得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已由典型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机制主导的体制,买方市场已经形成,高校毕业生市场同样如此。无论从市场供求角度还是从国家放权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都已获得了就业市场上的用人决定权。与就业制度市场化改革相伴随的是,非国有机构重新获得了合法性,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来源由一元变为多元。改革开放后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在体制外生产的,传统公有制单位的就业岗位则呈线性下降趋势[59]。《中国教育年鉴2003》表明,2002年时,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已形成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三资企业“三分天下”的格局,到民营、三资企业的约占已就业毕业生总数的30%。2004-2008年,在事业单位就业比例由2004年的23.8%下降到2008年的11.4%,机关则从2004年的3%下降到2008年的1.5%。 [60]2008-2011年江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新闻通稿可推算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中常规就业率均不足15%,也就是说85%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必须面向体制外单位寻找就业岗位(内部资料)。2019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表明,2019年待就业的比例上升,民营企业仍然是吸纳毕业生最多的单位类型[61]。

企业在招录员工时更看重的是毕业生的能力或培养潜质,是否符合企业文化,能否给企业带来效益,而不是看重其学习成绩等偏书本和理论性的东西。不少企业对于学校教育不太满意,认为脱离了实践,培养出来的人不实用。2009年7月5-12日,某新建本科院校通过走访用人单位进行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对课程设置的建议:对于学生培养工作的建议主要体现在应加强专业课程的横向、纵向交叉,做到精通1—3门,通多门,能够解决工程实务问题;应增加课程设计和课程实习与实际工程的联系,增加实践和实习,并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内部资料)。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通过近10年的大型调研发现,毕业生对于就业的影响因素中,能力因素排在第一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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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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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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