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先 徐枫:新基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20-08-22 15: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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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朝先   徐枫  
参与热情高涨。但在“一带一路”基建领域,引领新基建项目“出海”的企业数量则少之又少,堪称“冷清”。“一带一路”建设中,新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电网、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建设集团等数量极少的大型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企业主体参与度较低,造成中国海外新基建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以及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能力较弱。目前,参与海外新基建的企业中,除华为、中国西电等具有绝对优势的市场竞争主体以外,其他市场化企业主体仍以单点、个案的业务拓展方式,缓慢参与“一带一路”各类基建项目。

   总体而言,我国尚未形成“出海”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的“联合舰队”,国内外新基建项目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态势。在已经参与的海外新基建项目中,中国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也相对较弱,亟需加强。以数据中心建设为例,中国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三家互联网巨头所拥有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数量之和,不足美国亚马逊一家公司的一半,公司实力差距,导致我国企业在竞标国际重大基建项目时较难胜出。

   (三)某些国家“掣肘”将对“一带一路”新基建构成直接威胁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诸多,这些国家与我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等领域有很大差异,新基建特别是其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被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定义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数据等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受没有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如美国、欧盟成员国等影响,许多国家对中国公司参与其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近年来,以美国、澳大利亚为首的一些国家,多方阻挠中国参与其他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通设备的采用,导致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来应对这些国家的围堵和分化[8]。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推出的“长臂管辖”,对我国信息通信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9年底,美国在东盟峰会“印太商业论坛”上发布了“蓝点网络”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三方共同发起,其宗旨是所谓的“统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至高质量、可信赖的程度”。由于“蓝点网络”计划强调“全球标准”“私营企业注资”、关注“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但该计划的核心是对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采矿和金融服务等进行“评估和认证”。这一计划对我国“一带一路”新基建构成威胁,因为该计划宣称尊重所谓的“全球性标准”,包括对“透明、责任制、财产和资源的主权、当地劳工和人权、法治、环境以及政府在采购和融资方面的良好做法”表示尊重,实际上是设想以他们的标准替代中国标准,或者以他们的标准来“评估和认证”中国“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设置障碍。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进“一带一路”新基建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和智能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传统的交通、水电、能源、城市建设等“混凝土+钢铁”的模式转到关注国家信息和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我国新基建的提出,要求提高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认识,将基础设施扩展到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诸多领域,不仅重视基础设施物理硬件的“硬联通”,而且注重标准、治理等“软联通”。

   首先,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从政策、资金、法律上予以扶持,积极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例如,研究制定与新基建相关企业“走出去”的财税奖励扶持政策;推进与“一带一路”节点国家签订建设“数字自由贸易区”协议;建立完善与跨境电商监管相关的政策协调,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谈判进程,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国际网络,为中国企业海外参与新基建建设争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正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和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合作,利用其全球网络和项目信息优势,大力促进新基建三方市场合作。

   其次,我国应禀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一带一路”国家一道制定新基建的“国际标准”。例如,可以考虑在具体项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2019年G20大阪峰会通过)的六大共识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考虑项目生命周期的经济效率、纳入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因素;增强抗自然灾害风险的韧性、加强基础设施的治理)进行标准认证,并与东道国合作推出实现标准的软联通,有效应对“蓝点网络”计划。在操作层面,对于新基建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尽量直接推广应用中国已有标准;对于中国与东道国组成互联体进行的共建项目,可以合作制订标准,提升合作水平。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短板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强化自身标准体系的实践,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积极解读相关国际标准,逐步形成完善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版”新基建标准体系。

   (二)构建底层技术支撑体系,以此破除产业链的“技术阻点”

   新基建领域,汇集了各项底层技术,如新基建建设中所涉及到的核心装备、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都需要坚实的底层技术支持。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化基建,底层技术的支撑体系是其发展的基础保障,更是强劲推动新基建高质量增长的根本所在。中国要站在“一带一路”基建领域制高点上,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根本转变,持续进行技术攻关,掌握新基建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各种底层技术。

