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继尧:基于中西艺术理论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 次 更新时间:2020-08-22 15: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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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继尧  

   作者简介:凌继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第六届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定位问题,特别是它与艺术学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争论已经很久了。2011年以前,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当时还是二级学科艺术学。2005年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后历届的艺术学年会上,都争论过这个问题。自从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二级学科艺术学升格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一直困扰着该学科的研究者、从业者和研究生。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艺术学理论和“门类艺术学之间的关系,几乎是艺术学理论定性中遇到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1]。本文拟以中西艺术理论史为知识背景,通过案例研判,解析艺术学理论和门类艺术学的区别,寻找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有学理依据的、易于操作的标准。

  

   艺术学理论学科命名的由来和困局

   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命名常常被人诟病,关于学科命名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有人在论文中特地把艺术学理论“学科命名问题争论未消”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2]。还有人指出:“‘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名称,不仅在表述上不规范,还有名实不符的情形。‘艺术学理论’名称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引发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争议,而且也给人们的现实研究活动造成一些新的术语上的混乱。”[3]有人甚至建议取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命名,而另立新名。但是,如果知悉艺术学理论学科命名的语境和历史原因,我们对这种命名的指责就会少很多。

   2010至2011年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启动学科升格的工作: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条件的一级学科升格为门类,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学科升格是一项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领导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策划,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各个学科热情很高,一些一级学科申请升格为门类,更多的二级学科申请升格为一级学科。我国原来有12个学科门类。工科有很多学科,只有一个学科门类——工学;理科也有很多学科,同样只有一个学科门类——理学。在这次学科升格工作中,只有一级学科艺术学成功升格为学科门类,成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这充分说明国家对艺术学学科的重视,也是广大艺术学院不懈努力、反复论证、长期呼吁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学科升格的难度,学科升格给艺术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极大提升了艺术学学科的地位,值得我们珍惜。

   艺术学由一级学科升格为门类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艺术学门类下面设置一级学科,设置多少一级学科,各个一级学科的名称是什么。艺术学原来是文学门类下面的一级学科,文学门类有4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与传播学、艺术学,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文学门类剩下3个一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办的意见是:艺术学门类也只能设置3个一级学科。他们的考虑主要是要照顾到“左邻右舍”,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下面独立出来,如果它的一级学科数目超过了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他学科会有意见。艺术学一级学科原来有8个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如果合并成3个一级学科,只能有一种方案:美术与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这3个一级学科包含了除艺术学以外的7个二级学科,只有艺术学落空了。这个方案得到门类艺术学的大部分教师的同意,因为这7个二级学科都是传统学科,都招收本科生,如果撤销它们,引起的社会震动太大。而艺术学是一个新学科,又没有本科生。有些教师认为自己的学科也有相应的理论,再设置艺术学是多此一举,不妨借艺术学升格的机会,把艺术学这门二级学科撤销。

   在艺术学二级学科“命悬一线”的时候,很多学者和艺术院校提出不同意见。张道一、叶朗、仲呈祥等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保留艺术学学科,并将其升格为一级学科,理由是要充分发挥理论在这个艺术学门类中的引领作用。当时的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3人中,笔者和黄惇是代表二级学科艺术学的,我们当然主张保留艺术学学科。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拥有全国第一家艺术学博士点,首批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全国唯一的艺术学国家重点学科。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为保留艺术学二级学科,并把它升格为一级学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地在北京邀请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召开了论证会。国务院学位办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采纳了大家的建议,同意在艺术学门类下设置4个一级学科,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格为一级学科。

   随即这个学科的命名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由于学科门类称为艺术学,一级学科不能再称为艺术学。比照其他学科命名的惯例,数学下面有基础数学,医学下面有基础医学,当时笔者建议把理论型的一级学科称为基础艺术学。结果遭到其他艺术门类学科代表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你们的学科是基础,难道我们的学科就不是基础?”如果我们内部为学科命名争论不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甚至会威胁到该学科的生存权。于是各方妥协,采用了一个稍有些怪异的名称“艺术学理论”。有人提出要另立新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的工作组上报给国务院学位办的报告中列举的4个一级学科是: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对这种安排意见最大的是中国戏曲学院,艺术学升格前的8个二级学科中有戏剧戏曲学,升格后的4个一级学科把原来的其他学科都包括进去了,唯独遗漏了戏曲学。有些工科院士考虑到设计学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设计学应该单独设立一级学科。他们写了专题报告,由国务院学位办向学位委员会做出说明,结果美术与设计学分为美术学和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

