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与潜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 次 更新时间:2020-08-23 18: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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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题记:2020年8月13日,北大国发院联合北大出版社举办【朗润·格政】第146期暨北大博雅讲坛313期在线论坛,主题为“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北大根据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主题演讲整理。

  

   我演讲的主题既有回顾也有展望,回顾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经验,展望的是我们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到2049年我们能否成长为经济强国。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我们先回顾第一部分,即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发展,这三十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由“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主导。

   之所以称之为非常规,因为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沿着比较优势量力而行,即资本存量比较少、人均收入较低的时候,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也是如此。

   但与之相反,新中国在前三十年采用了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首先在经济方面,我们实施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成绩突出,但问题也巨大。成绩在于快速积累了很多资本,积累率非常高。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国民储蓄率超过30%,最低的时候也在20%以上。在当时我们还非常贫穷的时候,这是非常高的积累。同时,它也积累了很多人力资源和一些技术,培养了很多技术人员和工人。问题当然是补贴过多,尤其是对重工业的大量补贴,造成资本积累浪费。同时,这一模式也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严重压低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在社会方面,通过一系列措施,快速提高了人类发展指数,特别是普及教育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从上表中国和印度比较数据来看,1978年人均GDP中国比印度低1/4,但是成年人识字率中国比印度高1/3。高等教育粗入学率比印度低,主要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刚刚恢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重视基础教育,印度更重视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超过印度是在2002年左右实施扩招政策之后。除此之外,中国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制造业就业比例等指标上也好于印度。所以,从人类发展指数来说,我们比印度进步很多,从工业发展来看,也比印度好得多。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灵活实践新古典增长理论

   《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总结认为,中国比较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最核心的内容包含三个方面:

   一、动员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早期都没有被充分利用,如果能动员劳动力,经济增长就会快一些。

   二、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资本积累已经比较快;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资本积累速度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加速。

   三、技术进步。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技术进步,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秘密,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灵活地采纳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而很多国家就不成功,这仍然值得深入研究。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下面具体来分析,先看劳动力。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占比越高,劳动力资源就越多。下图是1960年-2018年的劳动人口占比数据,可以看到,在1976年以前,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保持在55%上下,比较低。计划生育开始后,1980年代劳动力占比提高了10%,恰好改革开放也开始。改革开放和我国人口红利增加完全是巧合,并非计划安排,但是踩对了点。1990年代,劳动人口增速下降,但是到2000年之后又冲上一个高峰,占比接近75%,非常高。2010年之后,劳动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好在2000年-2010年这段时间中国又加入了世贸组织,经济增长再一次突飞猛进。当全球金融危机暴发时,中国不得不告别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人口红利也在消失,我们的经济增速也逐步下降。当然,这并非两个因素之间的简单因果,但可以说明的是,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个偶然因素就是人口红利的助力。

  

   再看资本积累,即储蓄和资本形成。这里主要看1978年-2017年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比例。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中国这三大部门都有储蓄,特别是政府储蓄率,并不低于居民储蓄率,企业利润也基本百分之百是储蓄。所以,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均在上升,但是上升速度比较缓慢,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到2010年这段时间,增速突飞猛进,从低于40%到超过50%。当然,这一过程的反面是消费占GDP比例在这十年里急剧下降。2010年之后,我们的国民储蓄率、资本形成占GDP比例双双下降。

  

   国民储蓄率超过50%很少见,世界上其他国家大概只有新加坡曾经达到过。对此,有两个解释比较靠谱。

   一个解释是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生命周期假说”的提出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指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储蓄率都可以用“生命周期假说”来解释。该假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成正比,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就上升,经济增长率下降,储蓄率就下降。这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以2010年为界的储蓄率变化,因为在2010年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提升,储蓄率也提高,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储蓄率也下降了。

   另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GDP结构的变化,即我国“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这里讲的“去工业化”,是指工业增加值所占GDP比例和工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下降。从2010年开始,我国工业占比就在下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或轻视工业,而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从规律上都会出现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高。当然,工业资本回报的占比较高,因为工业资本含量比较高,这样一来,资本拥有者随着工业增长拥有的财富就会增加,但是收入越高的人储蓄率也越高,所有国家都这样。所以,在工业化阶段储蓄率上升,去工业化的时候服务业占主导,服务业劳动力报酬比较高,但是服务业劳动者的储蓄率比资本拥有者低,于是带来储蓄率的下降。

   最后看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已有成果的荟萃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0%,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基本是40%-50%,很多人因此认定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我认为这种度量有很大的问题,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比如资本存量、嵌入式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这些单要素生产率应该怎么度量?度量的方法不同,结果会相差很大。如果通过工资和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率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中国 1996年-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41%,与发达国家的最低比例吻合。

  

   展望未来30年:现代化经济强国的挑战与可能性

   到2049年,中国的目标是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中,我们问了两个问题:

   一、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有多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什么新的挑战?如果一切正常,我们能不能实现预设目标?

   我们为中国现代化强国预设的经济指标,是中国人均收入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50%。有人可能觉得这个目标太低,但我们要知道目前世界上人均收入(扣除物价等因素的可比收入)超过美国50%的国家只有40个左右,超过美国50%基本上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或者说跨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门坎,成为现代化的、高收入的国家。

   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7%,将目标定在超过美国人均收入50%是合理的,这相当于我们在未来三十年间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要翻一番,即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只要平均比美国快2.4个百分点就可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开始追赶美国,从1950年-2014年的中美经济增长数据可以看到追赶进度在改革开放之后明显加速。未来如何呢?

   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收敛理论”,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即给定增长(收敛)条件,收入水平较低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要高于收入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也就是说,给定增长条件的情况下,越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增长越快,最终,两个国家的增长速度会趋同。

   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我们研究了三个收敛条件,即城市化率、教育水平、劳动人口比例。城市化率提高意味着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增加,生产率会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意味着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会提高。劳动人口比例看起来对中国是一个减分项,因为我们的劳动人口比例近年来在持续下降。

   基于这三个收敛条件,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进行预测,并得出高、中、低三种经济增速对应的情景。总体而言,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持续下降,特别是在2025年和2027年,增长速度下降更快。一方面这符合“收敛理论”所言最终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中国的速度也会向美国趋同。但即使如此,未来三十年我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可以达到4.7%。假定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维持在2%,那么我国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翻番所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4%。

   即使是按照低增速的情景来预测,到203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要说明的是,这是按照目前的价格来计算的,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时间可能会提前。另外,美国今年因为疫情负增长比较多,中国至少能保持不衰退,时间可能还会再提前一些。

   按照人均收入来讲,以人口高增长的水平预测,也就人均收入增长最慢的情景来分析,中国到2050年的人均收入也能达到美国的60%,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问题不大。

   最后总结一下,过去四十年乃至过去七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后面四十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奠定的基础。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还要尽可能继续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考虑到劳动人口减少这一不利因素,我们要在资本积累,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面再多下功夫,同时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把这两个收敛因素用足,以最大努力去追求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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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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