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创办《大洪报>——《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0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09:26:49

进入专题: 父亲   大洪报  

史啸虎 (进入专栏)  

  

   后来到了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陶铸才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任军事书记(杨学诚时任鄂中区委代理书记)。所以,当时,即1938年11月,由他这个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人来大洪山负责国共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的《大洪报》的创办事宜,显然是合乎情理的。

  

   但在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也就是《大洪报》创办一个多月后,陶铸先生不再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而改任鄂中区军事书记后,也就不管《大洪报》事务了。此时,《大洪报》便由父亲全权负责。当然,陶铸先生还是经常来南岳庙布置撰写与军事培训相关的稿件并对《大洪报》组稿计划提出相关要求。

  

   除了组稿、编辑和审改稿,父亲还经常得亲自动手刻写钢板,因而在《大洪报》创办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过就是这样,父亲也没能干多久。1939年3月底4月初,随着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撤销和解散,成功创办并出版发行了近半年的《大洪报》也就此停刊了。

  

   当时,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谈判合作总共有三个主要成果。除了钱俊瑞和胡绳等参加的那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外,第二个就是设立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第三个则是创办一个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抗日干部。

  

   这个训练班也是以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为主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因此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由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石毓灵兼任。中共方面也很重视这个训练班,如中共在大洪山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鄂中特委代理书记杨学诚对外职务就是担任这个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该军政干部训练班一共有250多人,分为18个班,6个区队,学员都是来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辖各县区的抗日青年。训练这些人无疑可为中共下一步负责组建中共鄂中地区抗日武装,开辟鄂中游击区打下很好的人才基础。在那种情况下,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且作为新任中共鄂中区委员会军事书记的陶铸,将主要或者全部精力放到该训练班事务上也是题中之义。

  

   当时的陶铸已在中共党内开始分工抓军事,去大洪山之前则刚刚在湖北应城办过汤池训练班,显然了解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重要性,所以他以特别顾问身份,亲自去抓该训练班的工作并在其上花费了很多精力。这些做法可能让时任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身兼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的石毓灵感到中共越权或夺权了,使他很不高兴。

  

   有资料说,1939年5月,即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没多久,陶铸曾一度被石毓灵短期扣押。不过当时国共合作还没有撕破脸,在经相关人士营救调停下,石毓灵很快也就放了陶铸。

  

   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中共又设立了鄂豫边区委员会,陶铸先生便参与组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李先念时任该挺进支队司令员),后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主要活动于华中地区。可以说,大洪山的这个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确实为后来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培养并输送了不少基层指挥人员。在这方面,陶铸先生功不可没。

  

   陶铸先生比父亲大一岁,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中共的兵运工作。在他短期负责《大洪报》期间,《大洪报》主要是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需要宣传第五战区抗日战果以及中共的抗日理论和政策,鼓动民众投身抗日。在陶铸先生负责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事务后,《大洪报》又刊发了不少宣传和教授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方式方法等有关军事知识的文章。

  

   那时,创刊伊始但内容丰富的《大洪报》虽然只是手工刻写、印刷简陋的油印报纸,但显然成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属十三个县市干部和民众的精神食粮,也成为军政干部培训班学员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和学习材料。因此,既熟悉中共抗日政策,也熟悉军事技术和知识的陶铸先生作为该报负责人显然发挥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不过,陶铸先生当时有无在《大洪报》上署名发表或以化名发表过文章或撰写编者按及社论等,因《大洪报》发行于战争年代,遗存无几,所有这些问题现已无从考证了(我想散落民间总是会有的,尚有待发现)。

  

   父亲与陶铸在大洪山抗战时曾密切合作过一段时间,并在其领导下创办了在鄂豫边区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抗战报纸《大洪报》,由此可见父亲与陶铸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但不知为何,父亲生前,主要是“文革”期间,从未与我们谈过他与陶铸先生合作的那段历史,也没有在其留下的交代材料中提及陶铸先生。

  

   1967年底“文革”正酣,父亲在受审查时,曾动笔叙述了其个人简历并在其上写下了自己30年前抗战初期在鄂北创办抗日报纸——《大洪报》的历史。然而,这个交代材料写得很简约,也没有多少内容,更没有一个字提到陶铸先生。

  

   原因何在呢?我在想,这显然是因为那份交代材料写于1967年底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而父亲则为了避祸,也避免节外生枝,可能是刻意这么写的,因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先生作为继刘少奇和邓小平后的中国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人物刚在那年年初被打倒。

  

   在政治指导部工作逐步开展之际,中共先后派来了很多干部到长岗店以加强对这个机构的领导。李相符此时对外是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指导部副主任,民主人士,不参加党内活动。从1939年1月起,具体负责政治指导部中共党务工作的是时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杨学诚。大约到1939年3月中旬,刚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的钱瑛也来到了大洪山。可能这时中共中央调整了鄂中区党委,杨学诚由代理书记改任鄂中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而原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的钱瑛则担任了中共鄂中区委书记。

  

   杨学诚是1915年生人,比父亲小6岁,1938年底才23岁。所以,政治指导部里如父亲和黄心学等岁数较大的党内同志都亲切称呼杨学诚“小杨”。但这位“小杨”(父亲在他的回忆资料中也多次这么称呼杨学诚先生)的政治资历却不浅,也深有背景。

