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和实践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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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重印列宁《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提出,“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9](p190)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比较清晰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明确了新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我们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6](p135)这就清楚地界定了新国家中的阶级关系即国体问题,明确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本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更明确地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p1475)它是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法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4](p1503)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突出强调了人民主体地位,确认了各阶级、阶层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实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当家作主的飞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历来都作为最重要内容写进宪法当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二,创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成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为确保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提供了根本政治制度保障。

   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采取什么样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是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明确了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而人民要全面而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就需要建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对国家政体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毛泽东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就提出,我们要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决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形式,决不搞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模式,而要采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要借鉴苏联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6](p136)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我们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要有自己特色,采取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种制度与苏维埃制度本质相同,但“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6](p265)

   由此,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我们就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制度,在这个政体制度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个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升到国家政权层面,形成了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提供了最好的形式和强有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

   第三,创建各项根本制度,从领导核心、政治保障、指导思想、社会治理、军事力量等方面把国家治理的根本追求和核心理念全面贯彻落实。

   根本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顶层决定性地位、具有全域覆盖性、发挥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根本军事制度,这些根本制度覆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所有领域。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创建并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一切事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核心和方向而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这个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才能确保始终确保自己在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夯实治国理政的思想基础;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性质、地位、职能、品格以及自身建设的要求等以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和巩固下来,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鲜明特征和最突出优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创建并不断完善国家的根本文化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就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10](p704)文化建设就是要在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使之逐步统一到共产主义思想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创立和建设新型国家制度、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重大实践中,着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和改造掌握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使之逐步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经过努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广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赞同,成为人民群众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逐步上升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意志。1954年9月,毛泽东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p350)这个论断写进了我国第一部宪法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马列主义在国家各项事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思想地位,毫不动摇地贯彻落实国家的根本文化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要全面贯彻落实,这不仅是工作实践的需要,更是国家根本制度的要求。

   加强和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建并不断完善国家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着力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把它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逐步探索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健全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为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创建并不断完善国家的根本军事制度。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就是要求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这个原则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是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的根本保证,把党的先进性贯彻到人民军队之中,成为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党的军队、人民军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高度统一,将党指挥枪的原则上升为国家基本军事制度,形成并不断完善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一整套制度,主要包括军委主席负责制,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等,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贯彻落实到军事领域。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牢牢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根本军事制度,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成为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坚强柱石。

   第四,创建了各项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把国家治理的根本思想转化为具体制度形态,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制度,就是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它们具有全领域和全方位的覆盖性和指导作用。政治领域中的基本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制度;经济领域中的基本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大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自主性和独创性,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发挥具体作用的各类主体性制度,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这些重要制度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把它们具体贯彻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同人民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具体领域直接相连,是抓紧制定新时代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急需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制度的重点所在。

  

   三、治理实践展开:把科学理论和先进制度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在领导当代中国发展的长期执政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把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方向规定、基本理念贯彻落实到制度建构当中,在制度规范下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科学理论和先进制度转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实践力量,形成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必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牢牢坚持理想信念、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形成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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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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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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