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3:00

进入专题: 美国政治文化史  

李剑鸣  

   摘 要:美国历史学家引入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并受社会史、文化史和跨国史等学术潮流的推动,对政治史研究进行改造,逐渐发展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和路径,形成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尤其是明确界定了文化和心理在政治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把非理性因素纳入政治史考察的范围,强化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技艺,还在因果模式之外开拓了理解和阐释的途径。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史家对精英政治文化、大众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等加以探究,并结合新文化史、跨国史和情感史等开掘新的研究课题。美国政治文化史兴起和发展的利弊得失,对于中国学者反思和推进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政治史 政治文化 因果模式 阐释主义 语境主义

   作者简介:李剑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国内学术界,“政治文化”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老”概念;政治文化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且,中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的热情一直呈上升趋势。与此形成对照,欧美史学界虽然在这方面起步更早,成就突出,但研究兴趣似乎有明显衰减的迹象。是否可以据此推断,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已然相当成熟,或者至少已臻于成熟的境界?

   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史在中国从无到有,短时期内突飞猛进,创获不可谓不丰。同时,中国史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也经历了很大变化,从最初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思想的替代,发展到把它视作“社会、大众、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 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政治文化”,而是如何打造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特性和品质,实现其独有的学术旨趣;诸如题材的界定,路径和方法的选取,问题意识的提炼,解释框架的构建,以及价值和思想取向的表达,都要同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拉开鲜明的距离。许多以“政治文化”命意的中国史论著,仍然专注于精英政治和统治学说,倚重传世文献,采用传统的考证和分析方法,而看不到多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印记,也找不出“自下而上”的视角。可喜的是,近年来若干种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论著,在题材、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均有所突破,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鲜活力。

   众所周知,“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实践最早出现于美国政治学领域,而美国史家因有“近水楼台”之便,也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足可称道的实绩。因此,考察美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这一领域和路径的来龙去脉,评骘其长短利钝,挖掘尚余的潜力,都应当是一件不无补益的工作。

  

   一、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兴起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美国学术界可谓命途坎坷,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都几经起落。从表面上看,政治文化史研究似乎是政治学在历史学领域的投射,但实际上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场重大学术革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二战以后美国史学的演变中,政治史的转型不仅仅体现为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新政治史”,而且还包括取法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可是,以往的美国史学史书写对“新政治史”着墨甚多,而不太看重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1. 美国史学的第一次“文化转向”

   在美国史学史上,经典政治史偏重研究制度、党派、事件和领导人,表现出“法律—制度主义”(以制度和政策的变化为中心)和“精英主义”的取向,并且基于经济利益、阶级意识、群体认同、地域关系、社会状况来发掘政治变动或事件的成因与动力,带有某种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这种政治史研究关注政治结构、权力关系和统治体制,并不十分重视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1914年,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麦克劳林便对这种研究方式表示不满:“历史太害怕自己了,太害怕那些深入不可见的哲学领域的东西,好像不可见的就是不真实的。难道历史跟精神的东西毫无关系吗?难道它已变成物质的和被物质化了吗?”

   最早对麦克劳林之问作出回应的人,自然是美国思想史学者。弗农·帕林顿、卡尔·贝克尔、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和佩里·米勒等人,相继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著作。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迎来了第一次“文化转向”“历史解释的文化路径”逐渐在史学的多个领域大行其道,那些以往被视为“深入不,可见”的东西,开始成为美国史家关注的对象。

   据美国学者小罗伯特·伯克霍夫观察,在二战以后的美国学术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克鲁克洪、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启发,许多学科的学者开始热衷于讨论行为背后的观念和心理,尤其是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许多论著中出现了“价值取向”、“规范”等词汇,“象征符号”被视作“行动的基础”,而人则成了“寻求价值的动物”(valuing animal)。于是,“文化”便成了这一学术新潮中最抢眼的浪头。美国历史学家也卷入了这场由人类学和社会学掀起的学术运动,不少人开始转向对历史的文化解释,有些思想史家更是走在追逐潮流的前列。他们推崇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热烈地讨论“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 )一类的话题,并在论著的标题中使用“象征”(symbols)、“理念”(ideas)、“心智”(mind)这样的词汇。美国学者H. 斯图亚特·休斯甚至提出,不妨把历史学改称“回顾式文化人类学”(retrospective cultural anthropology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观念或心理层面来解释历史运动,试图为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思想逻辑。他们不再把理论和观念作为思想史的自足的主体,而是努力从文化的视角把思想理解为“象征”、“神话”、“形象”、“理想”、“心态”或“意识形态”。美国史家采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对待政治思想,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到了政治文化史研究路径的入口。