   对于新基建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底层支撑技术,应将其视为“核心公益技术”,政府可直接组织多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破除产业链的“技术阻点”,也可委托国内最前沿的科研机构、龙头企业进行关键技术的“精准研发”,最终产生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实现共享。只有这样,才可能构建新基建所需要的“自主可控”底层技术支撑体系,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新基建才有真正的可靠技术支撑。

   (三)推进多渠道培养方式,确保为“一带一路”新基建提供智能支持

   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的建设与运营,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跨国经营管理人才、资本运作人才参与,需要外语、软件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等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此,需要强化人才培养、增加供给途径,优先从国内高等教育机构、研发机构、创新中心等选择人才,要从新基建项目中通过“干中学”发现和培养人才。要坚持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化沿线国家科技人才交流,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行,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实行双向培养、联合培养、融合式培养“一带一路”新基建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不仅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新基建,而且惠益“一带一路”国家的长远发展。实践中,可以依托中国与东道国的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专门培训机构等合作,从共同研发、项目培训、合作办学等多种渠道,培养新基建所需各类人才。

   (四)健全投融资支持体系,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金融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全球占比近半,未来新基建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市场规模不可估量。考虑到“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财力状况,需要创新基建领域的投资模式,激发市场活力,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新基建之中。可以考虑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中设立新基建专项,也可以考虑单独设立“一带一路”新基建专项基金,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并打造中国主导的高品质新基建项目。积极联合东道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设立国内外新基建引导基金,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新基建联合体项目(与东道国企业共建项目)。

   要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三方合作机制,支持包括第三国、国际金融组织等在内的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新基建,尤其是要注重吸引具有专业优势的社会资本参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既避免中国企业、中国资本“单打独斗”,降低新基建项目风险,又提高新基建建设运营效率和服务品质。将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机制引入“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领域,形成“PPP+REITs”机制,是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PPP项目融资难、完善社会资本交易退出机制、盘活存量资本投入和增强PPP项目流动性的重要举措。

   应根据项目性质、风险分配基本框架、融资需求和期满处置等各项因素,选择适当新基建PPP运营模式,如BOT(建设—运营—转让)、BOO(建设—拥有—运营)、委托运营等。依据《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尽快遴选优质的“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开展不动产信托基金试点,相关试点标的可优先选择落地在与我国形成稳固关系国家的项目、且进入运营期的新基建PPP项目。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探索在深交所和上交所设立不动产信托基金板。在设计相关交易和制度框架时,允许境外符合条件的“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设计为不动产信托基金,并在我国交易所上市;同时,允许国外投资者投资购买我国发行的“一带一路”新基建PPP项目不动产信托基金。

   参考文献

   [1]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J].中国总会计师,2020(4):11.

   [2]郭朝先,王嘉琪,刘浩荣.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OL].(2020-06-28)[2020-07-20].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4558.G.20200628.1127.008.html.

   [3]李海舰.五方面理解新基建内涵与重点[N].经济参考报,2020-07-07(007).

   [4]杜国功.统筹四个关系推动新基建行稳致远[N].经济参考报,2020-07-06(007).

   [5]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N].人民日报,2019-04-28(002).

   [6]丹青.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N].人民邮电,2016-11-18(008).

   [7]杨道玲,王璟璇,李祥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估报告[J].电子政务,2016(9):2-15.

   [8]林颖,陈炳福,李浥东,等.以基础型信息应用激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J].中国工程科学,2019(4):33-38.

   [9]潘素昆,杨雅琳.“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统计与决策,2020(10):133-138.

   [10]卢潇潇,梁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价值链重构[J].中国经济问题,2020(1):11-26.

   [11]郭朝先,刘芳.“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新进展与高质量发展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0(3):27-34.

   [12]吴慧德,刘永元.“一带一路”基础设施PPP项目不动产信托基金化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20(7):57-6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研究室;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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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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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NKI网络首发20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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