   对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已有共识: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一般,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特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指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是艺术学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学科旨在研究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其研究方法是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侧重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各门艺术之间的联系,揭示艺术的规律和本质特征,构建涵盖各门艺术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笔者也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简介》的编写者之一。

   按照这种定义,必须对整体艺术、至少对两门艺术进行综合研究,才算得上艺术学理论研究。现实情况是:我国很多艺术学理论学科点设在专业性艺术学院里,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师原来就是某种门类艺术学学科的教师。例如,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的教师,原来就是音乐学的教师,如果让他再学习一门艺术,比如美术或者设计,然后对两门艺术进行比较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综合性艺术学院或者普通高校的艺术学院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艺术学理论的教师原来是学习某种艺术的,让他再学习一门艺术,才能进行艺术学理论研究,也是很困难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学习某种艺术出身,如美术学、设计学、音乐学、戏剧学、影视学等,如果在短短的读研阶段,让他再学习一门艺术,才能进行艺术学理论研究,同样是无法实现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某种艺术专业出身的教师,要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才是艺术学理论成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某种艺术专业出身的研究生,要写什么样的毕业论文才是艺术学理论论文?它同门类艺术学论文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各个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研究生论文开题和论文盲审中,选题问题往往使人手足无措、担惊受怕。对于艺术学理论论文和门类艺术学论文的区别,盲审评委也有不同意见,这带来了更大的混乱。这些问题极大妨碍了学科发展。

  

   西方艺术学理论著作的启示

   人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视为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著作。《诗学》的书名并不属于艺术学理论,并且其书名和内容也不吻合,它主要研究悲剧。《诗学》应该是戏剧学著作,为什么我们把它视为艺术学理论著作呢?虽然《诗学》主要研究的是悲剧,但是它通过悲剧研究了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所谓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就是其他艺术门类也会研究的问题。《诗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4]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研究的是艺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是其他艺术门类也会研究的问题。达·芬奇认为,最值得称赞的绘画是最逼肖于被模仿对象的绘画,他号召画家不要试图纠正自然,而要遵循自然,在这方面他提出著名的“镜子说”——“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5]如果亚里士多德通过悲剧提出艺术模仿说,那么达·芬奇则通过绘画提出艺术模仿说,他们研究的都是艺术学理论问题。

   《诗学》提出的净化说是西方艺术理论史上争论时间最长、分歧最大的理论问题之一。《诗学》第6章中悲剧定义的最后一句话说:“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绪得到净化”[6]。艺术净化就是通过艺术作品,舒缓、疏导和宣泄过分强烈的情绪,恢复和保持心理平衡,从而产生一种美感。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悲剧的净化功能,这种功能也存在于其他艺术如音乐、美术中。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研究的是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即艺术功能问题。任何一种门类艺术理论也都会研究这个问题。20世纪50至80年代,我国艺术理论界奉行艺术三功能说,认为艺术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这都是艺术学理论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一段著名的话常为人所援引:“根据前面所述,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判断可能发生的事。”[7]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诗”指文学乃至整个艺术。艺术虽然描绘个别现象,但是在假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可能发生某种结果(可然律),或者在已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必然发生某种结果(必然律),从而通过个别性揭示普遍规律。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是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即艺术创作方法问题,艺术创作究竟从个别性、特殊性出发,还是从一般性、普遍性出发?这个问题在西方艺术理论史上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古罗马批评家贺拉斯在《诗艺》中,主张从数量上概括同类人物的共性,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比如按照人物的年龄来描写他们的性格:小孩子喜怒无常,少年喜新厌旧,中年人小心翼翼,老年人因循守旧,等等,这是对立于典型说的类型说。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罗在《论诗艺》中重申了贺拉斯的类型说:写阿伽门农应把他写成骄傲自私;写伊尼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祇;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离。德国思想家歌德多次谈到他和席勒在创作方法上的区别,他说:“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方法才是正确的。”[8]这两者的区别就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和“为一般而找特殊的区别”。

   《诗学》也有研究专属性艺术理论问题的内容。所谓专属性艺术理论,就是本门类艺术学感兴趣,而其他门类艺术学不大关注的那些艺术理论。例如,《诗学》在定义悲剧的特征时,指出要“具有悦耳之音的语言”,即具有节奏和音调(亦即歌曲)的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即某些部分单用韵文,某些部分则用歌曲[9]。这些专属性艺术理论的内容在《诗学》中占的篇幅很小。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表明,无论是研究多种艺术,还是研究一种艺术,只要重点研究了普适性的艺术理论问题,就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德国音乐家舒曼在论述肖邦音乐的论著中指出:“肖邦的作品是覆盖着鲜花的大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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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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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艺术教育》2020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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