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一战外交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23: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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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  
通过借款尽快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等要害部门,掠取中国的矿产资源,扩大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市场,准备战后与欧美列强在华进行争夺。

  

   三、对德绝交与宣战

   (一)参战之争

   对于中国的参战之争,长期以来,论者认为该问题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权益和相互角逐的反映,各派势力都想借“参战”取得某一列强的援助,以巩固各自的权位;外国侵略者也想利用对中国一派的支持,扩大其在华的殖民权益。

   对于中国参战的原因,开始从外交史角度重新审视北京政府的参战决策。不论赞成者或反对者在内政问题上持何种主张,而主要从参战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被迫退缩。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一起拜访梁士诒,提出愿意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而以中国向其提供军械出口为条件。虽然此事有不同的说法,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中国与协约国方面就此进行过接触却是无疑的。在1917年之前,北京政府内部希望能参与一战的想法便已存在,虽和者不众,且遇外力阻遏,未能实现,但参战之意仍不绝如缕,不时显现出来。

   围绕着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问题,中国内部出现了一场大的争论,对立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要点如下:其一,谁能赢得战争?对战争形势的不同判断是双方歧见的基本原因。反对对德断交者认为,德国有取胜的希望。比较起来,更多的人相信,在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后,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二,出席和会是否对中国至关重要?反对者认为,出席和会对中国并无大助。副总统冯国璋便认为,列席和平大会,并不能遏止列强野心,即便中国有幸与会,也难保列强不图谋中国。赞成者自以使中国能出席处理战后重大事宜的和会为一极重要的目标;其三,强邻日本会有何种动作?对日本的担忧为争论双方所共有,只是看法迥异。反对者认为,日本之诡谋可畏。赞成者则认为,参战之后正可以借协约国之力,阻止日本今后进一步危害中国;其四,参战对于中国内政的影响如何?反对者担心,加入协约国后,中国在提供粮食军火方面不能不应其所求,但中国已自顾不暇,再协济他国,中国先有坐困之忧,万一发生内变,何以应对?赞成者认为,通过参战对外战争可以达到整治内务的目的。

   经过激烈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内阁中,段祺瑞等积极主张断交。总统府方面,黎元洪对断交其实并不反对,只是对段祺瑞借此加强权力怀有疑虑,故不积极。在讨论参战的同时,北京政府意识到在加入协约国方面能得到一些回报。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

   有研究关注到若干个人在推动中国参战过程中的作用,如段祺瑞、梁士诒、莫理循等。研究者认为,段祺瑞力主中国应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首先是基于他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作出的;其次是想通过参战达到缓付庚款、提高关税、举借外债、解决其政府的财政困难、维护正常统治的目的,而非受日本影响的结果。日本对段祺瑞参战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因素,日段勾结是在内战发生后才愈演愈烈。莫氏通过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向西方列强传递有关中国参战的各种信息、游说日本政界高层人物等多种途径发挥了一定作用。梁启超曾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由于此与段祺瑞的参战政策相一致,曾导致时人的攻讦。

   日本最后鼓励中国参战,是因在此之前,曾背着中国与列强订立了系列密约,以求得他们对于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的承认,这使得北京政府的外交面临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日本秘密与英、法、俄、意四国交涉,以日本承认中国参战为条件,换取4国承诺战后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而与美国则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换取美国对自己在中国特殊利益的支持。

   对德宣战前后,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问题,北京政府与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存在分歧。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参战后,也对德侨持宽松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

   (二)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

   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主动参加一战的具体军事行动之一,过去人们普遍批评北京政府的出兵西伯利亚政策,并认为是日本胁迫中国参加了出兵。并对中国出兵之举颇多贬斥,认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自杀性的对外政策,不但将东北和蒙古东部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且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丧失了同苏俄谈判的最佳时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矛盾百出、愚蠢可笑的军事行动,既不合世情,又违背民意。亦有学者对出兵西伯利亚之举采取两分法看待,认为不应一概否定北京政府的出兵政策,出兵之举既有屈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面,又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一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历史活动,指出,出兵西伯利亚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对中国而言,除出兵海参崴外,还包括出兵中东路和外蒙古,而后者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出兵西伯利亚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胁迫下的行动,而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事实上,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其目的是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

   中日系列军事协定与出兵西伯利亚存在密切关联,但协定的签署远非出兵西伯利亚一项目的。总体而言,北京政府签署这些协定属于被“诱签”,而出兵西伯利亚并非完全如此。学界认为,日本诱迫北京政府签署系列协定的目的在于:其一,可以藉口出兵中国东北北部,使用中东铁路,在北满任意建造军用铁路,自由设置电信等军事设施,扩展其势力,设法攘夺原俄国在该地的权利;其二,可以借口鼓励外蒙独立,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试图向新疆发展其侵略势力;其三,可以借口帮助皖系军阀编练亲日军队,制造和加剧中国内乱,为他日扩张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做准备;其四,便于占领俄国的远东三省,以待俄国的变动,作为要挟俄国未来政府的资本。

