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务念: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8: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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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务念  
如《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辩论,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同年的《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后,美国公使同样提出学习外国语文等4项建议。虽可敷衍搪塞于一时,但因列强长驱直入,清政府故伎重演难以奏效。史料上就曾记载: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陷通州,直逼京畿,咸丰皇帝帝被迫逃往热河,恭亲王奕訢受命议和。此时,英国参赞巴夏礼已先期被俘,奕訢命他修书一封给联军统帅联系议和之事奕訢命他致书联军统帅联系议和。巴夏礼是中国通,他亲自写了书中文信函一封,但旁边加写了几行英文字但旁边有英文数行。这几行字难倒了中国官员,当时朝廷中没有无人认识这几行此英文字,不知所写何意,于是不敢马上把信发出去即发。这时,听说天津有一个广东人黄惠廉认识得英文,奕訢迅速召他进京。奕乃札饬调京。经黄辨识,几行英文只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这区区“夷字几行”,朝中竟无人能识,一去一来中延宕了好多时日一去一来,延宕多日,影响了战和大局[11]。

   种种遭遇对清廷刺激很大,培养可靠的新式人才成为洋务派创办新式教育的直接动因。办外交最为急迫的是外国语人才,故外国语学堂开办最早。奕欣奏设同文馆时,说:“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

   (二)洋务学堂:高等教育的发韧从高等职业教育开始

   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自强新政”口号下的洋务运动中逐步创办一批新型学堂。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轫于最早的一批高等专科学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涌现出30多所具有专科性质的新式学堂,也称“洋务学堂”,主要有外国语学堂、军事技术学堂、科学技术学堂等,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实用人才,以追求知识为旨归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韧是从高等职业教育开始的。以福建船政学堂为例,当时主管其事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以及船政大臣沈葆桢均秉承“不重在造而重在学”的“创始之意”,其意即,船政学堂的性质是教育机构(高等实业学堂)而不是船舶制造机构,着眼于育人而不在乎造船。据考察,船政学堂的各个专业都有比较完善的课程体系,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习。如:系统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既注重理论课学习同时又重视学习实际应用知识,进行实践训练;重视学习外文。[12]实行厂校一体之办学体制:规划统筹,经费难分;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船政局在雇用洋人造船时,规定完成造船任务外,须在雇用的5年期间都会中国学生造船与驾驭);学生要参加工厂劳动,并承担生产任务[13]。为国育才的实践,也推动了社会近代化进程。左宗棠为此感慨,“幸而有学有所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处解。”[14]

   (三)兴学之志:新式人才皆取于学堂

   经受甲午战败的创痛巨深,为实现“所需变法、军队将弁、外交使臣和各种专门人才皆取于学堂”,1895年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天津西学堂头等学堂(北洋大学堂前身)和1896年的南洋公学上院(交通大学前身),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对于过去学生学习西学成绩不显着,天津中西学堂采班级递升的课程设置,乃依其两条办学原则而确定:一是学习不能躐等;二是学习内容必须是专门科学技术,文字语言不过是学习的工具[15]。盛宣怀在《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中,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为实现“庶政维新”需要培养明体达用新式政务和商界人才的殷切急迫之情。1898年,光绪帝在“诏定国是”中,清政府决定首次以“国家”名义直接创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既。”[16]孙家鼐受命管学大臣,以“明体达用”思想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认为“储才之道”,要以“经史义理”为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17]。“诏定国是”中明订京师大学堂的培养“通经济变之才”,实为维新变法所需之维新人才,“为国干城”的栋梁之材。如梁启超在起草《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将其具体化“培养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孙家鼐在《议覆开办大学堂情形折》中的具体解释是:“作育人才,储异日国家之大用”,“贤才辈出,师师济济,为国干城,内治外交,永不必借材异地”[18]。维新变法失败后,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因慈禧从战败中认识到育才之意义。张百熙受命重建京师大学堂,确定的培养目标是“端正趋向,造就通才”,这里的“通才”指的是通达中外之学、推行“新政”的人才,并为此将学科分为溥通学、专门学两大类,以及设立分科大学。

   晚清学堂为洋务、新政提供了一批人才,除一部分教会学生担任神职外,主要是到外交、军事、教育、行政、实业、商务等部门,减轻了借才异域的压力与麻烦。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外交或涉外部门,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据1898年《同文馆题名录》记载,到1886年,奕劻仍称京师同文馆“系为边务储才之地”,学生“高者可备行人摈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官之选”。辛亥时期,毕业生群体主要流向政、教、军、警、报及实业界等。[19]学生取代士子,不仅拓宽了社会流动的层面幅度,也促进了社会结构性质的改变。因人才之紧缺,洋务学堂的学员们甚至在未毕业之际,便被重视洋务的朝廷官员和地方各部门争相以优惠条件引诱辍学从政。在人心浮动之际,清政府不得不明令禁用肄业生以稳住局面。

  

   三、市场制度下的结构性失业与民国年间的文实之争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力图建立西式资产阶级的市场制度。时人谈起民国高等教育,往往乐道于蔡元培之北京大学、梅贻琦之清华大学与昔日的西南联大等的辉煌,并感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通才教育之不再。其实,民国年间,通才教育只是被少数学术界、教育界人士所主张与实践。在当政者眼里甚至社会舆论中,实科人才的培养才是当务之急。