  

   史料记载,杨学诚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三・三一”抬棺游行(抬着棺材表示以死相拼的意思),在北京景山大街上冲锋陷阵,被誉为当年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杨学诚1936年即加入中共,第二年还曾跟随刘少奇与彭真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全国白区工作会议。后作为平津流亡学生代表之一,杨学诚于1937年9月南下武汉,先后任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和当时刚组建的中共湖北省委青年部长,在武汉组建了据说人数众多的青年救国团,1938年8月被派往鄂中地区,先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后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在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任职政训处长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被解散后,杨学诚先生曾先后任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1943年病故,年仅29岁。

  

   在钱瑛来大洪山之前杨学诚先生一直是中共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他那时还只是鄂中区党委的一个代理书记。不过,在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里,杨学诚对外却只是前文所说的那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杨学诚先生年轻,工作有干劲,但为人却似乎比较随和低调。黄心学和父亲比他大好几岁,都亲切地喊他“小杨”,他听了好像也不在意,只是点点头。当时的大洪山抗日声势很大,摊子也不小,中共从各处都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充实领导力量,有南下学生,也有延安干部,还有武汉和湖北各地来的党员干部,更多的则是从附近各县市慕名主动到大洪山来参加抗日的人。这种局面对先前仅从事过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的杨学诚来说,显然是一个考验。这也可能是中共后来派钱瑛来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的主要原因吧。

  

   出身于湖北咸宁殷实人家的钱瑛生于1903年,比父亲大6岁,在大洪山时期父亲他们都尊称其为钱大姐。钱瑛女士是在武昌的湖北女师读的书,1927年加入中共,两年后被派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陈伯达、陈昌浩、凯丰和李大钊儿子李葆华等同学,1931年回国。没多久她的丈夫,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在上海被逮捕,旋即被杀,钱瑛从此未再嫁人。钱瑛自己也于1933年被捕,关押在南京,并于1937年9月,即稍后于何伟,因国共合作而被释放,然后到了湖北。

  

   在到鄂豫边区特委之前,钱瑛历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妇运部长及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主要参与审查、整顿湖北原有的党组织,考察失去关系,要求恢复党籍的同志”,还整顿某些地方出现的“自发党”(引号处均摘自武汉中共党史网)。

  

   这里的所谓“自发党”可能就是指前文所说的1936年何伟在南京被捕后,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其他两位委员习东光与王锡珍曾隐藏自己党员身份参与组建过一个所谓的武汉临时党支部,还发展过一些所谓党员的事情,经审查和甄别后最终中共组织上均未曾予以承认(本书稿第三章《组建读书会和救国会》一文中曾分析过这个问题)。

  

   钱瑛女士之后几乎一直都是在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负责甄别和审查党的干部。中共建政后,钱瑛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以及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和国家内务部部长。“文革”期间,多年来一直审查他人的钱瑛女士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含冤去世。

  

   不过,钱瑛到大洪山来得有点晚(1939年3月才到,很有可能是3月中旬,因为3月底4月初第五战区就中止了与中共的合作,撤销了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所有中共人员都分批或分散撤走了),父亲则因一天到晚在南岳庙里忙于埋头编辑那份《大洪报》,加上以前他俩互相不认识,这期间很少与钱瑛接触,可能只偶尔在党内会议上见过面,所以父亲那时可能还不知道杨学诚的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已经让给了钱瑛。而这个细节也许与后来丢失了父亲的组织关系有一定关系(我这么说的依据详见续集)。

  

   父亲在回忆材料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父亲说,记得有一次开政治指导部各科室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出席人有黄心学、潘琪、雍文涛和父亲等8-9个人,钱瑛主持。在谈了当时的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后,钱瑛鼓励大家说,你们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各部门负责人,工作中一定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云云。但到会议最后,不知怎的,钱瑛这时却说:她要去宜昌开会,政治指导部这里没有马,游击指挥部那里有,要向指挥部借一匹快马,这样一天一夜就可赶到了。钱瑛当时说这话是认真的还只是开个玩笑?没人知道。但父亲在他1967年底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份材料上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时“会上有人说,有快马你也骑不住也赶不到。”父亲后面还写到,“后来钱瑛不知去没有去。”不过经查,钱瑛女士后来还是去宜昌了,因为史载她从“3月(底)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

  

   父亲没写下那次会上说这话调侃钱瑛的人到底是谁,也许是忘记了?但也表明那次开会时钱瑛说要骑马去宜昌开会的话属于开玩笑的成分更多些。否则也不会有人在时任鄂中区委书记的她说完后再继续用这种话调侃她的。不过,父亲为何要在看起来很严肃的受审查材料中记录下这件有趣的事呢?是想描述当年他们在大洪山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是想藉此证明自己当时就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我觉得是后者。

  

   因为这个中共党内干部会议开后没多久,国共合作出现裂痕,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治指导部就被解散了,父亲在离开大洪山去延安之际,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即其组织关系却不知何故被忽略而中断了。

  

   之后很多年,从西安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苏皖淮南区,父亲一直在努力以试图证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但始终未能如愿。可以说,这是父亲参加共产革命以后在其个人政治经历上的一个重大挫折。

  

进入 史啸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父亲   大洪报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60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4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