  

   四、关于华工与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文明之战”贡献“苦”与“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关于一战华工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如别的专题,但亦有一定的进展,并非全然脱出研究者的视线之外。

   有研究认为,华工赴欧,是因为英、法、俄协约国看中了中国的劳动力,各国驻华使馆不顾中国中立立场,极力怂恿中国政府参战,迫于列强的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明守中立,暗事参战,并决定以工代兵”,同意列强到中国招募华工。法国军部特派上校陶履德来华,与北洋政府协议招工之事。法国与北洋政府商议成立一个惠民公司的招工机构。陶履德上校为代表,但不称上校,只称农学博士陶履德,不许陶氏代表法国军部,而只代表工厂。在中国方面,实为政府所主持,却设商人性质的惠民公司,明为商人招工,暗代政府招兵也。以工代兵,以商人代政府。还有多篇论文探讨法国招工。

   英国陆军部也因战争需要劳力,于1916年秋在威海卫招募华工,后托英商和记洋行在青岛的沧口设立华工收容所。威海卫是英国招工出洋的中心,在那里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不合格的人仍然穿自己的旧衣服,发给路费,自行回家。合格者即编上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识别凭证,到欧洲后,领取费用都按号码发放。

   华工是通过几条航线开赴欧洲的。最初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欧洲。1917年1月德国潜艇切断了这条航线后,有四批船共运华工八千人,绕非洲好望角到欧洲。后期主要是由山东威海卫、青岛上船,经加拿大、巴拿马运河,再运到法国。

   法国招募的华工,除有小部分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从事农业、工业外,大部分安排在法国境内。法国与中国签订招工合同,原规定不许用于任何军事活动,但华工到后实际已有违背合同从事军事活动等工作。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后,法国把华工开到苏瓦松前线一带挖沟和掩埋死亡者的尸体。由于法国苛待华工,华工发生罢工、骚动事件也逐渐增多。

   赴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在学界已经有所探讨。俄国招募华工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拉私。即由俄国资本家直接出面或通过中间人私自招募中国人赴俄做工,二是私招。招工人或代理人事先与当地俄国领事串通一气,有时在边境,有时深入中国内地招募,人数比“拉私”大得多。如果私招华工被中国政府发现,就由俄国人去周旋,代为解脱,第三种方式是公开招募。一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募了约20万华工。

   华工赴俄的路线大致有四条。第一条从俄国接壤的东北各边境地区入俄境。第二条是从山东自烟台经海路赴俄,山东籍华工多选此路。第三条是经赤峰中转陆路到达俄国的海参崴,河北籍华工多选此路。第四条路线是从大连、营口和丹东到俄国远东地区。在上述陆路、水路和海路口岸都设有俄国人或中国人承包的募工代办处。十月革命中数万华工表现优异,他们在十月革命精神的推动下和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社会中形成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形象。当北洋政府拒绝苏维埃政权并召回驻俄外交人员时,“旅俄华工联合会”是中国公民在苏俄利益的唯一代表。

   对赴欧华工的教育问题引起研究者关注。李石曾、蔡元培等创立“华法教育会”,将华工教育列为自身的主要会务之一。在旅欧党团组织成立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流行工读互助主义,他们在华工中的宣传教育活动必然有明显的工读互助主义的倾向。这类宣传有助于华工自身素质的提高。不少华工正是从勤工俭学生的理论宣传和社会实践中,摆脱了蒙昧的境地。有研究者以“一战华工为何山东人居多”为题,探讨华工队伍中的山东人。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统计,大约有8万山东华工。这个数据比让人们通常估计的要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在外力方面,主要是英法两国的招募力度。把招募地点设在山东,利用传教士进行宣传发动,利用威海卫与青岛两大输出港及时地组织运转,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招募效率。在内力方面,灾荒、动乱和人口稠密产生的不良生存环境,使大多数山东人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服苦役。

   五、出席巴黎和会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在考察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时,往往只注意到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简单地认定和会代表只不过是代表着反动的北京政府,其外交不可能有爱国可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为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很难予以重视,在讲到拒约问题时也把拒签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国内人民的压力和其他外部因素,而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成员也往往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对他们的功绩加以否定。

北京政府为出席巴黎和会作了种种准备,对和会抱有较大期望,希望能收回中国过去丧失的一部分国权。山东陷落后,如何收回山东,成为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关乎自身主权的重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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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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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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