   自此而后,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停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在美国史学界十分流行,新社会史研究者对他的理论尤其感兴趣。据说,美国史家很少阅读同行的著作,但他们大多喜爱格尔茨的书。尤其是格尔茨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以及“深描”的方法,深得美国政治史家的青睐。在政治文化史研究初兴之际,研究者往往不直接使用“政治文化”这个词,而更喜欢采纳经格尔茨重新界定过的“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对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和埃里克·方纳这些关注“观念”的史家来说,“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套能使社会成员整理其政治生活并赋予它以意义的象征符号、价值和信念的集合体,在特定群体则相当于“社会意识”,而政治学家所理解的“政治文化”概念包含的信念、价值、恐惧、偏见、焦虑、期望等心理元素,均可囊括于其中。而且,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总是与行动相关联,因为任何行动都有意义,而“意识形态”正好具有赋予行动以意义的功能。于是,美国史家借助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以意识形态为解释工具,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观念展开讨论,推出了一大批论著。

   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两位杰出史家的倡导和推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很早就对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学术自觉。早在1960 年,他就对一位采访者表示,“称我为政治史家,主要对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感兴趣,是一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是政党和制度的历史学者”。他的重要著述也的确展示了这种学术志趣。他在1955年推出的《改革的时代》,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史最早的经典,而当时“政治文化”一词在政治学界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接着,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明确表示,自己关注的是“广泛流行的态度,连带政治行为,以及中等和低等文化程度的人们的反应,只是偶尔涉及明确表达的理论”。可见,他讨论的对象和讨论的方式,与当时已然流行的“政治文化”概念若合符节。在罗伯特·凯利看来,霍夫斯塔特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因为他致力于探讨“政治修辞意象”(the imagery of political rhetoric ),由此形成对历史过程中“公共意识形态模式”的研究;其学术视野超越了单纯的社会经济阶级的藩篱,关注“产生特定心态和政治世界观的具体文化环境”,把探索的目光投向那些左右政治群体的“非理性倾向”。其实,霍夫斯塔特生前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愿望,要在吸收史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美国通史。惜乎天不假年,使他赍志以殁。

   较早使用“政治文化”概念的美国史家,还包括专治美国早期史的伯纳德·贝林。他的《美国政治的渊源》一书,有一节题为“政治文化的来源”。他在这本书里虽未明确界定“政治文化”的含义,但主旨在于讨论政治认知与政治实际之间的张力,倡导从历史行动者的内心来探究美国革命的起源,也就是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和动机的解释。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贝林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它既是政治行动者关于政治世界的认识,也是他们由焦虑、恐惧和期望所塑造出来的政治行为方式。贝林的另一部名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则可以说是政治文化史实证研究的一个范本。不过,贝林不同于霍夫斯塔特,他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一位社会史家,并不以政治文化史研究自限,而且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也的确转向了对跨大西洋人口社会史的研究。

   美国史学的这场“文化转向”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让那些原本以研究文化见长的史学领域失去了不小的地盘,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思想史也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 )变成了“意义史”(history of meaning)。甚至还可以说,这次“文化转向”或多或少把一切历史都改造成了思想史和文化史,因为研究许多题材的学者都开始考虑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维度。具体到政治史领域,有人欢呼“文化政治史”(cultural political history )的诞生,也有人热衷于“政治的文化解释”。越来越多的政治史论著讨论“意识形态”或“党派信念”(partisan persuasion),并把这些提法作为“政治文化”的代名词。较之以往采用“政治思想”或“政治观念”作为标题的论著,这些著作在材料、理念、路径和方法各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些以经济、社会或制度变迁为题材的著作,也不忘拿出一定的篇幅来讨论所涉及群体或个人的“信念”、“想法”和“态度”。

   2. 政治学的启迪

   从上文可知,美国史家在尚未采用“政治文化”概念的时候,就已从文化的视角考察过往政治世界,关注文化因素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换言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起源有美国史学自身的逻辑和脉络。不过,只有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和研究实践的引导下,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研究才具备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不妨说,“政治文化”的概念进入美国政治史领域,不仅推动了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促成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转向”。

在“政治文化”的概念出现以前,美国学术界并非没有注意到政治的“文化”维度,只不过用的是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国民气质与精神”(national ethos and spirit)、“国民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等术语。“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可见于18世纪德意志启蒙学者赫尔德的笔下,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研究工具,则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浮现出来。不过,“政治文化”概念在愈益流行的同时,围绕其含义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息,对这种研究方式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这个术语本身也几度被宣告死亡。可能是由于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术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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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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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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