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黄河: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进程与价值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20-08-23 18: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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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黄河  
认识到需要通过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来实现生产力解放与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 中国发展的是苏俄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方式,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成功地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较好的促进作用,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周恩来指出:“苏联无产阶级……执行社会建设计划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模范。”〖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肯定了苏联建设模式,并且把苏联建设模式的某些方面应用于革命根据地建设之中,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1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亦是开始大规模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列宁早期直接过渡思想是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我们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69页。〗。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按照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整体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就没有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成就,从这个意义来看,苏联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共产党在仿效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诸如忽视中苏两国国情和众多差异而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直接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直接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战争时期的苏联模式并不适合和平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另外,在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体制的认识中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存在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体制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简单化倾向,从而导致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并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探索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事实表明,未继承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思想,是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缺陷,这也是我们学习苏联模式的盲区。一直到苏共20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直接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于是开始了以苏为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

   3.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历史自觉

   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也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根本性变化,提出了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为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思想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初期,由于借鉴了苏联经验教训、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的正常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在道路探索中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党的八大的正确决策、《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理论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工作重心的适时转移。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指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国内主要任务,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转移。

   二是经济建设方针的合理制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要按照农轻重次序来调整它们之间的合理比例。1956年6月中共中央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错误,制定了“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也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方针,强调与注重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同时,开始对统一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适度扩大地方与企业的一些权力。

   三是政治生活的民主推进。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党的八大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而言,党的八大是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与党的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典范。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且明确指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对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四是繁荣科学文化事业思想的提出。1956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中,党的八大前后制定的一些正确思想与方针政策等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与落实,导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和经济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高指标。不是说想加快发展的愿望和动机是错的,“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966—1976年是道路探索步入歧途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使得道路探索出现停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果断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总体而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1页。〗。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虽然当时我们在艰辛探索中未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果,如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等等,这些都为中国道路的形成与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所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经验教训为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启示,为后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提供了历史动力,使我们更加懂得如何正确地以史为鉴、不断前进,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事实表明,只有在成功与挫折的不断反思与觉醒中,人们的认识才能更加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正确之路,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历史经验所在。

   反观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面对经济政治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矛盾,选择改革的思路没有错,但是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把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改革的基本方针,很快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政治局势的失控,最终导致苏联发生剧变,亡党亡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因此,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和理性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变化,严格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俱进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页。〗

  

   三、中国道路的价值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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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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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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