   (一)高等教育扩张与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

   民初,全国高校规模和学生规模均较小,毕业生要获得相对好的职业并不困难[20]。在1922年学制改革及庚款“兴学”刺激下,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据1932年《国闻周报》报道,“除北美合众国外,中国居世界第二位。”1931至1937年的毕业生总数达55591人,比民国自建立至1930年的总数还要多出22879名。自此,大学生失业情况“十百倍于往昔”。时人感叹:“毕业即失业”!进一步分析可知,高校毕业生就业特征主要表现为毕业生的相对过剩与结构性失业[21]。根据一份事隔两三年后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报告,1933、1934两年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未就业者的统计,未就业者在毕业生中所占比例为13.1%,且文科学生最多。又据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对1933、1934年的统计资料发现,时年未就业学生中,文科者占四分之三,理农工医等仅占十分之一二;就毕业生总数而言,文类各科毕业生约为实科的2倍,但未就业人数却是实科毕业生的6倍多;再就各科失业数与其毕业生数比较,文科、法科为最高,分别约占22%、17%,工科约占3%,医科约占1%为最低[22]。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指出,“论到认认真真做起事来,处处感觉到专门人才的缺乏”[23]。比之不具一技之长的普通者,理工科等拥有特殊技能者获得职业的机率更大。失业率超出了社会预期,20世纪30 年代,高校毕业生发起了两次职业同盟请愿,其目的“并非在政权的夺取或个人饭碗的取得,而是……为了‘促进政治教育之革新与职业问题之解决耳。”[24]西式资产阶级的市场制度背景下,除少部分毕业生有毕业服务制度以及战时征用制度外,大部分毕业生必须“自谋生路”。面对学生运动,社会各界纷纷反思高等教育体制的缺陷,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文实之争成为一场全国性旷日讨论[25-26]。

   (二)“高等教育的破产”与当政者的动机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界自身独立性较大,教育决策往往出于“全国教育联合会”,高等教育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之制度,各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招生人数均各校自由决定。加之高等教育制度引自西方,民初西化特征明显,与中国本土情况结合不充分,多采西方教学体制及教学内容,因此“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现象普遍。这就是常被诟病的“高等教育的破产”,即高等教育与实践之脱节,包括教育内容以及学生走向社会途径上的脱节。在求职运动以前,政府也多少清楚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当政者逐渐掌握教育决策权,并着手整顿改革,尤其着力于学潮不断的高等教育界。陈序经、蔡元培、梅贻琦等学者与教育界人士主张大学之“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注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和需要。当政者则以配合政治的需要与经济的发展为目的,往往着眼于教育的“统筹规划”。

   20世纪30年代,正是“自由经济”向“统制经济”的转变过程之际。当政者对于高等教育的考虑,除了解决失业率过高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1)国家“统一”后各层面对“建设”的渴求,如王世杰就在日记中感叹,“自政府决定回还经济建设工作以来,工科农科人才之供给渐感不济”[27];(2)国难当头,对迅速增强国力的希冀,“生产能力低弱,不足以抵制外货,即不足以救济中国经济的破产与社会道德的堕落”[28],陈果夫提出“于十年之内,停办文法学科,而注重农工医各科”,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隐情是面对日本的侵略,“要使农工医学发达,是我们预备抵抗的一个紧要步骤” [29];(3)消弭学生运动,文科学生爱闹风潮捣乱从而“妨害”当权者的统治,提倡生产教育则精神和气力可专注于实科学习以供政府调用[30]。社会各界在质疑之际,进而掀起“教育统制”论争。所谓教育统制,其实质为“计划教育”,如载于《北平晨报》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刊载文《大学合理化问题》称:“国家应视其领土之广狭,人口之众寡,高中毕业生之多少,及国家社会每年所需求之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以确定其设置大学之校数,地点,及学科之分配。”[31]针对大学生的职业技能不足,不少人提出收缩以“高深学术”为旨向的高等教育,积极开办以“专门技能”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中国在现阶段下,必须限制大学教育、集中财力,改良中小学,扩充乡村之工读教育,使人人能为国家社会有用之生产分子与忠实公民。”[32]

   (三)抑文崇实: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国民政府直接面向高等教育体制的重大举措是调整高等教育结构。1929年4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教育宗旨并附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33]”同年7月,又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与民初大学比较,规定“大学须具备三学院,并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三学院之一”,其意义在于提倡实科。[34]由于国民政府一直主张实施“专才教育”,重视实用科学,轻视文科、理科,以至于实施学校及实科院系的数量大大增加。1932年,教育部对实科学校全力扩充,并规定“除边远省区为养成法官及教师准设文法科外,其他各省市一律暂不设置文法学校”[35]。1934年起,教育部对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规定了严格的比率,限制方法类专业招生,其后实科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文法类学生日渐减少。1935年,文科学生占48.8%,实科学生占51.2%[36]。国民政府初期,各类高校比例趋于合理。但终因社会经济发展不良,以及民间观念流行,所谓政府与社会宣扬者往往是越是不能真正推行者,“在职业教育的格外提倡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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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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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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